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农村贫困与经济增长

普惠金融主要服务对象是农民,其目的在于使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通过享受到普惠金融的服务,最终达到脱贫的目的。西部地区是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较为集中的地区,因此利用我国西部地区12个省市2011—2015年的面板数据,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贫困发生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存在单一的门槛特征值。当经济发展水平未跨越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贫困表现为显著的减缓作用;当经济发展水平超过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贫困的抑制作用有所减弱,其减贫的边际效用表现出递减的规律。总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于贫困的减缓作用十分显著,尤其是针对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甘肃等4省份,其减贫效果尤为明显,因此现阶段应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农村地区精准脱贫。

西部地区金融发展、FDI溢出与经济增长——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的研究

利用2002-2014年西部地区各省区面板数据,构建相应的面板门槛模型,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西部地区金融发展程度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不显著;而FDI对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推动作用;FDI溢出对于经济增长影响的大小和方向都基于区域金融发展程度的双门槛效应,从而得出FDI的引入必须与当地金融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结论。

家庭教养方式对中学生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的作用机制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247名中学生进行调查。考察中学生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关系,以及自我效能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发现积极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社会问题解决技能,消极教养方式能负向预测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能正向预测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一般自我效能感、学业自我效能感和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在积极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自我调节学习效能感在消极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这表明自我效能感在家庭教养方式与社会问题解决技能之间起中介作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FDI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不断扩大,大量外资不断进入我国,外商直接投资逐渐成为影响通货膨胀的因素。在后金融危机时代,FDI仍是影响通货膨胀的重要因素。文章运用2009-2011年的月度时间序列数据,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FDI与中国通货膨胀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FDI是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西部地区信贷融资影响因素分析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限制了西部地区信贷融资的发展，为了提高西部地区信贷融资能力水平，必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GMM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基于中国2011-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同时检验传统金融发展、消费和科技创新在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实体经济过程中的传导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传统金融发展、消费水平以及科技创新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但表现为遮掩效应。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同时还应推动传统金融转型、刺激消费,推动科技创新,形成一条可持续的实体经济发展道路。

甘肃省资本收入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文章以1995-2012年的资本收入有效税率、经济增长率与投资率作为变量,通过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资本收入税、经济增长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甘肃省资本收入有效税率对经济增长具有先阻碍后促进的作用,而对于投资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甘肃省需要结合省情,合理利用资本收入税,既要发挥资本收入税获取财政收入的作用,也要发挥资本收入税调节投资结构的作用,利用资本收入税的双重作用来促进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