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现状及保护路径

考虑到当下计算机类罪名的局限性以及出于更加周延的保护虚拟财产的目的,虚拟财产应成为刑法上财产罪名的保护对象,不能只局限于计算机类罪名中。通过分析司法实务中的相关典型案例,在我国对于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仍存在诸如"同罪不同判"等现象的司法困境。考察域外对于虚拟财产的法律保护以及结合我国本身的立法特点,要解决上述虚拟财产刑法规制的困境,在当下更为可取的路径选择是通过颁布新的司法解释明确虚拟财产可以作为公私财物的保护对象。

论我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立法构造

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将其视为封建糟粕而予以舍弃。直至现在我国刑法对其都没有任何规定,这有违人之常情,不利于维系亲情伦理关系,与当下建立和谐社会的要求背道而驰。本文通过对中国古代法律的历史考察,比较分析现代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相关规定,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中国亲亲相隐制度的现代化构造:主体范围、容隐行为方式、法律责任以及适用亲亲相隐制度的例外。

我国刑罚体系的反思与构造

从表面看,刑罚的产生是因为国家统治的需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强有力手段。但刑罚究竟是如何维系国家统治,维护社会秩序的呢?通过分析刑罚的报复功能、预防功能与改造功能,更可见刑罚之必要性。通过了解刑罚得以存在的更深层次的必要性,更进一步地说明制定合理化刑罚的重要性。要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应该从死刑、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上等方面对刑罚制度予以完善。

公安法治思维与防范公安职务犯罪研究

实现法治的前提在于要有良法以及法律得到人民的遵守。公安法治思维的建立不应是理论上的泛泛而谈,应从实践中寻求具有可操作性的培养路径。应从职权法定思想的建立、特权思想向服务型执法理念的转变入手,推进公安机关执法人员法治思维的建立,进而增强人民群众对法律权威性的认同,增强公安机关作为政府公权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在法治社会的建立过程中,公安职务犯罪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公安职务犯罪的出现有经济、思想、制度等多方面原因,相应地应从警察待遇、法治理念、监督机制三方面着手防范公安职务犯罪。

新型支付方式对网络侵财类犯罪定性的影响——以更换二维码案为例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以网络技术为依托的新型支付方式也随之不断普及。与此同时,也不断滋生了不同类型的网络侵财犯罪。新型支付方式下,对于网络侵财犯罪的定性愈加复杂。通过对网络侵财犯罪进行研究,对最常出现的网络犯罪形态诈骗罪与盗窃罪进行分析,并结合当下争议热点"更换二维码案",来论证如何对网络侵财犯罪进行定性。尤其对于窃骗并存的新类型案件,应坚持以犯罪行为作为分析问题的着手点,在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度内寻求相对妥当的规范评价。

P2P借贷的刑法规制现状研究

P2P是依托于互联网而发展起来的网络借贷平台,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渐发达,P2P凭借其竞争优势在国内呈现爆发式增长。基于与P2P有关的19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分析,发现在我国P2P借贷的刑法规制现状中存在非法集资类罪名的多发性,法院在P2P领域涉嫌的罪名之间存在定性的差异性与矛盾性的情形。造成上述现状的原因在于我国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构成要件过于宽泛与事前监管的不到位,P2P在我国的性质尚不明确以及涉及的罪名之间存在交叉关系。因此应限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资金用途,明晰P2P中所涉罪名之间的差别以及完善与P2P监管相关的配套机制,以实现P2P领域的健康发展。

形式解释之倡导:基于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

关于刑法解释的立场问题,一直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在梳理前辈们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理论与实践分析,主要从四个方面分析形式解释必要性之所在,首先分析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系,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的关系可以说也是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系问题;其次论述刑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关系;第三个方面从宽容精神入手说明实质解释的缺陷;最后结合《刑法修正案(九)》来分析形式解释之必要性的背后原因所在。

共同犯罪相关学说单向过渡性研究

以共同犯罪的本质为出发点,分析与其相关的三种学说,即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与行为共同说。不同学说的支持人都会竭力维护自己所支持的学说,并指出其它学说所存在的不足。但事实上各种学说之间都存在可以借鉴的地方,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犯罪共同说、部分犯罪共同说和行为共同说之间是存在一个单向过渡性质的阶梯关系的。即在共同犯罪的认定上,三种学说的适用只能依次由犯罪共同说过渡到行为共同说,换言之,可以适用行为共同说去肯定犯罪共同说得出的共同犯罪成立的结论,却不能用犯罪共同说去否定运用行为共同说所得出的成立共同犯罪的结论。

犯罪构成三要件原理分析——兼论对客体理论的反思

犯罪构成作为类型化的概念在刑法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必须掌握犯罪构成的内容。而四要件理论与三阶层理论之争说明了,对于犯罪构成内容的把握在我国存在巨大分歧,但正是这些分歧引导着犯罪构成理论不断向前发展。通过对以往犯罪构成理论进行思考,将四要件理论改良为包括主体、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在内的三要件理论,将更符合中国国情。而之所主张三要件,原因在于司法过程中,抽象的客体理论没有存在的必要,以具体的对象代替抽象的客体更有利于发挥犯罪构成理论应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