技术与规范结构耦合:数字时代环境法律系统的智慧建构

数字技术在推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逐渐成为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转型的时代趋势。然而,数字技术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高效率”特质,能从实然层面影响环境法律规范适用,并引发效率与公正之争。在系统论视野下,数字时代的环境治理以程序代码为载体,技术实质上承担了部分环境监管职能,即技术系统对环境法律系统产生了“激扰”,引发了系统功能分化。技术系统与环境法律系统都属于社会系统中“封闭运作”的功能子系统,并围绕“技术代码”形成了结构耦合关系,这成为环境法律系统优化的形成机理。因此,为契合数字时代环境治理需求,环境法律系统自创生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规范及时回应技术内嵌式环境监管,实现代码规范化;二是技术与规范结构耦合,实现规范代码化,最终完成环境法律系统之智慧建构。

论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遥感遥测等新兴信息技术应用于环境监管实践的程度不断加深,技术赋能已然成为当前及今后开展环境治理的重要途径,也成为环境法法典化的时代背景。然而,技术赋能在提高环境治理效率的同时也挑战了现有环境法范式:一是新兴信息技术介入环境实践引发了新的不公正现象,使实体性环境正义和程序性环境正义都受到了挑战;二是环境法律规则滞后于治理需求,由于在环境法律规制场景中,以技术代码等为主的“算法程序”能够成为实然层面的“环境法律规则”,会导致权利义务失衡;三是环境监管过程中大量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可能出现数据失真、算法偏见、规制俘获等风险,影响环境监管部门在决策、监督、管理及执行等过程中的职能履行效果。随着环境法典编纂提上议程,如何权衡技术赋能的风险与收益成为亟待解决之题。由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突破了既有环境法范式,出现环境治理场景去人工化和环境法律规制在线化现象,这意味着技术成为环境治理和环境法律规制场域的介入因素,导致环境治理实践面临社会系统和规制系统双重“脱域”之境遇。可见在大数据时代,不仅要关注环境法典编纂的篇章结构、规范体系等具体问题,也要立足环境法范式转型之时代需求,为研究环境法典的未来样态提供理论支撑。因此,技术赋能背景下的环境法法典化要在祛魅技术风险的同时保障治理效能,并逐渐迈向智慧型环境法典。其一,要塑造新型环境法典理念,重构环境法与新兴信息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回应技术赋能对传统环境正义所带来的冲击,进而形成能被环境法共同体所接受的共有价值,实现数字环境正义;其二,要结合新兴信息技术改造环境法律规则,实现环境法律规则与技术代码的沟通,并以此为基础创新环境法律规则形式;其三,智慧型环境法典要关注风险预防,实现风险与收益相平衡,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建立智慧型环境风险防治机制,提高事前、事中及事后全流程环境风险防治效能。

新媒体的社会信任问题研究——基于“深度伪造”短视频视角

近年来,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媒体视频业迅速发展,成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但因短视频门槛低、传播快、监管难等特质,容易与“深度伪造”技术相结合,进而出现“深度伪造”短视频。为推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从监管措施的完善、防伪技术的强化、塑造行业自律及民众素养等方面探讨化解新媒体的社会信任危机之对策。

新兴信息技术赋能下环境法律规制的革新

随着新兴信息技术在环境治理领域中的应用及完善,以科技赋能为基础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成为未来的趋势。技术赋能环境治理从实然层面改变了环境治理方式和手段,且新兴信息技术在规制层面的应用有望提高治理效能,但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过程也将技术不确定性带入环境监管之中,引发如监测失真、决策偏见等新型风险。技术对监管层面的冲击可能导致环境法律规制系统失灵,表现为规制理念落后、规则体系缺陷、规制权力受阻及规制俘获等。基于此,未来环境法律规制系统需从内核和外延两方面予以调适,既要实现从事后监管思维到风险防治的思维转变,也要从参与机制、评估机制、规制模式及法律规则等方面实现环境法律规制范式的革新。如是方能防范技术赋能引发的新型环境风险,实现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规则之治。

数字中国背景下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研究

算法决策已成为建设数字中国的一项基础性技术。由于算法决策系统的复杂性和科技依赖性等特征,在决策过程中容易引发隐私泄露风险、算法决策错误风险、算法偏见风险和声誉风险等算法风险,使用户面临不确定的算法决策环境。算法风险会引发公众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产生算法恐慌情绪并可能导致算法污名化,进而阻碍数字中国的进程。应对算法决策的信任危机,理念层面,要明确算法决策的技术理性;规制层面,要提前规避算法决策的风险;声誉层面,要为算法决策正名,实现算法“去污名化”;用户层面,要营造一个良好的算法用户环境,以构建算法决策的社会信任机制。

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社会信任问题研究

在风险社会中,有针对性地进行风险沟通已成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的有效手段。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脱域"特质的陌生人社会逐步形成,且移动智能终端进一步普及使得生活场景向虚拟化趋势发展,社会生活现状的改变对风险沟通提出了新要求。应从风险治理、立法完善、专家系统以及公众参与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中的社会信任机制,重构公共卫生事件风险沟通"信任链"。

论PPP项目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

近年来,为防范重大风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转型成为必然趋势。当前阶段平台公司多作为PPP项目中的政府方出资代表,在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以后,如何确定PPP项目公司政府方出资代表成为亟须明确的问题。立足于政府融资的规范发展,PPP项目实施机构可以作为政府方出资代表,平台公司转型之后的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可以继续做出资代表。

浅析PPP项目纠纷的解决途径——以仲裁为视角

我国PPP项目存在不规范的问题,如发生争议,如何解决纠纷显得至关重要,诉讼、仲裁、调解等都是可供选择的途径。当前阶段,通过诉讼方式解决PPP争议纠纷,显现出诉讼方式效率低、成本高等缺陷,而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调解解决纠纷制度。用仲裁方式解决争议存在着效率高、成本低等优势,以专业仲裁的方式解决PPP争议,将真正有利于争议的解决。

PPP项目黑白合同的审思——基于博弈论视角

总结现阶段我国PPP项目黑白合同的现状及问题,结合经典博弈理论,得出政府与社会资本就黑白合同谈判的博弈模型,并通过博弈结论对我国PPP项目黑白合同进行分析,最后从博弈论视角得出应对PPP项目黑白合同的相关建议,借以促进PPP项目规范化发展。

新兴信息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新兴信息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是应对环境问题的新途径和新趋势。运用新兴信息技术进行问题识别、信息传递与即时决策,可促使环境治理升级,实现“智慧”环境治理。但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过程会引发新型治理风险,如数据内容失真、安全隐患、信息孤岛及算法偏见等,将制约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实际效能。基于此,既要从宏观层面明确技术赋能环境治理风险的法律规制向度,更新数字中国的环境正义理念,并将风险预防原则贯穿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全过程;也要从微观层面建构风险因应的法律制度,从风险预防机制、数据共享机制、动态监管机制及法律责任机制等方面健全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法律规制体系。

环境健康风险的动态治理:模式、维度与路径

现代风险社会中,环境健康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和生命周期性,加剧了环境健康危机的破坏性。现行评估型环境健康风险治理模式侧重风险预防,缺乏对环境健康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宏观把控,难以充分保障治理效能。鉴于环境健康风险具有生命周期性且呈现出"火山型"的结构特征,其治理模式要根据风险现实情况及时动态调整。具体应以风险文化为基础,以有能力的风险治理参与者、灵活的风险沟通机制为要求,落足于风险治理制度的动态调适,从而建立风险全生命周期的动态治理模式,以实现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与公众健康的动态平衡。

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美国环境公民科学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新兴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成为未来应对环境问题的趋势。环境公民科学作为技术赋能环境治理的途径之一,指公众以新兴技术为载体广泛参与环境治理。美国环境公民科学制度较为成熟,通过在线平台和专门立法保障环境公民科学项目实施,实现了环境公众参与理念与技术赋能环境治理实践的协调。以此为鉴,为提高我国未来技术赋能环境治理效能,应提高技术赋能的参与度,拓宽参与路径;意识到技术赋能的局限性,防范技术赋能引发的风险;完善技术赋能法律制度,借助法律武器为技术赋能环境治理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