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多面:中共早期纪律检查制度的结构功能分析

中共成立之初,由于党员规模较小、干部力量匮乏,集中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兼任执纪主体,并负有发展党员、发行出版物、支配经费等职权,逐渐形成“一体多面”的兼职性纪检制度。然而,兼职性纪检制度与组织发展间却存在着某种结构性困境:一是执纪主体在组织层级、地域空间的非均衡分布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纪检工作的及时性和精准性;二是各级执纪主体的设置是以下级党组织数量为前置条件,致使中共在推进组织发展与抑制执纪主体领导幅度、层次不断延展之间难以两全。于是,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兼职,以及执纪行为的个体化表达等举措成为克服兼职性纪检制度结构困境的必要选择,而这也为后期纪检工作的部门化、制度化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民主概念、民主实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重读乔万尼·萨托利的《民主新论》

一方面,随着西方民主理论的发展,多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成为衡量民主的重要标准;另一方面,输入式的民主在非西方国家的迅速蔓延造成民主的混乱。萨托利从纵向的历史维度及横向的现实维度对民主进行正本清源,试图以自由主义民主观为理论根基,以优化民主形式为抓手来实现对“选主”的超越,这对坚持中国的实质民主具有启发性意义。

法规适应: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的实践要义——基于深圳的经验分析

由中共中央授权地方党委进行的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是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实践环节,在党内法规制定主体扩容可行性、地方党内法规制定程序科学规范性以及法规在适应于地方推进基层党建与纠正“四风”问题方面的行之有效性等方面承担着先行先试任务。由此决定了“法规适应”应是党内法规制定试点工作的实践要义,要求试点地方党委充分结合地方特点、回应现实问题、适应地方发展。深圳40年经济特区建设在基层党建和作风建设方面虽然创造了一定有利条件,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两个方面共同构成了深圳地方党内法规制定与实施的适应性依据。具体而言,深圳市委围绕推进基层党建、纠正“四风”问题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方面制定出台了5部地方特色鲜明的党内法规,并主要在以下两大方面作了适应性探索:一是在地方党内法规制定程序上,探索出“五项工作机制”;二是在党内法规构建路径上,探索出以“特定行为主体”和“特定内容事项”为中心的党内法规构建逻辑。从整体上看,深圳在这方面的探索彰显出对于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乃至中国特色“治党-党治”实践的创新价值与政治意义。

试论当代中国的干部结构转换——基于驱动变量、五维内涵和支撑机制的分析简纲

干部是支撑政府运转的关键,它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变迁有着关键影响。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组织存在,干部队伍是由政治标准、年龄阶梯、知识构成、能力导向、行为作风五大要素组成的有机结构。从理论上讲,干部结构的即时状态决定着干部队伍的能力及其发挥,因而干部结构转换具有权变性、适配性、规范性和有机性。干部结构转换的驱动变量包括世界政治竞争形态、国内社会发展态势、干部人事制度变革以及干部队伍建设现状。以相关政策变迁为基础,分析关于干部结构的五维内涵反映了结构转换的实践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主要对干部培养、干部考评、干部选任、干部能上能下等机制进行适应性改革,以支撑干部结构转换的顺利进行。从远景理论关怀来看,干部结构转换研究仍具有较大的拓展空间,值得基于中观研究向宏观政治发展形态及其话语构建研究延伸。

党的政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与基本内容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强调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日本自民党党纪监督制度探析

在竞争型政党体制下,政党竞争是政党加强自我建设的最直接动力。1993年日本自民党执政地位的丧失,意味着自民党一党独大的终结。面对外部竞争压力增强、内部腐败问题突出、派阀政治林立的局面,自民党试图通过加强党纪监督的有效性、强化总裁在党纪监督中平衡派阀政治的能力及健全党纪监督的奖惩机制来提升自我净化能力。然而,由于其党纪监督是以派阀政治为基础,党纪监督的权威来自于国家权力,其党纪监督效力十分有限。

增强党内政治认同的考察及对策研究--以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为视角

认同是基于人的心理、思想与信仰形成的,其逻辑起点源于人的自我认知。所谓政治认同,即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强有力的政治认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前提。作为党内政治生活认同重要内容的理想信念动摇、滑坡的问题目前尤为突出,必须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