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变动与地方秩序——以清末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为例

清末“新政”是清代政治体制的最大变革,由此而对地方权力结构与社会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许多地方酿成抵制“新政”的风潮与民变,嘉定反户口调查风潮的爆发即是其中一例。从根本上看,“新政”是清政府经历了“庚子之变”后所展开的全面自救,其压力来自于外部,而非基于国内社会广泛一致的需求。新政的举办不但没有给社会带来直接的利益,反而使民众成为抽税纳捐的主要对象,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同时,新政的推行也使得传统的绅民关系发生变化,士绅凭借“新政”更多地控制乡村公共经济资源,在经济和政治上确立更大的优势,绅民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户口调查过程中所发生的反对风潮,一方面影响了调查的进度及统计数据的准确性,另一方面风潮对于清政府的统治造成巨大的冲击,加剧了清政府统治危机。

近三十年清末民初地方自治研究述评

地方自治作为清末民初盛极一时的宪政思潮和政治运动,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近三十年来海内外有关中国地方自治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在不断加深和扩大。在研究范围方面,既有全国性地方自治的研究,也有对区域地方自治的个案研究。在研究视角方面也触及多个方面,现代化、自治思潮、公民意识、地方精英等都被纳入地方自治研究中。不过,在研究时段、研究领域和方法等方面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宋庆龄与中美友好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美两国交往的大门一直未被打开。但是作为国家领导人和杰出的外交活动家,宋庆龄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中美关系,一直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途径,为中美友好作着努力。

抗战时期宋庆龄对中共医疗的援助与贡献

医疗救助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宋庆龄于1938年创建保卫中国同盟,动员国际力量援助中国革命,向全世界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及其他救援物资支援中共。与此同时,在宋庆龄和保盟的帮助下,抗日根据地建立起多所国际和平医院以及医学院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根据地全体军民、高效现代的医疗卫生体系,为中共战时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宋庆龄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孙中山纪念

孙中山作为20世纪享誉世界的伟人,在他去世后,不同的党派和社会群体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宋庆龄因其特殊的身份,在孙中山纪念活动中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她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孙中山纪念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孙中山纪念备受国家和社会的关注,每逢诞辰和忌辰都会举行相关纪念活动,宋庆龄也通过出席纪念会、发表文章等方式直接或间接的参与到纪念活动中。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对孙中山的纪念,既源于党和国家的政治主张和需要,更是出于自身对孙中山的追思与怀念。

宋庆龄与中苏友好协会(1949-1966)

1949年,宋庆龄当选中苏友好协会副会长,后又连任会长,在将近二十多年的工作中,一直致力于中苏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在此期间,宋庆龄两次出访苏联、接待苏联代表团及领导人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苏关系的讲话。宋庆龄之所能够出任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人并在中苏友好关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与党和国家的外交方针有关,另一方面则源于自身与苏联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对孙中山联俄遗愿的继承和发扬。

宋庆龄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业合作运动

中国工业合作社作为支援抗战,增进中国经济生产能力而兴起的一支独特的经济力量,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开展救济活动的重要合作对象之一。宋庆龄通过保卫中国同盟,争取国际援助,进行抗战宣传,组织工业合作社,援助中共抗日根据地建设,有力地支援了中共抗战。支持筹建工业合作协会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的最初倡议者,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和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

宋庆龄支援抗日根据地的文教事业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抗日革命根据地相继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等一系列高等学校,用以培养革命干部和人才。在这些机构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困难,宋庆龄与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及时伸出援手,多次给予经费和物资支持。此外,保盟将这些机构的教育情况以及中国青年在陕北的生活介绍给国内外,许多青年正是受其影响来到延安,为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宋庆龄“自传”始末

宋庆龄一生著述众多,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她留下了大量的声明、宣言和文章。据学者统计,宋庆龄撰写的各类论著、书信共计1100多件,题词手迹有170多幅。但是,宋庆龄并未留下一部回忆录或者自传,仅有几篇回忆性的文章。究其原因,从事宋庆龄研究的著名学者盛永华认为这与宋庆龄一生为人谦逊低调有关系。笔者通过査阅宋庆龄书信等资料后发现,似乎还存在其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