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对外投资行为能否改善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理论分析与机制检验

采用2000~2009年的微观企业数据构建动态计量模型,通过两步系统GMM方法检验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对要素市场扭曲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投资行为有效降低了我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提升了市场要素资源的利用效率。市场要素分解检验、IV-2SLS估计及样本期分段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对外投资行为对要素市场扭曲的作用机制,发现企业对外投资行为主要通过加速“去过剩产能”和边际产业转移、提升国内企业生产率三条途径来化解我国要素市场扭曲困境。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可以有效化解过剩产能和“反哺”国内市场,这是当前我国新一轮改革开放寻求新经济增长点的动因所在。

上游产业管制与企业产能利用率:基于垂直供应链视角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中国整体市场结构呈现“上游行业行政垄断,下游行业市场竞争”的非对称特征,本文通过1998-2010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从垂直供应链视角考察了上游产业管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上游产业管制对企业产能利用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过工具变量估计、替换投入产出系数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基准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的异质性检验发现,上游产业管制对产能利用率的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和东部地区。因此,继续推行上游管制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对于焕发市场竞争活力以及提升企业产出绩效具有重要的意义。

自贸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研究——基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准自然实验

利用我国省级季度数据,采用前沿“反事实”框架下的合成控制法,对上海自贸区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估。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设立对产业结构高度化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加工程度高度化的政策效应较弱,其平均处理效应分别为30.61和-1.84。通过自贸区成立时点变化、安慰剂检验及DID平均效应检验,以上结论均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上海自贸区短期内对其他省市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影响不明显,甚至存在一定的负向效应。积极引导区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扩大自贸区建设的区域示范溢出效应将是未来自贸区重要发展方向。

高铁能否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基于资源再配置的视角

高铁建设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交通网络体系,这对地区经济时空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文章采用2000-2016年地级市辖区数据构建"反事实"框架下的双重差分模型,研究高铁开通对我国地区产业结构升级的因果净效应。结果发现,高铁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的高级化进程,且东、中部地区高铁开通的净效应显著,西部地区却不明显,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进一步从资源再配置视角检验高铁建设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速了地区劳动力流通和资本积累,并且高铁建设主要通过提升资本和劳动力再配置效应来实现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动态转化。同时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性,即东、中部地区劳动力和资本再配置效率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具有潜在的"俱乐部收敛"特征。

东道国投资风险、国家距离与我国OFDI布局选择——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证据

"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空间布局优化创造了平台和机遇。本文利用二阶段引力模型从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两个维度分析东道国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和国家距离因素对我国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国家距离因素中的制度距离、经济距离、地理距离对我国OFDI区位选择与投资行为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的经济、技术、资源禀赋三个方面考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异质性偏好",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和国家距离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高于经济较发达国家;高技术水平国家综合投资风险指数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低于低技术水平国家,而低技术水平国家的国家距离因素对我国OFDI的影响显著低于高技术水平国家;我国OFDI对于资源禀赋较高的国家具有较强的风险偏好性。

企业出口模式与出口产品质量:微观理论与经验证据

文章借鉴Khandelwal et al.(2013)扩展的产品质量异质性模型,构建了一个两国之间产品贸易的一般均衡模型,并推导企业出口模式选择影响产品质量升级的理论框架,再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对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检验。结果发现:(1)直接出口企业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效应明显高于间接出口企业,"反事实"检验和安慰剂检验的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企业,而且中西部地区的间接出口抑制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民营、外资企业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对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均高于国有企业。(3)进一步研究企业出口模式的动态转换效应发现,企业由间接出口转向直接出口显著提升了出口产品质量,并且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通过提升出口固定成本效率而加速出口产品质量升级。

多元统计分析在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评价中的应用

近年来,房地产业呈现不景气现象,然而房地产经济效益的考核与评价仍是企业经济效益活动分析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考核房地产企业经济效益的主要指标有净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物耗总产值率、固定资产产值率等等,虽然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经济效益各个侧面的情况,但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际中,这些指标都是相互联系的;其次,在现实的经济领域中,各企业的指标值又常常是各有长短,参差不齐,很难得出综合评价系数,因此使得经济效益评价的工作很难顺利评价。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目标。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企业要发展,必须降低劳动消耗成本,充分考虑自身与外部因素,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效益。文章将以全国房地产企业为数据指标,从计量模型角度分析企业经济效益运营情况,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可观评价。

云南省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业效应分析——基于投入产出模型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之间的不断融合与升级重组,房地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同时也是一个关系民生的产业,越来越受到政府、社会、家庭的持续关注。房地产业是一个庞大、系统复杂的行业,房地产业的发展壮大,无疑会带动不同产业不同层次水平上的发展,形成较大的产业溢出现象。文章将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云南省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带动效应,同时将其全国房地产业发展水平进行对比,从而更加清晰看出云南省房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发展地位和影响力度。

城市化水平衡量标准及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随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大,城市水平的发展和衡量变得越来越复杂和重要,城镇化水平不再单纯用城镇常住人口比可以衡量,它需要人口、经济、环境卫生、公共福利、教育等综合指标来衡量。文章以广西为例,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广西壮族自治区城镇化水平进行综合衡量。众所周知,城镇化不断加大,必然带动区域经济繁荣与发展,而区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文章也从实证的角度分析彼此之间内在的相互影响关系。

云南省房地产业溢出效应研究

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对我国的宏观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同时对于其他行业的发展也有着或大或小的联系。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房地产业逐渐成为支柱性产业，同时对同地区不同行业或者不同地区的相同行业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主要通过计算云南省房地产行业等10大部门对于宏观经济的贡献率来透视各个部门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同时通过房地产行业对于其他部门的溢出效应反映房地产行业与其他部门的关联和贡献程度。

房地产投资、空间效应与城市化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利用我国290个地级市2000-2013年面板数据考察房地产投资及其空间效应对城市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城市化存在空间相互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2)房地产投资不仅对本地城市的城市化有促进作用,还会促进相邻城市的城市化,即存在房地产投资对城市化的空间溢出效应;(3)东部地区城市房地产投资对本地城市化水平促进作用要明显弱于中西部城市,而且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对其相邻城市城市化水平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布局与优化选择:兼顾投资动机与风险规避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布局优化创造了机遇和条件。文章基于二阶段引力模型,从区位选择(广延边际)和投资规模(集约边际)对我国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进行优化决策分析。结果表明,自然资源、劳动力禀赋与市场规模对区位选择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源、技术水平与市场规模对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政府稳定性、国家腐败程度、法律与秩序对区位选择和投资规模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第一阶段的区位选择与第二阶段的投资规模存在明显的因素决策差异,加大对低政治风险、资源丰富、市场潜力较大的"一带一路"沿线东道国投资力度可进一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

我国房地产业挤占了非房地产投资吗——“合理投资”还是“过度投资”

本文以全国2000-2015年2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房地产投资挤出效应进行了存在性检验,借鉴Agosin&Mayer研究思路,构建房地产投资挤出效应面板模型,结果发现:我国东部地区房地产投资挤出效应较强,而中西部地区相对较弱,即东部地区增加房地产投资引起的外部性较大;通过构建加入挤出效应的Feder两部门面板模型,进一步分析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考虑挤出效应后,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明显降低,从全国东、中、西地区对比来看,也证明了同样的结论,说明这种房地产投资所带来挤出效应将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