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保护视阈下黔东南苗绣产业化发展初探

生产性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保护方式之一,苗绣是具有物质载体的技艺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宜于生产性保护的方式。黔东南作为苗绣的代表地区,其产业化发展面临苗绣技艺后继无人、苗绣企业文化内涵不足、苗绣产业缺乏引导和扶持、苗绣市场尚未形成品牌和规模效应等问题。在生产性保护理念的指导下,全社会共同参与建立苗绣数据库、通过立法保护苗绣知识产权、培养懂苗文化的苗绣技艺者、规范苗绣市场等措施促进苗绣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传承、保护的效果。

苗族“敲巴郎”仪式的社会性别特征——以黔中B寨为例

"敲巴郎"是苗族最重要的仪式文化,黔中B寨"敲巴郎"祭祀的祖先男女性别平等、比例相当。祭祀活动为寨中男女共同参加,但性别角色差异明显,其中,仪式过程由男性操持,不仅全程参与,而且祭祖环节只由男性操作。女性的参与虽然主要在非祭祖活动仪式的其他过程及姑家做客的邀请、人情接待与关系连接,但仪式中多次选用带有女性符号的"物"的现象,表明了女性地位在仪式过程中既被肯定又被隐藏的交织与尴尬,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黔中苗族社会传统文化与性别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影响。

20世纪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概述

20世纪80年代中国妇女研究受西方女性主义影响开始起步,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随之兴起。’95世妇会是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在其影响下,中国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发展迅猛。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论文数量飞速增长,相关专著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出现了一大批少数民族妇女研究的经典著作。到今天,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独树一帜;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机构成果显著;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内容逐渐深入,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已广泛进入人们视野,取得了可喜成果。但仍面临研究对象空间分布不均;研究者性别失衡;本土化理论创新不足等问题。

第一轮修志以来台湾地方志研究概述

笔者对近四十年来两岸的台湾方志研究进行整理、分析,从方志学研究体系出发进行概括、归纳,认为两岸学者的台湾方志研究有同有异。从微观上看,两岸学者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者分布上都存在差异;但从宏观上看,台湾学者的台湾方志研究与大陆学者的台湾方志学研究都属于方志学的范畴。加强两岸方志研究者的交流,构建方志文化共同体,是促进台湾地方志研究的必由之路。

书写土司:清代贵州方志“土司”类目设置研究

方志是一种联结地方与国家的历史文本,它从地方取知识信息,汇集众多地情资料,成一地百科;文本书写中体现官方视角与国家意志。贵州削土司设省,历史上全省遍布大小“土司”,这是中央赋予当地长官的官方称号,因而“土司”是贵州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以清代贵州方志中“土司”类目设置为考察对象,探讨修纂者在创设“土司”类目时的知识择取与权力构建,可见修纂者在书写、建构“土司”这类边疆特色类目时,有设立统治典范,加强道统教化以及纳入大一统体系的目标期待,亦可体现方志成书时的思想意识。

贵州苗族地区女性家庭地位与经济发展初探

贵州苗族地区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庭关系从父子关系为主轴转变成以夫妻关系为核心。在这一过程中,苗族女性在家庭中的经济地位开始凸显,家庭地位得以提升,但她们的社会生产劳动是粗放型的,且具有短暂性、不自主性。文章认为,可以通过发展苗族地区的女性经济提高其家庭地位。微观上提升女性自身素质,关键在于发展女性教育;宏观上政府各部门和社会相关组织机构共同引导、扶持女性主导的民族文化产业,规范市场,保障女性合法权益,从而使得苗族地区经济与女性家庭地位得以发展、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