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任正非看企业儒学与中国式管理创新

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被誉为“企业界的思想家”,其思想吸收了古今中外先贤时人的智慧精华,而他尊称为“圣人”的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他创立华为公司并指导其发展壮大的重要思想源泉。任正非将儒家的“中庸之道”诠释为“开放、妥协、灰度”的“灰度哲学”,将儒家的“自强不息”演绎为华为“以奋斗者为本”的企业文化,将儒家的“吾日三省吾身”发展成为华为“自我批判”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脍炙人口的华为精神。任正非的企业治理思想及其在华为的成功实践,为中国式管理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实践样本和有益启示。以儒家思想为中国式管理的思想源泉,以守正创新为中国式管理的实现路径,以企业儒学为中国式管理的创新突破口,为儒家思想在企业治理中实现创造性转化,为企业理论在中国实现创新性发展,为世界新商业文明提供中国方案,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谱写工商文明新篇章。

先秦商人的儒商精神

春秋战国时期,在“工商食官”制度解体和儒家学派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先秦商人将儒家学说与经商之道相结合,形成了早期的“儒商精神”,包括子贡“赐不受命”的开拓精神、“亿则屡中”的经营谋略、“博施于民”的济世情怀,范蠡“与时逐利”的经营策略、“诚信立世”的经营原则、“富好行德”的仁义情怀,白圭“智与权变”的经营策略、“勇以决断”的经营战略、“仁以取予”的经营方略、“强有所守”的经营原则等,为中国传统儒商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现代儒商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孔子“君子学”发微

孔子是"君子之师",孔子之学是"君子之学"。回归"君子"的原初含义,强调"位"与"德"的结合,从培养合格管理者的角度,揭示孔子"君子学"的真实意蕴;进而探讨君子之"德",把君子的道德修养作为其从事管理活动的必要前提;并立足于君子之"政",从仁义礼智信"五常德"的角度,展开儒家的"德政"思想。孔子的"君子学"对于任何时代社会管理"精英阶层"的培养、使用和管理,均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人”假设及其管理理念——知识社会的管理哲学

对于人类本质的认识 ,是任何管理活动的前提。在人类社会进入 2 1世纪的时候 ,适应“知识社会”管理的需要 ,取代以往的“政治人”、“经济人”假设 ,必须确立“人是文化动物”的认识 ,并在管理历史、管理文化、管理精神整合的基础上 ,进行相应的管理理念的更新 ,以“变化”为管理的前提 ,以“创新”为管理的动力 ,以“整体”为管理的模式 ,以“和谐”为管理的形态 ,从而推进人类管理的进步。

儒家的和谐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

儒家的和谐哲学,强调和谐是天底下最宝贵的价值;主张和谐是不同事物的共生共存状态;指出任何事物的矛盾,经过冲突与斗争,最终必定以“和谐”的方式解决;坚持和谐能够促成组织的凝聚,从而增大整体的力量。和谐哲学作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集体潜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当代中国,这种“集体潜意识”被释放出来,运用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构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仁义礼智信”:儒家道德教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儒家道德体系的代表性符号。其中所包含的"立己立人"的仁道思想、"公正合宜"的道义思想、"有礼则安"的明礼思想、"尊德问学"的明智思想、"忠信为宝"的诚信思想,对于当代社会的道德文明建设依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谐哲学: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应该是"和谐哲学"而不是"斗争哲学"。文章从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论原点重新出发,强调矛盾双方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都是辩证运动的实质,进而分析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对辩证法的诠释,并借鉴古今中外辩证法的思想资源,提出"和谐辩证法"的基本概念和主要内涵。作者认为,所谓"和谐哲学",就是坚持对立统一规律,在承认矛盾双方的差异、对立、斗争的基础上,关注双方的共存、统一、融合,而发展出来的一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和谐哲学"是对"斗争哲学"的扬弃和超越,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精神。

儒学回归当代中国

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回归现象,包括在政治领域,发挥儒学"德治"思想在民众生活和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在法律领域,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恢复儒学"亲亲相隐"的传统;在教育领域,各地教育部门大力推广体现儒家育人思想的《弟子规》;在企业领域,儒学受到企业家的推崇,成为现代企业文化的核心精神等。儒学回归当代中国,是历史的选择。尽管其回归之路依然曲折,但时代的趋势不可阻挡。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新的"三教合流";作为本土文化主干的儒学,在其中如何发挥主导的作用,有待于我们的努力。

“子见南子”:儒者的困惑与解惑

“子见南子”,是历代儒者既感到困惑而又力图解惑的一个问题。文章对历代儒者的诠释进行比较、分析和再诠释,运用注释、解释、演释3种方式,分别从文字训诂、历史背景的角度,结合儒学本身的思想资源,厘清历史事实,追寻事件背后的思想史意义。

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传统治道研究引论

"治道"是中国传统思想特有的范畴,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秦汉以后被广泛使用,成为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共同关注的中心话题。广义的"治道",既包括治国的思想原则,又包括治国的制度措施,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中国传统治道的历史演进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时期的"原型"阶段、秦汉隋唐时期的"成型"阶段、宋元明清时期的"转型"阶段。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原生形态,中国传统治道是当代各种中国思想史分门别类研究的出发点。挖掘这一博大精深的思想资源,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思想史研究的主体性,而且有助于建立当代世界合理的社会秩序和心灵秩序,从而促进人类文明健康而持续的发展,

礼道·礼教·礼治:荀子哲学建构新探

荀子以“礼”为中心,形成偏重于儒家“外王学”的哲学建构。他首先把“礼”提升到“道”的高度,作为人类社会乃至自然界的最高哲学范畴;一方面把“礼”作为道德教化的依据,建立起自己的道德学说;另一方面把“礼”作为社会治理的准则,形成自己的社会政治思想。“礼道—礼教—礼治”,构成了荀子哲学思想的主体。

“天地君亲师”:儒家精神信仰思想的现代转化

受儒家思想影响,"天地君亲师"在中国古代社会实际上发挥了全体国民共同的精神信仰的作用。其中所蕴含的敬畏自然、保护环境、热爱祖国、敬重传统、传续文化的精神,是重建当代社会精神信仰的宝贵资源。

“为政以德”与“无为而治”——《论语》集译三则

孔子既主张"为政以德",又主张"无为而治"。如何准确把握其中"为"与"无为"之间的微妙关系?其实,所谓"无为而治",就是领导行为的"最小——最大"原则,即如何以最小的领导行为取得最大的领导效果。儒家的进路在于,以"为政以德"为起点,以"道之以德"为过程,最终达到"无为而治"的目的。

“直躬”的故事——《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人物辨析

《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章,体现了孔子"亲亲相隐"的观点。该章涉及了直躬、孔子、叶公三位主要人物。其中,直躬之"直"是心直口快的率直,直躬之"證"是直来直去的告知;而孔子之"直"则是来自内心那种率直的人性之爱,因此对于亲人的过错不宜轻易公诸于众。直躬故事的叙述者叶公既不是"儒学的挑衅者",也不是"孔子的好学生",对于《韩非子》和《吕氏春秋》们的"故事新编"不必确信。

荀子的组织哲学与现代管理

荀子的“群论”是一种组织的哲学。它所论述的“群”、“分”、“义”等范畴，涉及到现代管理理论中的组织功能、组织结构、组织形态等问题。“群”，即人类的合群原则。荀子所说的“能群”，同韦伯的“理想的行政组织”相比，在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管理组织的等级化、管理人员的待遇等方面有相同之处；二者最大的区别，则在于承认还是排除情感因素在管理组织中的作用。“分”，即组织的分工原则。荀子的“分”，所涉及的组织结构有：社会等级结构、社会伦理结构、社会职业结构、国家管理机构等。后者的严密性、复杂性和能动性，同法约尔的“社会有机体组织”有异曲同工之妙。“义”，即组织的伦理原则。荀子及儒家所主张的“五伦”（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是中国古代社会伦理原则与组织形态的复合体。它所包含的家族主义倾向在现代管理中并不具有普遍意义，但其中所追求的亲密型人际关系，对于现代管理组织来说依然是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和谐管理之道——中国传统治道的当代价值

在当代社会,“和谐”理念已被施用于各方面,这表明中国传统治道仍具有价值意 义。

现代管理学与儒家智慧

现代管理理论对管理的分析集中在管理的本质、人性假设、组织原则、行为方式、控制手段、根本目标等六个方面。本文以有着东方文化背景的日本和东亚“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这一事实为契机。

儒家商道与当代企业儒学的开拓

企业儒学,是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中的应用与发展。服膺儒学的当代中国企业家,积极践行儒家商道,在儒家的家庭观与企业组织、儒家的教化观与员工教育、儒家的德治观与企业管理、儒家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儒家的诚信观与企业品牌塑造、儒家的领导观与企业领导方式、儒家的时变观与企业战略思维、儒家的责任观与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对企业儒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从而为儒学在当代的复兴开拓了新的途径。

论管理的和谐

“和谐”,指事物协调地生存与发展的状态。从微观的角度看,“和谐”的理念主要用于处理一个组织中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管理的和谐”。其主要包括自我管理的和谐、人才管理的和谐、行为管理的和谐、沟通管理的和谐、冲突管理的和谐以及跨文化管理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