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O社会阶层影响了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吗?——基于中国跨国公司微观数据

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政策风险、角色预期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

东道国政策风险与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2004-2013年投资建立的海外子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系统分析东道国政策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所有权性质与东道国经验对政策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东道国政策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企业的东道国经验对政策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的关系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中国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验证。结论深化和丰富了东道国政策风险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同时也为中国企业如何在政策风险高的东道国获得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提供了一定的实践指导,中国企业应该使得政治战略与市场战略协同配合共同发展。

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研究

基于信息不对称和组织合法性两个研究视角,分析外来者劣势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影响路径。结合组织学习双元性理论,探讨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在调节外来者劣势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关系上的时效性差异。在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关于外来者劣势、组织学习与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概念模型,以138家中国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SPSS 19.0对提出的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来者劣势对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绩效存在显著负作用;探索性学习强调知识信息逆向转移,能够促进跨国企业突破性创新来弱化外来者劣势对长期投资绩效的负作用;利用性学习旨在促进内部技能与外部环境的融合,推动跨国企业渐进性创新,进而显著弱化外来者劣势对短期投资绩效的负作用,但利用性学习的调节作用未通过验证。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外来者劣势,并从组织学习角度给跨国企业降低外来者劣势、提高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提供实践意义。

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东道国政策风险是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主要从制度理论的合法性视角出发,认为跨国企业应该采取制度同构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即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该视角认为政策风险是跨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而不能主动利用的外生因素,忽视了拥有能动性的跨国企业在管理政策风险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基于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并且结合企业资源基础观,探讨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机理。以2003年至2014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投资新建的海外子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 12.0软件和Logit回归分析,系统分析政策风险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中国跨国企业母公司的所有权性质、国际化经验和组织冗余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跨国企业拥有采取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的政治能力,因此,政策风险对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具有正向影响,即中国跨国企业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与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国际化经验提高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组织冗余降低了中国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政策风险较高东道国的可能性。通过引入制度理论的能动性视角,研究结果拓展了关于东道国政府的政策风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研究;从企业资源基础观出发,考察二者关系成立的情景条件,扩展了理论的适用条件和范围;中国跨国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资产扩大与资产利用动机的结合,丰富了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的国际化理论。相关研究结论对于以中国企业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在进入政策风险较高的东道国时采取制度同构还是制度创业的方式获取合法性具有一定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外来者劣势的克服机制:组织身份变革——基于联想和中远的探索性案例研究

克服外来者劣势是跨国企业国际化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然而,现有研究对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如何克服外来者劣势缺乏理解。本文选择联想和中远开展探索性的案例研究,采用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对档案数据和访谈数据进行编码分析,构建中国企业通过组织身份变革克服外来者劣势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①中国企业面临的外来者劣势由组织身份合法性缺失引起,即中国企业的组织身份被东道国利益相关者误解和曲解,进而不被认可和接受,其中,身份误解由身份模糊引起,身份曲解由负面的来源国形象引起。②中国企业通过组织身份变革克服外来者劣势,组织身份变革采用"替换"(用真实的、积极的身份标签和含义替换负面的身份标签和含义)、"进化"(对现有身份进行深化和发展)和"增补"(创造新的身份标签和含义)三种机制。③组织身份变革的目的是促使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对"中国企业是谁"形成真实的、积极的认知,消除身份误解和曲解,获取组织身份合法性。

政治关联对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绩效影响研究

政治关联与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基于制度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2004—2014年完成的国际并购事件为样本,系统分析政治关联对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绩效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的东道国经验与组织冗余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中国企业国际并购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企业的东道国经验减弱了这种负向影响;组织冗余的调节作用未得到验证。

政治关联、正式制度与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独资还是合资?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选择是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制度理论,以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在2009年至2015年发生的对外直接投资事件为样本,运用STATA 12.0软件对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系统分析政治关联对中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同时探讨企业所处的中国地区制度环境以及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政治关联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合资模式,拥有政治关联的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企业所处的地区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没有通过验证;东道国制度质量对政治关联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起到了负向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选择恰当的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