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知识之辩:陶望龄论“学”

在良知与知识之辩中,陶望龄严分良知与知识,以良知为成圣的内在根据,以知识为良知的附庸。在此基础上,陶望龄剥落了“经”中的知识内容以及“学”所具有的“知识学习”的意义,并将“经”解释为人所本有之“性”亦即良知,将“学”解释为对人之所本有之“性”的“觉”。陶望龄对经与学的这一系列论说和观点,代表了阳明学者的主流观点,在阳明学发展史上颇具典型意义。

“一体”与“主从”:王阳明对体用关系的理解与运用

从王阳明对《大学》的理解开始,逐步拓展到阳明对儒家经典、三教异同、万物一体的理解,来考察王阳明对体用关系的理解与运用,指出王阳明有两种不同的体用结构:一个是体用一源、圆融一体的同质同层的体用结构,另一个则为异质异层、既分又合、有主有从的“主——从”式的体用关系。这两种体用结构既互相相关,又存在着张力。

陶望龄生死观的五个面向

相较于宋代理学将生死议题归诸佛、老的观点,陶望龄广泛征引儒学经典,证明生死的议题是儒学本有的内在向度。他以临终时坦然、不散乱作为得道的标志,并以此践行德性工夫。在这个根本追求下,他试图会通儒、释,并有意识地亲师取友,以互相启发、鼓励。他的生死观是向女性开放的,他认为女性也可以通过学习和践履达到了脱生死的境界。

构建心学道统:陶望龄与周汝登之交往

《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将周汝登与陶望龄一道划入了《泰州学案》之中,认为其是泰州学派罗汝芳之后学。而实际上,无论是从地域、思想传承还是自我认同来看,周汝登都属于王畿之后学,王阳明——王畿——周汝登——陶望龄,构成了阳明学在浙东传承的一条重要线索。陶望龄和周汝登的交往,主要有三方面的内容:一是陶望龄视周汝登为师,真心向周汝登请教、探讨"朝闻夕可"的性命之学;二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主持了浙中的王学讲会;三是陶望龄协助周汝登完成了《圣学宗传》《王门宗旨》二书的编纂,共同构建了"王阳明——王畿——周汝登"这样一个以"无善无恶"为宗旨的道统传承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