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经营西域的统治支点与战略设计

汉代经营西域首先是出于对华夏区域的安全保障,其次是为了建立对“内属”诸国的统治,又时常体现出对招“远夷”为“外臣”的兴趣。出于对西域特殊地理环境、经济生业和政权组织形式、地缘政治格局等因素的因应,汉代的经略在空间逻辑上注重控制行政治所、屯戍据点和交通线路,点线结合。在统治形态上,以西域都护统领天山南北道诸国,但主要依靠当地酋首自治,实行消耗最低的间接统治。在交聘策略上,善于分化、瓦解敌对阵营,最大限度地利用同盟和属众。汉代以乌孙、都护府、敦煌郡为统治支点,依托盟友、城邦诸国、边郡的实力,分别以徕远国、安天山、固河西为目标进行了三种战略设计。由于统治支点和依托力量的不同,三种设计的有效性和稳定性各异,三者间保持了开放和流动。战略利益的优先性决定了何种战略设计居于主导地位。

政治文化、社会意识与两汉的边疆经略

两汉边疆经略根植于特定的时代条件和文化传统。汉代在边疆形势、治边思想和边疆管理机制等方面大抵师法嬴秦,而又基于"取守异术"的观念在运作层面有所损益。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政治特质促进了社会流动,为武帝朝边疆经略积累了丰厚的人才基础。西汉中叶以后,由于政府向文治的转向、朝堂派系的分野、地方大族的兴起等原因使得阶层固化日益严重,社会力量对政治的参与日趋乏力,对边疆吏治造成了消极影响。在汉代的边疆经略中,社会意识隐性但持久地发挥作用,其中以乡土情结和富贵观念表现最为显著。社会意识的复杂面向,使得边疆经略中人物和事件通常具有多重投影。

内亚传统和北方游牧族群的历史演进

北方游牧族群作为独立且持续的历史单元,其生成、演进有着独特的内在逻辑。内亚~①传统作为一种社会元素主导着族群的建构与维系。游牧族群~②历史演进中的内亚传统清晰反映在价值体系与政治制度两个方面。由于内亚传统分布的密度不一,游牧族群的演进存在多种方向,除"汉化""远徙"之外,一些游牧族群因内亚传统的保持而延续至今,成为今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一员。然而我们也可据此假设:在现代文明大举进入草原地带的当下,随着维系游牧族群的内亚传统的消解,"游牧终结"是否会成为必然?

汉唐西北边疆治理刍议

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这两大历史遗产相互嵌入的平台,历史上边疆地区的发展既相对自成体系,又呈现出国家层面的整体性。历代的边疆治理政策呈现出波动性和延续性的结合,但总体而言是一脉相承的。汉代在西北边疆治理上卓有建树,唐代大体沿袭了前朝的治边理念,并结合时代特征有所损益,形成了以"羁縻"为特征的治边体系。从历史观照现实,不难发现当代的治边举措带有明显的传统烙印,汉唐对西北边疆的治理经验对今日兵团维护新疆稳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朝廷·内地·边郡:汉政权内部在边疆经略中的利益纠葛与心态差异

统一使得中原王朝能够举全局之力经略边疆,相应地也使得局部的问题变成全局的负担。汉政权各组成部分对待经边具有不同的利益和心态。核心区统治者与“天下”秩序支配者的二重身份,使得朝廷在应对边疆事务时既要统筹全局,又要优先确保核心区利益。汉代边疆经略采取的前沿防御战略,其实质是由边郡承担战争风险,经济成本则主要由内地承担,沉重的经边负担容易造成内地的离心倾向。边郡在帝国经边事业中能够从农业、商业、进仕等方面获得利益,对边民来说,“保家”本身即是“卫国”,边民的乡土之情是其主动、持久地参与边疆经略的重要原因。

毒药猫与徙戎论:魏晋时期的族际关系恐慌

魏晋时期,基本确立了一种具有强烈华夏自我中心倾向、可以被后世全方位效法或借鉴的“典范历史”。在这一典范历史中,戎狄居于道德、身份、地理上的边缘地位,当时被屡屡抛出的徙戎之论折射出其中蕴含的历史心性。作为徙戎情境中的边缘群体,戎狄在资源紧张、竞争加剧时往往引起来自华夏的集体猜疑、恐惧并被施以暴力,被污名化的还有华夏内部的权力斗争失势者等边缘群体,二者作为“内部毒药猫”与“外部毒药猫”可谓互映互生。而华夏对生存资源边界的维持才是徙戎之议的“历史本相”。

发挥兵团熔炉作用 推进南疆认同整合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语境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是社会成员认同体系的两个主要方面,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在南疆相互纠缠,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认同关系结构。一方面南疆新型民族关系不断得到巩固,民族认同的兼容性和协调性是主流,另一方面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紧张关系,在认同序列上可能出现以民族认同凌驾国家认同、无视国家治理、挑战国家权威的现象。实现南疆认同整合从历史逻辑出发具有可行性,发挥兵团"大熔炉"作用则应该是其中的应有之义。

汉代敦煌的边城景观和地理意象

汉时中原王朝曾经利用使节参访路线、朝会礼仪、汉式建筑以及都城的公共空间等景观向周边族群确认和宣告统治权威。敦煌作为华夏文明的窗口,承担着教化本地族群和向周边区域“示汉富强”的使命,其地名、城市、学校和邮驿系统等景观蕴含着汉帝国自我形象建构的意味。汉代时人心中的敦煌地理意象经历了一个由“蛮夷之地”到“华夏之区”的转变过程,这种意象的转换也使得当时乃至后世的中原人士始终以保家卫国的自觉保卫敦煌。

北池南韵:作为江南文化符号的隋唐长安曲江池

现代汉语普遍以“江”“河”指称中国境内的水道,“江”南“河”北的地理分野也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倘使溯历史的江河而上,可知“南方之人,谓水皆曰江。北方之人,谓水皆曰河”^([1]),“秦岭以南之水皆谓之江,秦岭以北之水皆谓之河”^([2]),在宋、明已被时人视作一个基本事实。姚大力从比较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梳理“长江”之名与早期南方土著人群的关系,指出“江”的原字是一个孟—高棉语词汇krong,译言“河流”^([3])。胡鸿则将东北地区以“江”命名大河的历史渊源追溯至4世纪东北亚政权与东晋南朝的文化交流。胡氏又将“江”“河”从“长江”“黄河”专称转变为南北河流通称的时间节点确定为唐代^([4])。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史实是:在唐代“江河—南北”对应关系基本明晰的同时,都城长安^([5])南隅的一处池沼则名为“曲江”。

柳虬兄弟与河东柳氏西眷的勃兴

河东柳氏西眷主支于西魏大统四年(538)西入长安加入关中政权,在所谓关中郡姓群体中,入关初期的河东柳氏西眷无论门第阀阅、乡土根基、部曲势力都相对逊色,其之所以能在家族竞争中脱颖而出,除了关西政权注重功绩的政策环境、柳氏西眷文质兼备的家族特质外,柳虬兄弟的守望相助以及核心人物柳庆的卓越才具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柳氏西眷为寻求家族在中央的发展而入关,虬、桧、庆三人在其中扮演了不同角色,这种努力表现为“共时性”的协作和“历时性”的接力。家族在柳虬去世前因获赐“乙弗”姓氏而成为西魏“官族”,后因柳庆获得赐姓“宇文”而跻身北周核心圈层,河东柳氏西眷在西魏北周进入勃兴期,为家族在隋唐时期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综述

2023年3月4~5日,由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主办,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中国考古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西北大学博物馆等承办(协办)的“黄文弼与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在西北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近50家学术机构及单位的106位专家学者参会。

汉初经边战略的调整与边郡战略地位的凸显

汉朝建立后,中原政权出现了新的统治阶层,塑造了新的外部安全保障方式,同时也面临新的北部边疆形势。刘邦在战国、秦、楚之际的战争经历,在汉初沉淀为一种战略文化,受此影响,刘邦以旧思维应对新变局,造成平城之战中汉军的失败。汉廷在战后将前沿防御确定为经边的主导战略。前沿防御战略的本质是由边郡承担战争风险,经边成本则主要由内地承担,边郡的战略地位由此凸显。

巫风笼罩下的西汉与匈奴关系——从“单于朝中国辄有大故”说起

尽管分属农耕与游牧两大文明体系,但西汉与匈奴的统治者在巫风信仰与实践等层面却共享着相似的价值观念。双方皆曾以巫质信仰指导战争,并均将"巫"作为战争中钳制对方的手段。在双方的盟誓、朝觐、祭天等其他场景中,"巫"的表现也非常活跃。西汉与匈奴关系在显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交流之外,还存在一个隐秘的巫风维度;对生存资源的争夺和对资源边界的维持则是巫风弥漫背后的本相。

汉代边吏“专断”史事发微

相对于同等秩次的内郡官员而言,两汉边吏拥有更重的权柄,行事有较多的弹性空间,由此在实践中出现较多“便宜行事”的专断行为。然而边吏专断的权力边界较为模糊,“经常”与“权变”之间并不总是互为补充,制度设计与行政实践并不总是互相匹配。边吏专断权力的权重实际上来自朝堂实际的当政者,故维持与执政者间的“信—任”型关系是边吏重要的日常行为。在两汉边疆多事的背景下,这种权力设置有其合理之处,但边吏权重与中央专制集权间存在一定的结构性冲突,边吏的应变之道往往构成对“中央—边疆”权力秩序的冲击,边吏权重与王朝兴衰之间于是便具有某种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