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官衔研究

宋代官衔,是目前宋代制度史研究中新开拓的领域。从宋代帝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制度这一视角,可以看出宋代官制的复杂性、多样性。皇帝,通常不视为官,实际某种意义上,皇帝也是官,且居于官僚机构的顶端,所以皇帝也有官衔,只是名号比较特殊,显示其至高无上的地位。“皇帝”本身就是一个官号,其生前有尊号或圣号,死后有谥号、庙号。唐宋史称皇帝多用庙号,这就是法定官衔。皇后有官号,尊号有无,视其是否曾垂帘听政而定,死后谥号有二字、四字之别。内命妇,为皇帝姬妾名号之总称,其官衔有等级之分、秩品之差。外命妇官衔可分为公主官衔、卿大夫妻母官衔两类。内外命妇官衔亦特旨移用于宫人女官官衔。皇后、内外命妇、宫人女官的官衔,与文武百官相类,其名号等级分明,官衔成为其特殊身份的标志。

明代登科进士总数考

进士统计是科举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各种文献对明代进士录取人数记载不一,现在学者对此又缺乏必要的考证,以致不能得出统一而确切的统计数据。充分利用明代登科录、明实录、各科题名记等第一手资料,是获取准确数据的前提。在考证中,必须注意会试录取和殿试录取人数的不同,而进士统计必须以殿试录取为准。依此标准,明代共取进士89科,实际总数为24595人。

明洪武十八年进士发覆——兼质疑《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

明《洪武十八年榜进士题名碑》被毁,致该榜进士名录成为明代89榜进士中唯一残缺不全的一榜。而今人常用之《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收录该榜进士422名,尚缺50名。问题还不止此,更严重的是,所收422名进士名录中,存在严重错误,致以讹传讹,亟须订正。俞宪的《皇明进士登科考》保存了《洪武十八年会试录》,共收进士472名,与该榜殿试所取472名进士正好吻合,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可靠的登科名录。以《皇明进士登科考》为依据,有助于完成洪武十八年榜472名进士的发覆。

宋代“殿试不黜落”考

宋代殿试不黜落之制始于仁宗嘉二年 ,但杂犯者仍遭黜落。至元三年 ,特别是元八年以后 ,殿试杂犯亦不黜落 ,只给予降等的处罚。此制一直沿用至南宋末而不废 ,并对后世影响很大 ,明清科举取士中的殿试不黜 ,当直接继承了宋制。

唐宋“入閤”朝仪与议政之制源流考

"入閤"在皇帝朝参仪制与议政决策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为制度史研究所不可忽略。但"入閤"仪制的产生缘由及朝仪、议政制度变化,古籍记载存在相互牴牾之处,学界研究也有分歧。"入閤"的使用,经由动词短语"延宾入閤""进入内殿"转化为典制术语"议政入閤""朝仪入閤"的演变过程,考述了"议政入閤"与朝仪入閤的内涵变化。"议政入閤"始于唐贞观年间,由紫宸入閤演变为延英入閤等;"朝仪入閤"源于唐玄宗时期,因朔望朝避正殿而入便殿行礼的权宜之举,发展为常朝于便殿行礼,至唐末规制大变,由便殿所行常仪转为正殿所行大礼,乃至北宋别制"入閤"仪,成为朔望日于正殿举行之盛礼。进而辨正了"入閤"在文献记载及相关研究中存在朔望入閤、常朝入閤、朝仪入閤与议政入閤等混淆现象。

北朝本色乐府诗《木兰歌》发覆——兼质疑《全唐诗》误收署名韦元甫《木兰歌》

脍炙人口的乐府民歌《木兰诗》流传至今有两个版本,一是署名唐人韦元甫的《木兰歌》,它以"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开头,收入清人彭定求等编纂的《全唐诗》;另一个是同样署名韦元甫、收入宋人李?等编的《文苑英华》的《木兰歌》,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流传最广。署名同、题材同、诗名同的《木兰歌》,何以内容有异?这两首不同版本的《木兰歌》之间是否存在传承关系?比较两者的情节与语言风格,探讨两个不同版本各自所具的时代特征,进而通过名物制度比较研究,考察两者所反映的时空差异与传承关系,可得出如下结论:《全唐诗》所收以"木兰抱杼嗟"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属北朝本色民歌;而《文苑英华》所收以"唧唧复唧唧"开头、署名韦元甫的《木兰歌》,是经唐代文人对北朝民歌加工润色过的集体创作。由此可确定《全唐诗》所收韦元甫《木兰歌》是误收,应更换以"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开头的、《文苑英华》所收的《木兰歌》。

“三公官”从相之别称到正官考识

"三公"是中国古代官制史中存在时间最长的官名之一。由于经历了太多的变迁和跌宕,人们难以把握其丰富多变的内涵,常常产生误解。实际上,"三公"从产生到变为虚衔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变迁:先秦时"三公官"为尊称;秦汉时"三公官"为宰相;晋南北朝间始正式立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官",间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隋至唐、宋初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官",用做宰相、亲王、使相加官,不预政事;北宋徽宗朝"三公官"复改名为"太师、太傅、太保",为真相之任;宋钦宗之后至元明清"三公官"(太师、太傅、太保)为加衔。

姜夔西湖情事史实质疑——与《姜夔梅词缘于西湖情事补正》作者商榷

姜夔在青年时期曾与合肥一位擅弹琵琶的歌女相恋。夏承焘先生《合肥词事》一文,对姜夔此段情事进行了详尽的考索,并指出姜夔词中之梅花意象与其离别之时正值梅花盛开有关。近有陆红颖《姜夔梅词缘于西湖情事补正》一文,对夏先生的观点提出异议,并继而提出姜夔的梅词与其西湖情事有关。然其文中对于相关史料的理解有误,姜夔有西湖情事的观点并不能成立。

清代科举与《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反映清前期科举社会士人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吴敬梓通过讽刺江南士人的众生相,抨击的是已经日益腐败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要读懂《儒林外史》,必须了解清代的科举制度。如要搞清《儒林外史》中童生、贡生、监生、生员、用才、举人、进士等一批与科举考试有关的重要称谓,就必须搞明白清代科举资格考试。

论宋代皇帝与科举

综观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研究较多、较深入,其次,是关于宋代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即宋代科举与教育、文化、生活等研究也比较重视,成果日见增多。但是,对于科举的上游——宋代皇帝、政府,研究者却很少,尤其是宋代皇帝与科举的研究更少。下面分别论述述之,期以增进读者对宋代何以成为科举社会,两宋科举何以最兴盛、登科人数达十余万,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科举社会的了解。

宋代恩科论述

宋代恩科包括特奏名和特赐第。特奏名始于北宋太祖开宝三年,是为笼络多次赴省试落第的年高举人而设。至真宗咸平二年,特奏名试验被确定为与科举试同时举行的一种取士制度,符合相关资格者可以从此途出身、出仕。南宋特奏名制度沿北宋之制,并于绍兴十二年增加了武科特奏名。特赐第始于宋太祖建隆元年,是古代赐爵制的变种。特赐第的对象主要有以下几类:非进士出身的宰执官等高官;科举场试不利、怀才不遇抱文艺之名士;献书、献言、献策之人;殉于国事官员子弟;先圣、先贤后裔;宰执大臣子孙或亲属;皇亲国戚;邻国落第举子投奔或高丽宾贡应举落第贡士;遗逸、异行、有功之人。

宋代刑部建制述论——制度史的静态研究

宋刑部之制,沿袭隋、唐。在宋代,刑部之职能变化,分两个阶段:北宋前期,刑部官员无职事;刑部之权,为审刑院与纠察在京刑狱司所分。但刑部并非空壳,尚掌有昭雪天下死罪之司法权,及犯罪免职官员经赦重新叙用等职事。为宋初四家中央司法机构之一,则大理寺为最高审判机构;审刑院为复议大理寺断案机构;刑部为大辟复核机构;御史台为刑法最高监督机构。元丰五年,行新官制,刑部尚书、侍郎及其所属四司刑部司、都官司、比部司、司门郎中、郎中、员外郎,官复原职。职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政令。元丰改制之后,中央司法机构由四家简为二家,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则为司法监督机构未变。天下奏案,必断于大理寺,详议于刑部,然后上之于宰执,决之于皇帝,这就是元丰改制后,确立的宋代刑事审判制度。这也从刑政方面,体现了宋代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加强。

北宋太常寺礼乐机构述论

礼乐制度是源自周代君王统治臣民的一种重要制度。礼与乐有分工,但相辅相成。宋代汲取唐末五代礼乐制度崩溃的教训,尤其重视礼乐制度的建设。因此,礼乐机构也就始终成为了宋朝中央官僚机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宋代主管礼乐制度的机构,经历了阶段性变化:北宋前期太常寺不掌礼乐事,礼乐职能为太常礼院、礼仪院所侵;元丰新制后,太常寺重掌礼乐,仿《唐六典》新建编制,设太常卿、少卿、丞、博士、主簿等且各有职掌,并下辖郊社署、太乐署、鼓吹署、教坊等礼乐机构;至南宋时基本上沿袭北宋之制而有所压缩。

宋代经筵制度探析

宋代自太宗后,无一朝不开经筵。经筵制度,在宋代被定为"皇朝家法",其可视为特殊的对皇帝的再教育制度。经筵制度源于西汉,经筵官侍读则始置于唐,唐末五代废弛,宋复经筵制度,较为健全。宋代经筵官设,可分前后两个阶段,"元丰改制"后侍读、侍讲、崇政殿说书多为兼职。之所以出现经筵官以兼官为主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经筵官身为"帝师",必须由学问好、有声望、有地位的名儒硕士(多为进士出身)担任;二是皇帝将经筵授课视为一条了解外部和咨询时政的渠道,因此相对独立于相权的台谏官,就常成为经筵兼官;三是经筵官又是权相暗箱操控、打探皇帝信息动态的难得孔道,如秦桧就通过除授言路官必兼筵官的权术,使其亲信成为经筵官。因此,宋代台谏官多兼经筵官,这也反映出经筵官之除授,成为了宋代皇权与相权明争暗斗之地。结合宋代经筵讲读的时间、内容、场所和方式,纵向考察两宋经筵制度,亦可看出其为宋代文治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发现唐朝最早“策学”之作考证

唐初的科举考试,不论进士科、明经科、制科都试策问。为了应对科考,举子习作策论,官员也撰写作为辅导性质的策论,大量策论遂应运而生,从而在唐代形成一种特殊文体——策论。研究唐代的策论,则成为"策学"。时至今日,唐代时务策留存甚少,能够确定的最早的科场进士时务策,为贞观间上官仪之进士对策。至于作为习作或辅导性质的策学之作,有学者认为中唐诗人白居易成书于元和间的《白氏策林》四卷是唐代留存至今的最早策学著作。其实,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唐代保存至今的最早策学之作,当属日藏《令集解》中所载唐太宗贞观初魏徵撰写的进士《时务策》,它比《白氏策林》早出一百七十年左右。

“教授”起源考

“教授”职称,始于何时? 近年出版的中国教育史专著,或含糊其词地说:“汉代大学教授通称博士”(王炳照等《简明中国教育史》页94)、“太学的教授称博士”(毛礼锐主编《中国教育史简编》页29)。依此,能说汉代已有教授官了吗?当然不能。所以,同样一个意思,在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就用了另一种表达方法:“汉代官立大学的教师叫博士。”(见该书79页)。把“教授”与“博士”联系起来,推本溯源,似受到王国维的影响。王氏在他的《汉魏博士考》一文中写道:“汉博士皆专经教授,魏则兼授五经。”(《观堂集林》

南宋行在所临安府研究

南宋行在所临安府在城市建置与管理体制方面有其特点,主要体现在行在临安府的沿革、行在大内规制、临安府城厢管理布局、临安府衙及职官制度四个方面。一、京城中央官署布局,唐代长安、北宋东京开封尽量与居民生活区隔开,置于皇城内;而南宋不同,在临安府,朝廷衙署的植入往往是在城内见缝插针地安置,与市民生活区杂处。二、南宋临安府城厢管理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在"以厢统坊"的大格局之下,"街巷"兴起,取代"坊市",这是唐、宋城市变革的一个重要标志。三、提出了南宋行在"御街"与"御路"两者不能完全等同的观点,对相关考古学论著将御街与御路混淆,主张南宋御街(天街)"贯穿皇宫"的观点,表达了不同看法。四、南宋京师称"行在所",因而导致其与东京开封府在设官分职上的差异。临安府由杭州升格,高宗虽定都临安府,但未能正称临安府为京师,而称"行在所",名义上仍以东京开封府为京师,以示"恢复之志"。故尔,临安府官职设置,降格于开封府,仍带有州郡府治之印记,如:临安知府,正称"知",而开封府知府必带"权"字;开封府不设通判,以判官、推官为佐贰;临安府设通判;开封府不设左、右司理院,而设左、右军巡院;临安府设左、右司理院,却不置左、右军巡院。通判、司理院本为州郡官,北宋京师开封府皆不置,临安府仍保留州郡官不变。至于府院,开封府为司录参军;而临安府仍沿用杭州州格称录事参军,等等。

官制研究的文献学意义

治文史离不开古文献。能否达到正确地阅读、理解、运用古文献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古文献中所包含的名物制度的认识水平。而职官制度则是名物制度中的重要内容 ,因为它渗透在有关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甚至社会生活的大量文字记录之中。检视近二三十年来的古籍整理成果 ,有很多差错就出现在职官制度上。官制研究在文献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它不仅可提高人们的古文献阅读能力 ,提高古籍整理水平 ,而且还有助于考证史实 。

宋代文官寄禄官制度

宋代官制繁杂多变。北宋前期,"官"变成了"禄"。这个"官"本应是正宗的职事官,在北宋却离经叛道,变成了"寓禄秩"的阶,即本官阶。这与唐之前以官品定职禄大反其道。北宋徽宗朝崇宁、政和前宋代文臣选人、京官、朝官,由本官阶改为寄禄官大夫、郎,其沿革及职能变化分三部分内容:本官阶;寄禄官(元丰改制与崇、政改制);寄禄官分"左""右"。结合不同时期文官官衔,用实证予以阐释,为研究宋代文臣寄禄官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

两宋都督府职能比较研究

都督府在北宋、南宋都存在,而且在宋金战争中,曾经发挥过未可忽视的作用。两宋都督府有显著不同的职能,北宋为州格与虚衔,南宋为宰执兼领的统一前线诸路军马指挥的军事统帅机构。对两宋都督府的三重职能进行比较研究可知:其一,北宋都督在地方行政区划上,它既是六等州格都督州、节度州、防御州、团练州、军事州的最高一等;又是五等府京府、陪京府、都督府、次府、余府中的一等。其二,与州、府相联,北宋所设都督,有大都督、中都督、小都督之别,其实这时都督为亲王、宰执遥领之虚衔,无实职。其三,南宋初期,因宋金战争形势严峻,于是有宰执兼领都督诸路军马之置,发挥了战时区域最高军事指挥的职能。自绍兴后,都督诸路兵马府的设置,贯穿南宋七朝中的六朝(唯光宗朝例外),逢战必设,成为常态。通过两宋都督府的比较,得出结论:北宋大都督、中都督、都督之设,是沿隋唐诸路总管府、都督府之制,与州郡建置相联,属"都督州建官"体制,非统兵作战体制。而南宋以宰执兼都督诸路军马,传谕皇帝调动军队部署的旨意,节制前线诸大将,统一号令,保障军队供给,以便宜行事,属统帅作战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