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的演化与未来展望——技术文化史视角的溯源与反思

屏幕已然成为人类存在状况的最新征候。信息文明与载体演变共同推动着屏幕时代的来临。文章基于技术文化史视角,聚焦大众的技术使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把屏幕的本质限定于文化消费与文化生活的层面。作为文化消费终端的极致体现,屏幕的演化可分为四个阶段,分别对应了文化消费与文化生活的四次重大变迁:电影屏幕之于“显像”阶段,电视屏幕之于“入户”阶段,电脑屏幕之于“齐一”阶段,手机屏幕之于“独霸”阶段。这一演化历程也体现为虚实融合与载体强化的过程。最终,数字化消解了影像的物质性,也使人与影像之间的中介形式大一统为数字屏幕。屏幕本身的物质局限性引发了人们对于后屏幕时代的畅想,物质性界面的消融则提供了从有屏到无屏的巨大想象空间,而当下屏幕带来的诸多异化也会在未来被更高级的技术形态所制衡。

从功能性到内容性:屏幕本质属性再认识——以西方学术史为中心的讨论

屏幕在日常生活中呈现出一种无处不在而习焉不察的状态,因此目前屏幕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追问屏幕的本质属性,是屏幕研究的元问题。综合欧美学者对英文语境下屏幕早期含义的辞源学研究发现,从阻挡与装饰到影像显示的载体,其含义演变呈现脱实入虚的趋势,体现出屏幕本质属性的演化方向,信息与物质实体应是屏幕本质属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西方学术界对屏幕本质问题的相关研究表明,现代屏幕属于技术性媒介,且与界面、信息两大要素紧密相关,它既可被看作抽象的门与窗户,又可被视为人与物的中介。由此,从文化消费角度可将屏幕的本质属性谨慎地界定为能够承载动态内容性信息的物质性界面。从功能性信息到内容性信息的转变,也使屏幕与文化产业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影像史料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创始于1900年，常规每5年一届，素有“史学奥林匹克”之誉。 中国自1905年即关注大会，向达、蔡元培、傅斯年、胡适、顾颉刚、刘大年、季羡林等几代学者都积极推动过中国与大会的交流。《中国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影像史料》将陆续公布这方面的珍贵内容。

大喇叭与疫情防控:乡村媒介与声音媒介的双重在场

在媒介变迁中逐渐处于边缘地位的农村大喇叭,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展现出了独特而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在地化传播来看,大喇叭所具备的高覆盖性与高效能性优势与农村地区疫情防控的难点实现了有效对接;从在线化传播来看,大喇叭也取得了极佳的传播效果,为城乡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有益补充,这既与农村地区的媒介使用在近几年发生的积极变化有关,也跟后视觉文化时代听觉文化的回归趋势相吻合。农村大喇叭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体现出来的二元融合(城乡二元、视听二元)特色,为以后综合利用城乡媒介与视听媒介来处理类似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