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公平成为更大的效率——新破产法中劳动债权特别优先合理性之探讨

新破产法草案曾经试图赋予企业职工劳动债权先于担保债权受偿的特别优先权,一场要人本还是要市场经济秩序的讨论因此展开。一般的看法认为劳动债权特别优先只是单纯涉及分配正义,而与提高分配效率无关,因此只是经济学上要公平还是要效率这个古老争论的延续。本文以法理经济学为进路,介绍了近20年西方担保法和破产法领域的一些主要成果和共识,提出:破产清偿顺序因其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而具有提高分配效率的特殊意义。同时充分阐释了劳动债权特别优先在中国背景下的历史合理性及实践意义:即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一种历史性回归。新法用老人新人的办法折衷了这场争论,但更进一步""的理论阐示在理论和现实层面都仍然非常必要。

破产无效制度在个人破产背景下的迭代研究--以《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为例

破产无效制度是中国破产法律体系之特色,外国立法中仅见破产撤销制度而无破产无效制度。《民法典》第153条、第154条是中国法律行为无效制度之普通法,学理上分别代表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制度,体系上与外国法差别较大,亦是破产无效特别法存在之基础。虽然《刑法》第162条之二虚假破产罪与破产无效条文之间表述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破产无效条文丧失了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因此,如何升级迭代破产无效制度,是《民法典》实施后,破产法修订中须认真考虑的问题。本文论述前述理论问题之后,检讨现行法条文之不足,提出了具体的修订意见与完善建议。

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与未来:写在《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下发之际

2014年5月,银监会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向各地金融办下发《小额贷款公司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虽然《管理办法》只是一个框架性文件,各地还将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地方版细则。但这依然标志着全国统一的小贷公司监管新规正在紧锣密鼓的酝酿中。本文旨在从小贷公司的目前总体环境、困难、法律障碍、意见稿可能解决和未能解决的问题方面进行梳理,

论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免责”指标及其实现进路

如果大中型公司的破产清算与重整程序之间是质的差异,那小微企业的清算和重整程序之间只是量的变化。在清算程序的“债务免责”问题上,小微企业对相关规则的需求更接近于自然人的。而债务免责跟财产保留制度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因此世行小微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债务免责”指标实际上表达的是:小微企业破产需要特殊的豁免财产制度,以期尽可能实现维持企业经营进而保障就业的立法目标。鉴于对重整成功率的追求已经被世行专家团队所放弃,因此更优惠的小微企业破产清算制度,比所谓的重整成功更加现实可行。其中的关键是必须要有独特的破产清算程序尤其是适配的债务免责-财产保留规则,即不完全等同于个人破产中的现有制度,更不同于大中型公司破产程序中的。

小企业重整程序该如何嵌入中国的破产法律体系

2019年美国《小规模经营重整法》破产重整改革最终带来的,与其说是一种企业重整程序,不如说是一种个人重整程序。其关键技术都是建立在个人破产制度基础之上的,因此,无法直接嵌入中国现行的企业破产法律体系之中。本文深入分析了美国《破产法典》第11章历次改革的具体情况、《小规模经营重整法》改革的技术核心(尤其强裁规则中以"可支配收入"测试替代"绝对优先原则"),以及中国企业破产法律体系的特征(非DIP为原则与没有"可支配收入"测试)等问题之后,认为如果要在中国引入《小规模经营重整法》式的小企业重整程序,其嵌入进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须分步实施:首先在修订《企业破产法》时,加入重整快速通道或简易程序;其次在全国范围推行个人破产制度;第三步才是建立小规模经营的特殊重整程序。

个人破产的金融维度

作为债务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个人破产法对整个现代经济和金融体系无疑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个人破产程序对于银行呆坏账核销制度的意义;二、降低金融不良贷款的总体催收成本;三、个人破产重整有利于保障住房贷款的整体安全;四、个人破产制度是金融-经济体系的一道社会防火墙(能制约'影子银行'的体量;是允许银行破产的必然推论;对社会福利体系的部分功能替代:尤其是在应对不断上升的医疗债务、人口老龄化和长期经济下行风险时);五、个人破产制度对风险投资及创新精神的影响。单独来讲,每一点可能都只有边际性的改善作用,但是各种边际性效应的累积,就可能对中国的金融-经济体系产生较大的总体影响。从最本质上看,个人破产其实是在保护市场经济的终端需求侧,需求侧出了问题,供给侧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董事第三人责任条文的理解与适用辩难

《公司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在公司治理问题上,引人注目地增加了“董事第三人责任”和“影子董事责任”条款。虽然规定的都是某种连带性责任,但来源上有侵权行为与信义义务责任之差别。本文放弃了一般性讨论草案条文好坏的传统进路,而选择将其带入某具体适用场景,即世界银行BEE“宜商环境”新评估体系中即将增加的两项董事责任指标中进行考察。无论从及时申请破产还是破产环保责任的角度,征求意见稿第190条因其连带责任之规定,都不宜用于小微企业破产案件中(不宜用于未来的破产简易程序)。而该稿第191条则要进行修改,不仅应包含公司正常情况下的信义义务规定,还应包含公司资不抵债情况下的侵权责任规定,以体现其与第190条的逻辑同一性和董事-影子董事的责任同一性,即都作为《民法典》第1168条共同侵权规则之下位法,而不同于一般公司组织法上的替代责任(公司吸收其雇员行为的责任)侵权规则。

思维差异的客观存在与《公司法》第177条的立法与解释

一、从李杏英案看思维差异:在思考法条之前先要思考事实许多年前著名的李杏英诉上海大润发超市存包损害赔偿案中最核心的一个争点是: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是保管合同关系,还是借用合同关系。①法院最终认定两点:1.双方当事人就使用自助寄存柜形成的不是保管合同关系,而是借用合同关系;2.李杏英既不能证明其确曾将所称钱款放入自助寄存柜内,也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自助寄存柜本身存在的质量问题造成的,更不能证明其所称物品的遗失是大润发超市在提供寄存服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所造成。因此,李杏英要求大润发超市和被告大润发公司承担其所称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缺乏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难以支持。

从“公司公民”的角度看金融危机下的破产重整——一个中美比较的视角

前言公司社会责任(CSR)已成为公司法领域最响亮的关键词之一,影响着现今商业领域的所有思想和表达。虽经数十年发展,一些基本定义和原则尚在争论之中;但含糊并不影响它的重要性,分歧更说明其内涵的丰富和复杂。本文根据最新的"公司公民"(Corporate Citizenship)理论,认为全球金融风暴背景下,保住公司、保住就业其实就是企业公民最大的社会责任。但承担这个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