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论文从社会学视角,对广东坎镇与海南文镇两个移民群体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活动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海外移民对于侨乡公共文化事业的捐赠与其社会地位补偿密切相关,提出了"社会地位补偿"的解释范式。广东坎镇移民流向主要为美国、加拿大等经济发达国家,移民群体社会地位落差较大。他们的捐赠活动,不仅能够补偿他们某种身份及归属感的缺失,而且还能够获得一种额外的社会声誉。这种移民的补偿心态使得坎镇侨乡的公共文化事业出现了繁荣发展的盛况;而海南文镇移民流向主要是东南亚国家,经历了从"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变,祖籍地与移居地的经济差距缩小导致移民补偿成本升高,侨乡地方社会所构建的补偿体系对移民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从而导致文镇公共文化事业出现衰落的发展态势。

精英型与草根型框架借用--比较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的集体抗争

本文利用"框架借用"的概念,对处于同一集体抗争"主框架"下的失地农民与知识精英两个不同性质群体的集体抗争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失地农民通过借用知识精英的话语及策略以建构自己的运动框架,形成草根型框架借用;同时,知识精英也利用失地农民叙事框架的"弱势"特征,形成精英型框架借用,而二者之间的非对称性,很可能导致精英将草根的利益诉求进行"失真处理",使草根的部分利益诉求被"置换"。

国家需求、治理逻辑与绩效——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政策研究

论文梳理了中国政府在设立归难侨的安置制度以及制定相应的华侨农场政策中的治理逻辑及其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政府对华侨农场及归难侨的治理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设立之初强调"政治任务",到体制改革后注重"经济发展",再到后来对"社会和谐"的重视。华侨农场的设立具有安置归难侨、改善其生活的政治属性。但是,政府对华侨农场以及归难侨长期的特殊照顾导致了国家沉重的经济负担。出于提高生产效率、改善归难侨生活的目标,政府对华侨农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政策给华侨农场及其社区内的归难侨群体的生产、生活带来较大冲击,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面临着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张力的两难。国家的这种二元需求与社会结构、中央—地方关系等因素互动,共同影响了归难侨安置制度与华侨农场治理政策的变革轨迹以及治理绩效。

道义、交换与移民跨国实践——基于衰退型侨乡海南文昌的个案研究

论文以海南文昌侨乡为例,探讨了基于传统道义与交换互惠两种跨国关系的移民跨国实践的变化及其给侨乡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文昌的海外移民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经济与声誉地位同时上升的过程,再加上受到多层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纯粹社会声誉与身份归属方面的补偿不再对其构成吸引力,使得文昌移民与家乡一直持续的传统道义关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摧毁,基于传统道义关系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馈赠模式对于文昌移民的吸引力在下降。不少文昌移民试图与家乡重新建立起一种不同于传统道义的、互惠互利的社会交换关系,发展出一种既可赚钱又可普惠地方的跨国实践模式。而由于土地纠纷、行政干预等问题,海外移民与当地政府并没有建立良好的交换与互惠关系,使得盈利性跨国实践也没有在文昌移民群体中大规模兴起。这些都进一步导致文昌移民在祖籍地的跨国实践逐渐衰落,也使得侨乡的象征意义与示范效应逐渐式微。华人本着爱国和慈善精神汇款回中国的时代,已经转变为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着重投资的时代。

跨越彼岸:美国福州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研究

本文在政治跨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以美国福州移民为个案,考察无证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模式及其带来的后果。从福州移民的主观动机来说,无论是跨国政治支持、参与,还是争夺政治资源获得祖籍国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实现社会地位补偿、获得经济发展的机会以及获得政治合法性并最终能够顺利融入移居地。而对于祖籍国来说,移民的跨国政治活动与政府的外交政策、统战策略等国家战略不谋而合,因而获得了政府的认可。移民的跨国政治实践还很可能潜移默化地改变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利益格局,促使双方思考如何从对立排斥走向合作共赢。

跨国集体维权与“回飞镖”效应——基于美国福州移民的个案研究

在社会运动与跨国倡议网络理论的基础上,以美国福州卞村移民的一起跨国集体维权为个案,探讨国际移民的"回飞镖"维权模式的形成过程与发生机制。与典型的回飞镖模型不同,卞村移民的维权框架整合经历了本地动员与海外移民介入的双向互动过程。而且基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与政治框架,行动者较为谨慎且富于策略性地运用NGO与媒体,以海外华侨华人的特殊身份,利用与祖籍国的政治同盟关系,最终通过杠杆政治迫使相关利益主体做出让步,从而达成维权诉求。

海外华侨华人、侨乡社会与跨国宗族实践——以广东五邑侨乡薛氏为例

论文以旧金山、香港与广东五邑侨乡坎镇的薛氏宗亲会及其相关组织为重点,从互补与竞争的视角,探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薛氏宗族及其宗亲成员在一个跨国空间内展开的宗族实践,并进一步分析这种宗族实践的发生机制、发展过程及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回应传统宗族研究遗留下来的争论。由于海外侨资与声誉资源的稀缺,合作、竞争与矛盾始终存在于宗族内部,这种互补与竞争既是跨国宗族内部出现的不同成员及组织的经济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进一步成为维持与加强跨国宗族形态的不同区域、国家的宗族成员及组织对于宗族的归属感与向心力的重要动因。正是在这种既有同盟又有竞争的错综复杂的宗族网络中,侨乡宗亲组织以及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宗亲组织及其个体才得以呈现出丰富多样、精彩纷呈的跨国宗族实践。

从生产性身体到消费性身体:基于美国福州青年劳工移民的分析

随着生产性资本主义向消费性资本主义的转化,对于身体以及与之相关的主体性研究出现了从生产到消费的转向。本文在借鉴身体理论与劳工研究的基础上,以美国福州移民为个案,探讨这些跨国青年劳工是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过身体实践来完成主体性的建构,以及他们的生产性身体与消费性身体是如何实现历时性转向与共时性呈现的。改革开放后,市场因素的引入刺激了福州农民的身体商品化过程。投入跨国务工行列的他们被各种结构性力量建构成卑微与廉价的生产性身体。同时他们也采取消费策略积极应对加诸于个体之上的限制,试图重塑一个有价值、受尊重的消费性身体。然而,跨国青年劳工移民的消费性身体的呈现依然受其收入水平、国民资格、种族身份的制约,其在移居地的有限消费最终也无法显著改变被全球资本与移居地社会所塑造的次等的身体形态。

动员与被动员:华人移民与侨乡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后,海外华人移民以多种方式将汇款注入到有"侨"传统的东南沿海地区,带动了整个"侨乡"的社会转型。本文试图从"动员"与"被动员"的视角,考察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中华人移民作为一种跨国性资源是如何被各方力量动员起来的。一方面,中国国家至侨乡地方社会在将华人移民裹挟并卷入整个中国市场转型与现代化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动员传统;而一方面,华人移民一直延续传承的被动员传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重新焕发生机。这种"被动员传统"与"动员传统"相互联结,促使华人移民成为侨乡社会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

合法性机制显化与组织结构形变——以农民工装修队为个案

文章认为应从动态和多维角度分析不同机制在组织不同阶段的运作。文章通过城市化背景下一个农民工装修队的个案,提出组织在创建、拓展、调整、稳定的不同时期,合法性机制逐步取代效率机制成为显机制,正式结构仪式化。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机制呈现完全隐性、辅助、完全显性三种类型,而组织内日常经验性的非正式结构与正式结构的联系状态也伴随呈现高度重合、逐步分离、完全剥离的变化。

广州市海外关系及其社会经济效应分析

广州的"侨"的特征相比传统侨乡要弱,但与海外移民的联系比中国国内其他大城市要紧密。海外关系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对广州居民家庭有着积极正面的影响,侨眷无论是在教育程度、收入以及对于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评价上均比非侨眷高。但令人意外的是,海外关系对于广州居民家庭的积极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非经济的因素来产生影响而非传统的经济方式。

后殖民时代妇女运动的本地化困境——基于马来西亚新兴妇女运动的讨论

本文尝试以马来西亚新兴妇女组织及其运动为例,探讨后殖民时代妇女运动所面临的本地化困境及其后果。20世纪80年代,在跨国倡议网络的影响和女性精英的推动下,马来西亚新兴妇女运动产生并得到发展。然而,受到国家能力、"国家—社会"结构以及大众思潮的"硬约束",新兴妇女运动面临议题设置不合主流、议程开展受压制与资源获取不平衡的本地化困境。为此,马来西亚妇女运动借助国际化与政治化策略进行了有限的再调整。这种国际化与政治化的发展趋势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妇女组织及其运动并非被动接受欧美女性主义的客体,而是主动改变全球女性主义实践图景的重要历史主体。

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

国际移民一直以来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本文在梳理以往古典移民学理论以及国际移民汇款理论的基础上,旨在对移民跨国主义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进行探讨。文章指出,移民跨国主义的实践在不同程度地促进了移民家庭、家乡以及祖籍地区域性的发展,同时也给移民在移居国的族裔社区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国际移民对于社会发展究竟产生多大或怎样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这取决于祖籍国的社会经济制度、移居国移民/族裔社区的规模及其所拥有的各类资源的多少、移民群体中移居国的社会地位等一系列因素的互动。最后,文章从宏观、中观以及微观的层面就国际移民与社会发展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设想。

关公与观音:两个中国民间神在古巴的变形

华工作为第一代中国移民,于19世纪中期来到加勒比海的古巴,在鼎盛时期达到12.5万人,曾是亚洲之外的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美国的华人移民。上百年来,华人在古巴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古巴的天主教及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影响下,古巴华人所崇拜的关公和观音信仰发生了变化,即赋予或融入了某些西方和非洲传统宗教文化的元素。古巴的华人和其他种族的移民一样,共同参与和谱写了文化转移和宗教混合的历史进程。

多元、动态与差异:“移民与族群关系”国际研讨会述评

移民与族群关系问题是当今全球化大都市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国经济近30多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上城市化进程最快、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2亿多的流动人口。与此同时，国际和境外人口移人中国的数量也在显著增长。据最新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中国境内并接受普查登记的港澳台和外籍人士共102万人。不同社会群体的语（方）言文化、生活方式与习俗、社会经济背景等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不同程度的隔阂、误解、公开的或潜在的冲突给日益全球化城市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会和谐带来新的挑战。

饮食浪漫伦理与“吃货族”的乐趣建构:基于广州青年“吃货”群体的研究

通过对广州"吃货族"的研究,试图从社会学角度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与中国转型期背景下"吃货族"是怎样对自己的趣味进行表述与辩护的,并由此建构不同的乐趣类型。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饮食已经从一种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的手段转变为追求新鲜感的工具,饮食浪漫伦理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呈现扩大化趋势。除了社会区隔和分层的因素外,追求新奇、体验、乐趣与舒适的自我导向动机同样是理解中国当代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消费模式和倾向的关键。

从区域社会结构与在地文化系统视角看海外华人社团内部冲突——以美国为例

论文以美国四邑华人社团个案为例,结合区域社会结构、在地文化系统以及祖籍国影响因素,探讨了当代华人社团冲突的主要表现及其原因。长期以来,海外华人及其组织的研究,受到汉学人类学范式的影响,很多学者将其看作是汉人组织的延伸来研究,造成了研究的瓶颈与路径依赖。本研究认为,当代海外华人社团冲突的产生主要受到区域社会结构、在地文化系统以及祖籍国因素互动的影响,而不是以往研究所认为的"政治立场"原因。华人移民及其社团组织所面临的是在移居地的日常生活,时刻展示对于祖籍国的政治倾向并不合时宜。事实上,海外华人的社团冲突日益呈现出"日常化"与"去政治化"的趋向。

“政策性合约”的产生与实践: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

本文基于失地农民与水库移民的比较个案,尝试建立“政策性合约”这一分析概念来理解政府对于政策目标群体的内部差异化治理。研究发现,国家基于不同目标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分别建立了普遍异质型和特殊(类)同质型政策性合约。在宏观政策性合约的规制下,地方政府细化政策性合约内容与失地农民和水库移民产生具体的交换,并通过长期执行政策性合约,使这两个群体呈现出差异化的治理结果与发展轨迹:前者面临市民化挑战,而后者则某种程度延续了乡土性。

华人移民Up主的族群身份展演与反响——基于b站有关视频的话语分析

论文聚焦于华人移民在bilibili网站上发布的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经济为主题的视频,以及中国民众发表的弹幕点评,对它们进行话语分析与“过程追踪”。研究显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祖籍国网络媒体成为散居者进行族群身份展演、向祖籍国民众寻求情感支持的媒介之一。华人移民在自制视频中运用话语型构,展示自身在传承、传播中华文化与见证、支持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与作用。祖籍国民众在观看展演后与移民展开话语互动,对移民所主张的族群身份进行表态,进而深化了自身对民族国家文化与经济的自觉意识。华人移民的这种族群身份展演不仅是一种生存与发展策略,更反映了他们内在的情感需求与身份意识,为我们理解网络化时代散居者的身份认同提供了新的视角。

浅层融入、深层区隔与多层跨国实践——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例

论文在已有跨国理论对话的基础上,以牙买加东莞移民为例,从浅层融入、深层区隔与多层跨国实践等方面,探讨了发展中国家间的移民进行多层跨国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特征呈现。研究显示,这种跨国模式超越了祖籍国与移居国,具有不定向、多空间、多层次的特征,是东莞移民对其在牙买加浅层融入、深层区隔的社会境遇的一种灵活反应与弹性选择。在祖籍国、移居国等多层空间下,他们展开一系列多维度、多线层、多形态的跨国实践,以谋求经济利润的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与政治风险的分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