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郊乡村农户情感嬗变及空间中情感意义的叠写——以来安县水西村为例

人文地理学“情感转向”的思潮下,情感在地理研究方面的重要性愈发不可或缺。文章以南京都市圈下毗邻江北新区的水西村作为案例地,以市郊乡村农户为对象,使用质性方法进行研究,梳理其情感嬗变及空间中情感意义的叠写。研究表明,农户情感主要划分为5个维度:认同感、幸福感、效能感、相对剥夺感、怀旧感。农户认同感与幸福感与日俱增,但村域发展的不平衡及个人价值取向迫使效能感收缩、相对剥夺感产生。当不能满足现实情感需要时,农户会在当前对往昔进行追忆,引发怀旧感,并为两极化的情感提供缓冲地带。良好环境利于农户积极情感的表达,不良语境令正向情感负面化,面临消解。水西村空间中情感意义的叠写是多方权力主体交互、协商的共同结果,同时展现出差异化的情感表达与空间生产意义。地方空间中情感意义的叠写也能改变农户情感,并表征出最优的行为方式,调节权责主体与资源配置,促进地方社会、文化发展。

表征与非表征:市郊乡镇“家”的营造——以安徽省三合镇为例

在人文地理学视角下,“家”是一种审视人地关系的微观空间,从微观角度重审人地关系.基于表征与非表征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以安徽省阜阳市三合镇为典型代表的市郊乡镇“家”的营造与实践过程,探究了消解“家”营造的障碍因素.研究发现:在表征营造中,乡镇空间以建筑群呈现出差异性景观;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公益宣传等方便居民的日常生活;在经济活动中,居民参与赶集,完成交易、体验生活.在非表征营造中,日常实践以集市居民的社交互动为基础,并长久维持.地方认同既可丰富“家”的意义,也可消解“家”的营造.

长江流域径流量变化过程及其对ENSO和PDO的响应

根据宜昌站、汉口站和大通站的径流量数据,运用M-K检验和小波分析等方法,对1900年以来长江流域径流量的趋势和周期变化进行分析,探究径流量变化对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和太平洋年代际振荡(PDO)的响应。结果表明:1900年以来长江流域径流量呈显著的减少趋势,并具有2~8 a的年际周期变化和14~17 a的年代际周期变化。流域径流量与ENSO具有相同的2~8 a周期变化,在El Niño发生期,径流量较低,在La Niña发生期,径流量较高。14~17 a的周期变化与PDO相关,在暖位相期径流量偏少,在冷位相期径流量偏多。PDO影响着ENSO和径流量之间的相关性,在暖位相期,El Niño对径流量的影响增强,在冷位相期,La Niña对径流量的影响增强。因此,在分析和预测流域径流量长时间尺度上的变化时要综合考虑ENSO和PDO的影响。

鄱阳湖出入湖径流量变化过程及与长江相互作用关系

根据1950-2012出入湖径流量和1950-2010湖内各站水位,运用M-K和回归分析等方法,系统分析鄱阳湖出入湖径流量和湖内水位的变化过程,探讨鄱阳湖与长江的相互作用关系。结果表明:1)鄱阳湖出入湖径流量的年际分布比较均匀,其变化主要受流域降雨的影响;2)出入湖径流量呈无显著增加的趋势变化,发生突变的年份为1991年;3)“五河”入湖径流量是湖内水位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对鄱阳湖与长江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变化起着决定性作用。从年代际变化来看,长江作用较强的时期为1960s和1980s,鄱阳湖作用较强的时期为1970s和1990s;从季节变化来看,4-6月和12月至次年3月主要为鄱阳湖作用期,7-11月主要为长江作用期;4)1950-2010共有47 a发生过江水倒灌入湖现象,主要集中在长江作用较强的两个时期的7-9月,这是由于从7月开始长江进入主汛期,流量增大,水位抬升,高流量和高水位容易对鄱阳湖产生倒灌作用。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巢湖流域生态风险分析

测度流域景观格局与生态风险特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风险应急制度,是合理保护流域生态的重要环节。通过解译2000~2020年巢湖流域Landsat影像,在统计景观结构和景观指数变化的基础上,构建生态风险模型,分析巢湖流域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巢湖流域景观结构变化总体表现为“一增、一减、四稳定”,即建设用地面积增长,耕地面积减少,草地、水域、林地和未利用地面积较为稳定;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变最为明显,主要发生在合肥市中心区域的庐阳区、瑶海区和包河区,耕地和林地之间相互转化明显,多发生在西部山地区域;各景观指数的斑块密度(NP)呈现下降趋势,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和香农均匀度指数(SHEI)呈现增加趋势,形状指数(LSI)呈现先增后降趋势;巢湖流域极低生态风险区明显减少,主要位于巢湖及周边地区以及西南部霍山县区域,极高生态风险区、高生态风险区和中生态风险区均呈增加趋势,主要分布在环巢湖区域及桐城县东南部区域,高生态风险区和极高生态风险区扩张明显,在发展环巢湖经济区时要格外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