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之起义与社会主要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任务,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奋力投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洪流,并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近年来,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重新受到学界关注,提出了“皇权专制社会”“富民社会”“帝制农商社会”“皇权吏民社会”等新概念,一方面显示了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的基础性地位,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近年来史学界在构建中国特色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方面所取得的新进展。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

南北朝时期的地主,既指占有或追求大量田地者,也指占有或追求大量钱财者,土地是地主首要的追逐目标,钱财也是其重要的追逐对象。南北朝时期的地主,分为“皇权地主”和“吏民地主”两类,前者由皇帝、皇室地主和官僚地主三者构成,其中皇帝乃是全国最高、最大的地主;后者主要是指“吏民”中占有较多土地或财富的相对富裕者。“皇权地主”是依靠皇权的培育、扶植而形成发展起来的,皇权通过封爵、仕宦等制度性措施和赏赐、聚敛等随意性手段,培育扶植起“皇权地主”群体,因而“皇权地主”是由政治原因所决定的政治性地主;“吏民地主”却得不到皇权的助长和扶植,主要通过扩张田地、增加劳动力、经营管理、利用水利工程等经济手段发展起来,因而是由经济因素所决定的经济性地主。“皇权地主”作为皇权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统治者;“吏民地主”同其他普通吏民一样,属于被统治者。皇权与吏民的矛盾是南北朝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皇权地主”与“吏民”的矛盾包含在这个主要矛盾之中。

汉代和亲问题三题

汉代的和亲存在直接的、单一的和间接的、双重的两种类型,以前者为多,后者为少;汉代和亲的基本属性是婚姻外交,其特征是两个国家的君主之间以对等性关系通过条约或协议而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政治性联姻;和亲并非中国古代独有的现象,而是通行于古代世界的一种外交方式,并非源自某一个地方,而是在许多文明古国都存在过,具有普世性特征。

独立思考 推陈出新——史学大家黎虎先生访谈录

【引言】2015年6月27日,在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报告厅,举办了'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学术论坛(第二届)——中国古典外交制度学科建设'。来自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宜春学院等省内外高校或机构的十余位专家.

中国古史分期暨社会性质论纲——兼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

权力的掌控与人力(人口)的掌控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演变的两个关键,故破解中国古史分期之谜和正确认识古代社会性质,必须由此切入。权力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者,高踞于社会任何群体、阶级、集团之上,直接决定历史发展的走向和社会的性质,因此掌控了权力就掌控了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上述作用而显得法力无边,其关键和首要条件又在于掌控了人力,人力掌控实为权力之源之本。据此剖析中国古代历史,则先后经历了“无君‘群聚’”社会(太古至夏以前)、“王权‘众庶’”社会(夏商西周至战国时期)和“皇权‘吏民’”社会(秦至清)三个时代。第一时代经历了“兽群”“姓群”“氏群”三个阶段,既为历史文献、文字学所说明,亦为近代考古成果所证明。王权与“众庶”构成的有机统一体,为第二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皇权与“吏民”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是第三时代社会结构的主体和主要矛盾关系,尽管地主(由“皇权地主”与“吏民地主”构成)与农民关系也是这一时代的重要矛盾之一,但不可能超越“吏民”与皇权矛盾关系而成为主要矛盾。从第二时代到第三时代,权力掌控从专制集权多元性、层级性、分散性的相对掌控,到专制集权一元性、全面性的绝对掌控,并从专制走向独裁;人力掌控则由血缘性、群体性的相对掌控,到地域性、个体性的绝对掌控,表现为由“众庶”转变为“吏民”。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再献疑——“吏”与“军吏”辨析

"吏户"论所指的"吏"是行政系统的"吏",但是在具体论证时,却常常以军事系统的"军吏"——如"将吏"、"吏士"、"吏兵"、"武射吏"、"武吏"、"文武吏"等有关资料作为证据,这不仅将行政系统之"吏"与军事系统之"吏"乃至士兵混为一谈,而且根据这种资料所作出的论断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唐代的酒肆及其经营方式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经济已发育成熟，城市经济呈现空前繁荣景象，尤其是中唐之后冲破传统的封闭性的市制，不仅在城市中出现了新兴的街市、商业区和夜市，而且各地方的草市、集市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而唐代的饮食市场呈现一派生机，饮料店肆尤其是酒肆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而大大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生活和需求。酒肆是唐代饮食行业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食肆、餐馆等共同构成当时丰富多采的饮食成品市场，成为唐代城市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既是当时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又为促进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

狮舞流沙万里来

广泛流行于中国民间的狮舞 ,非出于中原本土文化 ,而是来自西域 ,约在曹魏时出现于中原文化舞台。

说“军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

“军吏”涵义在先秦时指军队中除士兵之外的各级军官,战国时期层级有所下移,指将军以下的中下级军官。汉代以校尉为将军与军吏的分界线,此外幕府中的各色吏员亦属“军吏”范畴。魏晋南北朝沿袭汉制,也以将领所辖中下级军官和军府属吏为“军吏”,不过,“军吏”与将军并非截然划分,而具有一定的相对性。由于“军吏”范围宽泛,其上下层之地位亦相去悬远。吴简中的“军吏”属于军中下层吏员。他们与其他“吏民”一样被编入基层户籍,在经济上与其他编户齐民一样都有“名田”的权利和赋徭的义务,在政治上同样都有赐爵的权利。“军吏”在吴简中的六种“吏民”中,其待遇、地位等同或略高于普通农民和“卒”,而低于“士”、“复民”和“吏”。吴简中的“军吏”与刘宋时期始兴郡“大田武吏”无必然联系,后者是地方武装性质的“兵”而非“吏”。

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坞堡与客家民居

汉族民系之一客家的民居，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社会特征是宗族共同体聚居，其建筑特征是围堡式大屋。前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宗族共同体聚居制度和坞堡宗族聚居方式，后者渊源于汉魏晋北朝中原大宅与坞堡建筑。中原地区这两种居处制度与南迁后的生存、发展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住宅和居处方式。客家民居的两个基本特征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在客家民系形成中具有决定性意义。凡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就有可能形成为客家人；凡是没有实行这种居处方式的南下流民，则没有成为客家人。

魏晋南北朝“吏户”问题三献疑

在论证魏晋南北朝时期“吏户”问题时,论者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说法,例如一经为吏,便“世代为吏”,因而“吏户”具有“世袭性”;“吏户”必须解除“吏名”或“吏籍”才能获得解脱而上升成为“民户”(平民);“吏”经常遭受长官的鞭打、虐待,表明“吏”的身份十分卑贱;“吏户”的数量非常多,如东晋时仅“司徒吏”就有二十余万等等。这些说法并不符合客观历史实际,有的是曲解史料。由此可见用“吏户”论的观点是难以解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相关文献记载的,它几乎与这个时期的相关史料相互矛盾,无法自圆其说。原因就在于“吏户”论并非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

周代交聘中的“礼尚往来”原则

"礼尚往来"是周代交聘关系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是对等性原则在礼仪上的体现和运用,贯穿于交聘关系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其具体表现主要有四:一曰报礼,即交聘过程中礼仪、仪节的相互回报;二曰报币,即交聘过程中礼品的相互往来回报;三曰报书,即交聘文书之相互回报;四曰报使,即交聘关系中的相互遣使。春秋时期的报使报聘制度与西周时期原生态的制度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时间的间隔由固定变为灵活;使命目的由礼仪性向务实性倾斜;诸侯与周王室的交聘关系日益与诸侯之间的交聘性质接近,"朝"、"聘"之别亦日渐徒有其名而无其实。但是,"礼尚往来"的基本原则却一以贯之而为汉唐及其后交聘制度所继承和运用。

高科技对电影美学的影响与冲击

电影的发展一直是与科技的进步紧密联系的,电影是技术与艺术的结合体。技术上的进步必然对作为艺术的电影产生巨大的影响。电影史上的每一次重大飞跃都与科技进步相伴相生。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科技对电影的影响更加明显,对传统的电影美学也带来了一定冲击。数字成像技术使得电影假定性的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进一步突破了电影所受到的物质现实的制约。2009年被称为＂3D元年＂,但目前的3D电影无论在影像、表演还是叙事层面都带来了美学上的退步。影像数字化越来越使电影成为一种语言。高科技不仅对大屏幕产生影响,小屏幕也受到其影响,手机电影的出现,使电影体裁得到了开拓。

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

对等性是周代交聘礼中的重要原则,是中国古代发展政治实体、政权、民族、乃至国家之间和平交往关系的重要准则和宝贵的政治思想财富。其对等性原则主要体现在:一是交聘主体的对等性。《仪礼.聘礼》和周之《秩官》所载典型的交聘关系,其交聘主体是两个对等诸侯国及其国君。二是接待人员的对等性。如果聘国以卿、大夫、士组成使团,则主国亦设置与此级别一一相对应的接待官员组合以负责接待事宜。三是接待仪节的对等性。交聘礼仪中宾主双方在服饰、进退揖让和面向等具体仪节均一一对等均衡,贯穿于聘礼的全过程。对等性原则在周代产生并非偶然,一方面,周代分封制度所贯穿的等级秩序,为交往关系中等级性的敌体、对等关系提供了"法理"上、制度上和事实上的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礼"的辩证思维和"中"、"和"、"德"等理念与对称、平衡的文化意蕴则是聘礼中对等性原则产生的理论基础和文化依据。周代交聘礼中的对等性原则不仅在日后汉唐时期的交聘制度中有所继承、借鉴,而且与近现代国际关系中的对等性原则亦有相似、相通之处。

汉代外交与“软实力”

汉代外交之空前发展主要是因其综合国力之强盛,尤以其中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所致,同时还与其"软实力"亦有相当关系。"德"是中国古代外交关系"软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汉文化的集中体现与总和,其基本理念是认为中原王朝应通过修"德"以吸引四方国、族。"软实力"在汉代外交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种类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之从敌视到仰慕,以匈奴最为典型;一为四方国、族对于汉文化从隔膜到亲近,其中以西域诸国较为典型。在外交关系中,"硬实力"是第一位的,起决定作用的,"软实力"之发挥作用一般来说是在"硬实力"基础之上方才奏效。

汉唐外交管理体制的演进及其特点

汉唐时期确立和完善了以鸿胪、主客为外交主管机构，以其余关涉机构密切配合的中央外交管理体制，以地方行政系统、军事边防系统及边境镇抚系统三位一体的地方外交管理体制，这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外交管理体制，经历了汉代的确立阶段，魏晋南北朝的调整阶段，到唐代而完善成熟，其主要标志是外交决策与执行之分离，外交政令与事务之分离，外交主管机构与关涉机构之协调，地方外交管理体系之日益完善，集权与分权之适度合理等。

汉代“天子三玺”在外交中的应用

"天子三玺"是中国古代外交专用印玺,汉代是这一用玺制度的奠基时期,但汉代有关载籍对其具体的应用,记载不一,颇为紊乱。本文试从与之相对应的"皇帝三玺",以及后代的"皇帝三玺"和"天子三玺"的行用中,推论汉代"天子三玺"的应用,厘清了相关记载的是非得失,得出"天子之玺"用于外交文书,"天子行玺"用于册封外国,"天子信玺"用于调发外国兵的结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督的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 ,作为地方军事与边防机构的都督拥有较大的外交权力 ,他们可以通过使节和文书的往还 ,与对方展开频繁的外交活动 ,也可直接与对方进行交涉谈判 ,解决双边之间的争执问题。虽然作为地方边防与军事长官 ,其外交活动须接受朝廷的领导 ,但由于这一时期中央集权的削弱和地方分权势力的扩张 ,因而其外交权力较之于前代及同时期地方行政系统的缘边州郡 ,显得更为膨胀和突出 ,这是此一时期以士族门阀为基础的地方分权势力发展在外交领域的一个反映。

南北朝中书省的外交管理职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外交管理机构，除了尚书主客曹和大鸿胪（鸿胪寺）等专职机构之外，尚有若干关涉机构，其中中书省作为这一时期兴起的中央机要部门，也同样负责一定的外交政令与外交事务，成为重要的中央外交关涉机构之一。其地位和权力到南北朝时臻于巅峰。这一问题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