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伤与救赎——黎湘萍教授谈台湾文学研究

一、终结冷战思维的台湾文学研究陈美霞:黎老师,您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在现有的学科体制里相对边缘,但是您对这个学科很有热忱。有人说您是"把台湾文学当作事业来经营",除了自己的学术研究外,您还很重视学科建设与年轻人的培养,近年您更是发起了多场高品质的研讨会来推动两岸三地学术交流,您对这一学科的热情源自哪里?黎湘萍:这真的是说来话长,要从我们为什么会去研究台湾文学说起。1985年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专业不是台湾文学,而是文学理论。为什么学文学理论?1985年被叫做"方法年",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文学只是我们当时思考问题的介入点,凡是20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都有体会。在这样氛围下,我们的反省是:西方之外,我们的周边状况是怎么样?特别是1949年后的台湾,它的理论状况是怎样?

族群、文化身份与华人文学——以台湾香港澳门文学史的撰述为例

在清理大陆的台港、华文文学研究的一些问题的基础上 ,讨论与这一领域的研究相关的理论、学术和方法问题。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是对以往一些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成果的回顾、清理 ;其二是讨论我个人觉得可以展开的一些问题 ,譬如“华人文学”这个概念的有效性、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动关系及其可以提供的一些资源和视野等。

“杨逵问题”:殖民地意识及其起源

“杨逵问题”不止是一个“文学”的问题，而且是“文化”、“民族”、“社会”和“阶级”的问题。其中，“殖民地意识”是“杨逵问题”的核心部分。“殖民地意识”是近现代作家区别于古典作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特色。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最鲜明的、自觉的“殖民地意识”的，首推台湾作家。日据时代台湾作家的“殖民地意识”促使其“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发生分裂与冲突，这种分裂与冲突当然只有从殖民地的基本的经济基础和相应的社会关系入手才能得到深刻的认识。从文学的角度看，“殖民地意识”非常直接地影响到作家的文学创作与批评理念。有自觉的“殖民地意识”和没有“殖民地意识”两者之间所产生的文学形态有明显的差异，这个差异正是以赖和、杨逵为代表的“抵抗”的文学和殖民主义者“皇民文学”之间的差异。“殖民地意识”的萌生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析这个过程，有助于理解被压迫民族和阶级的意识与殖民地的特殊“现代性”之间的关系。

思想家的“孤独”?——关于陈映真的文学和思想与战后东亚诸问题的内在关联

1990年代以后,台湾本土化思潮勃兴,使陈映真带有批判性格的文化、社会、思想评论迅速被边缘化,与七八十年代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但他60年代以来的文学写作(特别是小说)仍魅力不减。关于陈映真的解读,分别在"诗"与"思"两方面出现了裂痕,两岸知识界对陈映真的解读,均有类似的现象,但因历史脉络的差异,对于陈映真的欣赏、接受、评价,在取舍上又有所不同。本文意在分析这种充满了困惑和分歧的解读现象,认为只有将陈映真放在东亚近代史的脉络中去定位,将陈映真先生的文学和思想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整理和总结,思考陈映真50年代以后的文学写作和文化、思想、社会评论与战后东亚社会、历史诸问题的关联,方能更为完整地呈现陈映真的思想和文学的面貌。这与仅将陈映真放在台湾的统独论述中去为他"着色",或者仅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运用去判断他是否教条,是不同的思考角度。

两种现代性?——冷战初期两岸小说初论

两岸三地文学在1949年以后的发展,究竟是"分道扬镳",还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所选择的不同的现代性路线的开展?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迄今为止的文学史论述,几乎都侧重于前者,即在"分道扬镳"的分析模式下,以己之是非为是非,因而无法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中观察彼此的异同。本文试以最具有近代政治色彩的五十年代小说作为观察的对象,从"现代性"在两岸开展的角度,揭示出表面上充满了差异的两岸小说所隐藏着的内在的关联。五十年代小说所反映或构建起来的新的历史与文化结构,恐怕只有在近代的时空脉络中,才能看的比较清楚。本文试以陈纪滢、周立波、张爱玲和丁玲创作的四部长篇小说作为讨论对象,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讨论,以期引起批评和更加深入的关注。

文体与思想——论旅美台湾作家郭松棻的离散写作

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战后文坛中崛起的台湾作家之中,真正形成的自己的文体风格的,除了白先勇、陈映真、王文兴、七等生之外,就是郭松棻(1938—2005)。郭松棻有文字上的洁癖,一篇作品,而有两种版本,在郭氏的写作中似乎很常见。以小说论,《含羞草》(mimosa)、《写作》就有不同的版本。从版本的比勘,可以看到修改的痕迹和文体的追求和形成的过程,更重要的是文体背后的思想过程。郭松菜的文体所暗含的思想对于揭开战后台湾的思想闷局,尤有意义。从版本到文体到思想,逐层剥开郭松棻写作背后的思想苦闷和追求,从而进一步理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离开台湾到美国留学的一代人在冷战时期的思想的变化和写作的意义,本论文将其称作"冷战时期的离散书写"。

台湾光复初期公共领域的建立与文学的位置:1945～1949

光复以后的台湾,经历了一个充满各种可能性的历史转折期(1945～1949)。短短的四年时间,几乎把台湾人自明郑以来将近四百年的历史记忆都重新唤醒。语言、文化、族群、政治等的认同,在经历了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统治之后,面对一个熟悉而陌生的政治环境,成了新的问题。这个时期介于政治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公共领域——由各种公营和私营媒体构成的舆论空间——大部分是由台湾本省籍知识者和来自大陆的知识者来共同建立的,而文学者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本文讨论光复初期公共领域建立过程中文学的位置问题,即文学者如何参与了光复初期重构历史记忆、"解殖"、处理认同危机等重大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对战后公民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却因两个极具震撼性的事变而中断:二二八事变和国共内战。这两次事变,导致了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传统的中断和戒严法的实施,在两岸被迫纳入世界性的冷战结构之后,更使战后初期的公共领域夭折。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解严之前的台湾文学性格,似乎都与这一"公共领域"的毁灭有关。

“白先勇时间”与中华文化复兴

2021年9月末,我在北京某院线观看了纪录片《牡丹还魂》,我原以为纪录片进入中国大陆的院线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因为大陆的观众似乎对戏剧、电影或连续剧更有兴趣,但《牡丹还魂》的现场证明了这是我的偏见。不仅观影的观众多,而且大半是年轻人。开场前,我听到身边的一对恋人低声聊天,女的对男的说:“看这部片子,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男的笑了:“我也是!”纪录片从开始到结束,整个播放期间鸦雀无声,到最后全场竟不约而同地鼓掌喝彩(有个朋友在别的影院观看后给我发微信,所描写的情景也是如此)。

一场跨域对话的实录——《身份与文学与其它》前言

三年前的深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主办、文学研究所台港澳文学与文化研究室组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两岸学术交流论坛——身份与书写：战后台湾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庐山脚下召开。来自大陆、台湾和美国的25位学者，展开了两天充实的研讨交流。三年后终于将论文结集的这个时刻，我们为拖延惭愧，也在为记忆重温欣喜。想起当日热烈乃至于激烈的讨论，最终碰撞出超乎寻常交流的理解——那确实是一场让人内心畅快、通亮而温暖的学术体验，即使是作为“谋划者”的我们，也有点始料不及。

知识者的现实认知与文化想像——从20世纪40年代台湾作家的日文小说看其文化认同的困境

以 2 0世纪 4 0年代的台湾小说为研究对象 ,分析日本殖民统治末期的文化统治策略如何在特殊的战时体制下形成精神上的高压 ,而被异族支配的台湾知识者对于当时现实如何认知 ,并由此产生何种形式的反抗。呈现于小说当中的两种文化想像 ,其一是试图在审美的层面上重建汉民族的文化自尊 ;其二是隐晦地表达有别于殖民者意图的新的文化理想。这两者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据时代台湾知识者的精神状态。对这一精神状态的分析 ,有助于从学理的层面上厘清身处现实困境当中的近代东亚的知识者纠缠不清的政治问题、民族问题。

闻弦歌而知雅意——从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开始的文艺复兴

文化复兴或文艺复兴,是五四以来知识者最为关心现代问题之一。五四知识者用以复兴中国文化的方式,不是“继承”和“发展”的方式,而是“断裂”和“引进”的方式,即截断我们固有的人文传统,而从异域输入有活力的“异质文化”。然而,近一个世纪后我们发现,西方的东西并未化成我们的“思想传统”,因此,所谓的“文艺复兴”, 不再可能是亦步亦趋地复兴西方的文艺和文化,而应是更新认识,反省、批判性地复兴内在于我们的血肉的文化和文艺传统。白先勇的昆曲青春版《牡丹亭》是从戏剧着手进行文艺复兴的有益而成功的尝试。

研究与对话——读陈美霞《审美的困难》

戊戌年春,任职于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陈美霞博士寄来她的书稿《审美的困难》。这本书收入了美霞近十年来所撰写的文章,涉及台湾文学史叙事中的现代性、意识形态纠结,国际冷战结构与民族分裂条件下的文化政治和文学书写,族群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记忆的复杂关涉对文学写作的深刻影响,消费社会与大众文艺风潮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这也是21世纪以来海内外从事台湾研究的学术界普遍关注的关键问题。

时空观的变迁与文学经验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有效描述和解释中国20世纪文学经验的概念,它将20世纪文学与古典文学做了内在的区分。构成'现代性'最根本内核的,是在西方影响下的新时空观。随着线性时间观而兴起的进步史观,随着新的地理概念而出现的全球视野,深刻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时空概念。也带来了新的生存危机和生命体验,形成日益复杂的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这些经验借助现代媒体、现代语言文字(白话文)和现代小说形式化为文学经验,使'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带有启蒙性质的新文学理念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渐形成了新型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创造了一种可以发现'新'的现代人因素与现代社会生活的美学形式。本文对时空观的变迁脉络做了初步的清理,以期深入理解文学经验之社会化、国家化和个人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轨迹。

语言革命与现代性──关于20世纪初中国文学革命的反思

“语言革命”成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新文化”、“新文学”的重要突破口。“语言革命”总是与本土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现代性是理解“现实”的过程。白话文是走向“现代”的“启蒙”工具。主张废除汉字和拼音化，是当时全盘西化论的组成部分，最后却不了了之，可以看作中国接受“西化”的一种限度。

“左撇子”思考——序梁巧娜《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

《性别意识与女性形象》一书融合了女性主义的视角、后殖民文化研究的立场和解构的、叙事学的方法,将文学解读之中向来被遮蔽住的“性别意识”揭示了出来,细致地梳理出一条中外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生成史与变迁史,同时也细致分析了文学创作之中有意无意的性别意识在文学形象塑造中所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