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类型思维之提倡

类型思维是概念思维呈现没落态势时的基本法学思维方式,具有价值导向性、介于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中间性、使法规范与生活现实相互调适的开放性等特点。在刑法立法上,类型化应是我国将来的刑事立法发展方向;在刑法适用中,合理解释犯罪构成要件、准确形成案件事实都离不开类型思维。类型思维引入刑法领域,标志着刑法学摒弃主客体分离而采用主客体并存的认识模式,意味着刑法解释立场由形式解释论、主观解释论向实质解释论、客观解释论的革新,并带来了对禁止类推解释原则的深思。

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刑法观——以创新社会治理体系为视角

在风险与发展并存的现代社会里,传统刑法观在应对一些新兴领域的刑事犯罪问题上已显得力不从心。创新社会治理体系这一治国方略要求创新传统刑法观以适应社会新形势,于是代表现代刑法观的市民刑法、风险刑法和敌人刑法在我国刑事法领域崭露头角并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是现代刑法观与传统刑法观相碰撞而产生的激烈的批判和反批判。从此,我国刑法观便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刑法观的不稳定性会导致立法与司法上的诸多弊病,所以构建起以传统刑法观为基准,兼以民生刑法观为导向,以风险刑法观为补充,以敌人刑法观为例外的三级层次的三元化刑法理念非常必要。

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价值属性辩正

在立法层面,犯罪构成是立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司法层面,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是司法者所作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与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之比较层面,我国的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也应是价值判断。因而,价值判断当属我国犯罪构成符合性判断的灵魂,进而应是整个刑法问题的核心。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严打”方针的刑法学思考

“严打”作为我国的一项刑事政策 ,在宏观上与刑法是灵魂与肉体的抽象关系 ;微观上 ,“严打”是刑法的阶级性和社会性的体现 ;“严打”符合犯罪的本质特征 ;“严打”与刑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严打”是现代刑罚理念的应有之义。在司法实践中 ,应当突出强调“严打”方针中的“依法”要素。只有提倡并贯彻“依法严打” ,才能充分实现上述的“严打”所蕴涵的刑法精神和价值。

德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规定及其启示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商业秘密不仅对企业经济效益有直接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的生死存亡,因而加强商业秘密的保护意义重大。德国商业秘密刑法保护主要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之中,根据行为人身份、行为对象以及被侵害商业秘密的使用地域作出了不同规定。此外,该刑事措施设置尊重受害人的意志,在诉讼模式上以自诉为主,当涉及对公共利益的侵犯时则付诸公诉;同时,该法刑事部分也保护侵害者权益,没有规定资格刑。德国是大陆法系的领军国家,其商业秘密刑事保护措施的设定无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环境刑法的象征性标签的质疑——与刘艳红教授等商榷

近年来环境刑事立法被视为象征性立法的典范。尽管有学者对我国象征性立法的批判进行了反批判,但他们并未站在同一个层面来审视象征性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甚至变相转移了批判者的真实目的。产生象征性错觉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通过现代刑法应对风险时所普遍持有的纯粹法律工具主义的态度。无论从司法实践的效果还是立法层面的推测来看,环境刑法都不符合象征性的标签。"象征性立法"标签的错位套用,不但会造成环境刑法公共认同的缺失、限制环境犯罪的治理,而且会加深古典刑法与现代刑法之间的矛盾。我们需要正视环境法益保护范围扩大的现实需求,秉持生态中心的法益观。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数民族犯罪控制——以治理、互动和谦抑理念为视角

治理理念、互动理念和谦抑理念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基本理念,分别是对统治理念、专治理念和扩张理念的超越。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施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实质上是要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三大理念贯彻到犯罪控制当中。其中,治理理念的贯彻主要表现在立法控制上,需要针对少数民族犯罪制定刑法的变通或补充规定;互动理念主要表现在司法控制上,需要将少数民族犯罪纳入刑事和解的范围;谦抑理念主要表现在社会控制上,需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优良习惯法资源和民间自治组织在犯罪控制上的积极作用。

反向假冒商标行为之刑法思考

反向假冒商标问题近年来成为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中的热点问题,对其是否应当入罪争议较大。可从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典型案例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考察反向假冒商标行为的概念、特征和国外的立法例,可将反向假冒行为进行分类。对反向假冒商标的社会危害性的厘定问题,应从企业、消费者和市场秩序三个角度出发进行分析。部分学者将反向假冒商标入罪的观点既不符合犯罪行为本身应当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要求,也不符合刑法的谦抑性价值目标。

提升刑事司法公信力的路径思考——兼论人民陪审制向何处去

中央吹响了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的号角,实现司法独立已箭在弦上。然而,刑事司法不同于民事和行政司法,实行司法独立亦不能消除导致司法腐败的根源,难以显著降低冤假错案的发生率,改变不了司法不透明的局面,很难拉近判决结论与民众正义观的距离,因而无法显著提高刑事司法的公信力。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有赖于实现司法民主,但现行人民陪审制重象征意义而轻实际效果,陪审员只"陪"不"审",没有发挥分权制衡的功能,因而必须改革。有关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三种方案中,陪审团制更有利于提高刑事司法公信力,应当成为人民陪审制的改革方向。

宽容对待处置突发恶性事件时的警察行为——被允许的危险在刑法中的应用

被允许的危险具有开放的空间,需要法官、法学家根据法秩序的统一性原则进行补充。警察处置突发恶性事件的行为不宜视为法令行为,也不同于正当防卫,而属于被允许的危险。本文为突发恶性事件中被允许的危险提供了判断标准,并对警察在处置突发恶性事件中造成无辜群众伤亡的责任进行了研究。

必要与可能:我国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正当性——基于多重视角的考察

刑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正当性,从外在现实需要而言,既是全球化的视野下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法律趋同化的要求,也是国际法视野下条约必须信守原则的国际义务的要求。从内在理论基础而言,财产法视野下知识产权的权利脆弱性和易受侵犯性,以及经济学视野下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低风险性和高收益性决定了知识产权对刑法保护的强烈需求;同时,刑事政策视野下道德和"第一次法"保护知识产权的无效性,决定了"第二次法"——作为保障法的刑法的合理介入。

论刑法与交通行政法的协调与衔接——以《道路交通安全法》《公路法》为视角

《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公路法》是交通行政法的代表性法律,在国家管理社会关系中,它们与刑法在调整内容上存在着交叉或重合。尽管在立法目的和立法形式上彼此协调一致,但在行政刑法条文、超限、追逐竞驶及司法解释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上,却有不协调之处。消除法律间不协调的具体方式是立法上修改法律条文,执法上进行相应衔接。

对我国刑罚正当性根据的反思

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刑罚基础理论中一个重大基本问题,贯穿于制刑、量刑和行刑整个刑罚制度运行的始终。关于刑罚的正当性根据问题,历史上曾出现了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之争,以及以后出现的调和二者的折衷论。文章在对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兼顾中国法律传统和实际,提出以折衷刑的见解来解释我国刑罚的正当性根据是符合我国的现实价值取向的,进而达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完美结合。

运用刑事法制理念应对恐怖主义犯罪问题研究——以美军利比亚反恐为切入

美军在利比亚的反恐行动突显出许多法律上的问题,鉴于目前国际组织及各国、各地区的反恐实践,首先应明确恐怖主义活动是一种危害极其严重的有组织的暴力犯罪行为,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应以适用刑法为主导,辅之以其他应对措施。对我国反恐策略而言,应以刑法的正面预防为主,即刑法需提前介入,同时制定一部反恐单行刑法,以明确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另外应将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中规定的有关罪行及时转化为国内刑法的罪名,以此加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确保刑法反恐机能的充分发挥。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其管辖权的补充性原则及范围应有所突破,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国际反恐的合力效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研析

本文针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疑难问题进行研究 ,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客观上应表现为不作为的行为方式 ,而不是持有 ;该罪在司法证明上并无重大突破 ,只是在立法上的证明责任转移 ;该罪在设置方面的缺陷问题 ,根源于其前置制度的缺失 。

刑事案例演习教学法的探索——基于创新型与应用型法学硕士研究生培养方式的设计

根据法学硕士生的知识背景、我国成文法传统、就业状况,探索了刑事案例演习教学法的实践方式,力求贯彻"四个一体"的理念,突出能力培养,着力案例选择,注重创新引导,强化过程控制,以实现创新型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契合。

关于认定和惩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几点思考

尽管存在条文表述上的问题 ,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仍应被视为不履行特定义务的不作为犯罪 ;从司法层面讲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并没有被转移给被告人 ,但是在立法层面 ,本罪的确存在证明责任倒置问题 ;本罪的立法缺陷不仅表现为法定刑偏低 。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新论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的性质是严重危害社会的国际犯罪,而非纯正的政治犯罪。在国际实践中认定该罪,应当划清国际恐怖主义犯罪与战争、武装冲突的界限。惩治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关键是制定统一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公约以及在国际集体安全框架下进一步加强国家间的合作。

日本少年法理念与日本少年司法晚近变革

日本现行少年法以少年的健康成长为基本理念,对罪错少年采取保护处分为主,刑罚为辅的处遇原则。2000年和2005年少年法的修订有严罚的趋势,扩大和加重了对部分犯罪少年的刑事处分。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少年法的保护主义理念和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司法机关依然非常谨慎地对少年适用刑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