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类作品创作与人工智能生成的异同

AI生成的高度自主性以及AIGC的作品外观引发了“AI能否像人类一样独立创作作品”的问题,这对学界关于作品创作和作品的现有认知发出了挑战。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必须借助语言符号来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感。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作品创作本质上是作者借助语言符号对思想情感进行表达。符号的非物质属性使得作品必须以一定形式表现才能向外界传递,因此新颁《著作权法》规定“作品必须可表现”。在创作(形成表达)过程中,创造物分别处于三个阶段:前表达阶段思想情感是创作的动因,因处于不可知的状态,无法受《著作权法》保护;表达阶段作者借助符号体系将其思想情感上升为符号化的表达,表达由表达形式与表达内容组成;表现阶段作品表达形式与物质媒介结合,表达借助物质载体表现出来。所以人类创作遵循“思想情感—表达—表现”的路径,而AI生成遵循“现有表达—重组表达—表现”的路径。因此,尽管AIGC也是一种表达,但其来源于计算而非创作,不满足作品的构成要件。

论商标的信用功能

现代商标代表了商品或服务的信用度,体现了相关公众对商品品质的稳定性及成长性的信赖以及对整个交易制度的信任。在商标的各种功能之中,商标的品质保证功能实为信用功能,是商标的核心功能;识别功能作为商标的基础功能,服务于商标的信用功能;广告宣传功能、符号表彰功能则是商标信用功能的衍生功能。当今社会,商标本质上就是信用,信用符号化为商标,商标则从识别商品或者服务来源的标记转化为财产,商标的财产化也是信用财产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接触加相似”到“不可避免披露”——从一得阁案看中国商业秘密侵权证明原则的进展

"接触加相似"原则是一种重要的商业秘密侵权证明原则,法院通过适用该原则成功地解决了一些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然而该原则在以配方为保密内容的商业秘密案件中却难以适用,这主要是因为凭借现有技术往往难以确定两种外观相似的产品其配方是否相似,而"接触加相似"原则要求权利人证明被控侵权一方的产品和自己的产品相似,并且证明后者实际接触了己方的商业秘密或有接触的可能。一得阁案中法官引入了一种新的商业秘密侵权证明原则——"不可避免披露"原则,从而在"接触加相似"原则之外,引入了新的商业秘密侵权证明原则,为审理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侵犯国家秘密犯罪中国家秘密的甄别问题研究

《刑法》乃国之大法,其适用关系到公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等重大利益,不可不慎之又慎。而国家秘密的甄别是认定《刑法》中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的关键环节,目前这方面的司法技术还不很高超,有关规定还不尽完善,有些理解还不够准确,比如《刑法》和《保密法》中对于国家秘密的规定不尽一致,从而给认定侵害国家秘密的犯罪带来困难;再比如《密级鉴定规定》对于国家秘密的鉴别和认定没有作出严格的区别,可能导致事后认定国家秘密的情况,有可能给《刑法》的适用带来不利影响。

作品创造性本质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物的创造性问题研究

人类乃万物之灵长,是创造性的终极来源。但人工智能技术在作品创作领域的发展不断对人类传统观念产生冲击,创造性的来源问题再次引起了关注。国内对创造性的研究多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视角,缺乏对创造性本质的探索。本文着重研究创造性的本质,指出:虽然创造性难以定义,但它仍有迹可循,创造性的物质基础在于人脑的复杂构造,创造的方式是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的运用,创造意图则是打开创造之门的钥匙。尽管人工智能已经具备类似人类逻辑思维的能力,但其工作原理并不允许其超出人类的意志从事活动,因此人工智能不具有创造性,其生成物亦不构成作品。

知识经济与法律的人文价值

由于知识经济的特殊属性 ,人们第一次有可能摆脱物质稀缺性的制约、追求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这就是知识经济的人文意义。相应地 。

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合理使用问题研究

根据中国法律规定,公共图书馆未经著作权人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在馆舍内提供数字作品属于合理使用。鉴于高校图书馆的特殊性,笔者认为中国应立法规定高校图书馆通过校园网向师生提供数字作品属于合理使用。同时,为避免著作权人的利益受损,对于上述合理使用行为应施加必要的限制,法律应明确在施加特定技术措施后高校图书馆方可为上述行为。

信息财产商业秘密属性与国家秘密属性的重叠之探析

商业秘密与国家秘密具有不同的法律属性,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某些信息可能同时具有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两个属性,即法律属性重叠。国家秘密中只有具有经济价值的信息才可能同时具有商业秘密的属性,这些信息可以称为信息财产;但是,并不是一切信息财产都可以成为商业秘密,只有国家非专属信息财产才能同时具有商业秘密的属性,国家专属信息财产由于不进入民事流转,不可能具有商业秘密的属性。当信息财产同时具有商业秘密和国家秘密双重属性时,可能产生商业秘密权与国家秘密权的冲突,此时基于公法利益优先原则,国家秘密权对商业秘密权构成限制。而当国家秘密保密期限届满或者解密时,该信息财产便不再具有双重属性,只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

同人作品的文化层累功能及其与在先作品竞争法上的法益关系——以《此间的少年》为例

《此间的少年》这类"架空"利用原作的同人作品,既不违反现行著作权法及商标法,也不构成对原作竞争法上的法益侵害。这主要是因为同人作品一般对在先作品不造成替代和竞争,相反,多数同人作品与原作是互相支撑的关系,甚至会造成"同人逆迷"的情况。另外,同人作品还具有文化层累的功能。基于尊重创作规律、有利于文化生成的考虑,同人创作对于在先作品之"搭便车"不应被法律普遍禁止,只有在涉嫌抄袭、剽窃等特定情况下才应加以规制,而著作权法对此已经加以明确,不宜在竞争法上扩张保护。

一个现代堂吉诃德的命运——吴宓及其文化保守主义

以吴宓为典型的文化保守主义在中国现代学术史的命运，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吴宓的追求是理想的，为追求理想，宁舍弃“实际的生活”，这就注定了他的命运是堂吉诃德式的悲壮。在文化激变的时代，吴宓更注重守成更注重建设，这对于现代中国不无启示意义。在世纪之交，对有着鲜明、独到的文化主张且拥有许多与吴宓齐名的文化名人的“学衡派”作重估。

教育权与著作权的竞争与平衡

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 ,它在著作权法上也有体现 ,反映在著作权法上有关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某些规定中。教育权与著作权的竞争通常通过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加以平衡。当今时代 ,由于教育观念和教育定位发生很大变化 ,同时也由于网络技术和其他信息技术的发展 ,在全球范围内合理使用制度面临重大挑战 ,急需在教育权与著作权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我国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也有待调适。

知识产权制度的公益性与私益性

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利用公益与私益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有利于知识发展的制度创造,体现了很高的智慧。但是,公益与私益难免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现有知识产权制度有一些不尽合理之处,有待进一步调适。

略论儒家伦理的超功利特征

儒家往往在狭义的范畴上运用“义”和“利”,即以“利公”、“利他”为“义”,以“利己”、“利我”为“不义”,把“义”与“利”看作矛盾。事实上义利问题所涵盖的内容不但指物质利益,还包括非物质利益。义与利并不必然地矛盾对立,没有理由笼而统之地讲“义”的价值高于“利”的价值。所谓“超功利”,是指不以功利作为最高价值目标,既不绝对排斥功利,也不把功利作为必不可少的价值目标之一。判断一个伦理体系是“功利”的,还是“超功利”的,不能以它是否主张保有道德对求利活动的约束为标准,也不能以它是否重视功利为标准。而应该从它的价值目标是什么、最高价值标准是什么、什么具有目的价值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论知识产的稀缺性和可界定性

除有用性和稀缺性之外,可界定性或称确定性也是财产的要素之一。知识产作为财产之一种,和其它财产一样具有稀缺性和可界定性,并且现代知识产权制度是控制知识产的稀缺性和使其获得可界定性的方式。也就是说,知识产之存在,是以特殊的制度设计为前提的,这是它不同于有体财产之处。

作为人权批判策略的精神分析理论——科斯塔斯·杜兹纳之人权批判

所谓人权批判,指的是对启蒙人权哲学的整体批判,尤其是对于其方法论和内在悖论的揭示,人们熟知的对于人权状况的批判并不一定包括在内,因为后者批判的往往是人权状况不符合启蒙人权哲学预设之处,批判的根基恰恰是启蒙人权哲学。当然,如果能够透过人权状况存在的问题,找到启蒙人权哲学的内在悖论,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将人权状况看成是人权哲学的"症候",进而找到"病因",那么对于人权状况的批判也可以看成是人权批判的一部分。对启蒙人权哲学的批判一直与启蒙人权哲学发展同步。在林林总总的批判中,运用精神分析理论进行批判自成一格,独具只眼,英国批判法学的领军人物之一、西方精神分析法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科斯塔斯·杜兹纳的人权批判可以作为代表。

财产权与人的解放——财产权的人学价值及其局限

财产权对于人的全面解放的意义具有两面性。第一,在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财产权从封建专制权力的桎梏下解放出来,首次实现了绝对的财产权利和财产权与权力的分离。财产权是其它各种权利的基础,堪称对抗封建专制权力、保障人权的坚实堡垒,是人的解放的起点,在反封建的斗争中,启蒙的、资产阶级的财产权利理论和观念无疑具有进步意义。第二,绝对的财产权利具有与生俱来的弱点,它无法保障实质平等和实质正义,因而只有超越财产权利的绝对性,才能进一步实现人的解放。在共产主义社会里,自由不再是自我与他人的分界线,而会成为个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的积极力量;平等不再是与私人个体作抽象对比,而是在强大的社会里倾情参与;所有权不再是排他性权利,而是社会公共的财产权。只有超越资本主义制度、超越启蒙时期的财产权利观念,才能实现人的全面解放。

法律视角下新建住宅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及运营思考

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迅猛,新建住宅区教育配套设施建设难、运营难是一个突出问题,原因在于有关立法不够完善。《教育法》等法律将教育设施规划、建设、筹措资金及物资等规定为政府责任,而房地产业主要靠利益驱动、市场调节,两者难以同步、协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明确了房地产开发商在开发房地产项目时,必须同时规划配套教育设施,并规定了配建标准,开拓了一个具有可操性的新的思路。但该规定效力层级低,并且难以对教育设施建设、资金筹措、办学运营等问题一并做出规定。为此,笔者认为由国务院制定《新建住宅区配套教育设施建设及运营条例》比较适宜。另外,法律中应明确不承担配套教育设施建设义务的法则。

吴宓人文主义的女性观

吴宓融合中国古典哲学的人文主义内涵和西方新人文主义之精髓.形成自己人文主义的人生观念,而他的女性观念也是人文主义的.他将女性的理想作为其关于“人”的理想的一部分来看待,因此对于女性的理想也反映了他对于“人”的理想.他批评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对女性的真正的尊敬,亦即传统社会较为注重从女性作为“女人”的特殊的性别角色和社会作用方面、而不是从其作为“人”的普遍的标准方面考察女性的生活.

法治主义的道德底蕴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重的治国方略的提出 ,不但是我国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同时也为法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它促使我们再度关注道德和法律的关系这一法学基本问题 ,并且重新审视实证主义的法的观念。我们认为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并重 ,不仅仅是指道德和法律之间相辅相成 ,如同鸟之两翼、车之两轮 ,更主要的是指法治必须以道德为基础 ,没有道德基础的法是恶法 ,而恶法不是法 ;没有道德为基础 ,只能有“以法治国” ,不可能有“依法治国” ,法律主治只是一句空话。实证主义法学主张将法律与道德区分开来 ,这固然可以避免道德的绝对化 ,但是另一方面 ,也可能导致主权者在立法上的专断。开放的法律应该既排斥一切道德专断 ,同时又以开放的道德作为基础 ,这是避免主权者的法律专制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文学作品中虚拟角色的著作权法保护

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包括文学作品、卡通作品、视听作品中的虚拟角色。由于文学作品中虚拟的角色的非直观性,关于其是否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独立客体争议较大。对文学作品中的虚拟角色而言,可著作权性的最关键要素就是构成单独完整的表达。本文分析了我国现行著作权法在保护虚拟角色方面存在的局限,借鉴、评析并提炼了美国版权法、德国著作权法关于虚拟角色保护的标准,提出当虚拟角色能从文学作品中剥离、被单独识别并利用,就构成了单独且完整的表达,可以成为著作权法保护的独立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