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不为媚时语 惟寻真知启后人——朱绍侯先生访谈录

朱绍侯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半个世纪来笔耕不辍,在中国古代史的诸多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学术成就。在对他的访谈中,内容涉及到了其治学经历、主要学术成果、学术风格及他长期形成的史学观和方法论等诸多方面。最后,朱先生还对当前学术研究的环境和风气提出了自己的评判,并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做出了乐观的展望。

中国古代军市初探

中国古代军市初探龚留柱＂军市＂是一种在中国古代某些时期广泛存在的经济现象。从文献上看，它最早出现是在战国中期，秦汉三国较盛，绵延至五代晚期，此后即不见记载。军市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军事经济史和商业史，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由于史籍中记载简略，历来少见有人专...

关于秦汉骑兵的几个问题

中国古代骑兵产生于战国,秦汉时期逐渐成熟,由战术配合作战转变为以主力面目出现的战略骑兵,将传统的战车挤出战争舞台,达到其发展的第一个高峰。由于文献缺载,关于秦汉骑兵的许多方面尚很模糊。本文意在结合考古发现,将其武器装备、兵源征集和战术编制等情况予以勾勒,不当之处尚祈专家指正。

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之“禁马出关”——兼与陈伟先生商榷

陈伟先生对《津关令》“涉马诸令”原简次序的重新编排 ,涉及到如何认识汉代律令文的文本格式 ,也涉及到对“计献马”、“马价讹过平论”等内容的不同理解。结合相关资料 ,西汉初“禁马出关”之令起始于汉高祖刘邦时期 ,吕后时的《津关令》是其延续发展 ,但在汉文帝时被明令停止执行。汉景帝时此政策又以“马弩关”令的形式出现 ,一直实行到汉昭帝时并最终取消。从整个实行过程的背景来看 ,这里的“关”主要指的是函谷、临晋、武关等内关 ,其扼制对象是关东的诸侯国 。

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

半个世纪以来，相继有十多部断代《秦汉史》著作出版。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色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随着21世纪的到来，新的《秦汉史》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对《水浒传》梁山悲剧的几点看法

《水浒传》是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一面镜子。以拉萨尔的“悲剧观念”来观照梁山兴衰，（一）统治阶级保卫现存制度的“觉悟性”使之决不会在基本利益方面因受欺骗而让步；（二）领袖人物自以为现实主义理性的妥协方针造成目的和手段的脱节，必然使运动归于失败；（三）下层群众的狂热忽视复杂的现实，不能承担建设新文明的任务。总之，由于“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思想汇流与子学时代的终结——读余英时《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

战国秦汉之际出现了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汇流,以适应帝国时代的到来。黄老学派主张邦出乎"一道"而反对"二道之邦"。法家在"尊君卑臣"的原则上提出"一教"概念和"以力胜智"的主张,成为秦始皇"焚书"的思想基础。先秦儒家有久远的"主智"传统,秦汉以后其政治性格发生了"法家化"的基本改变。从统一思想的角度看,董仲舒的"春秋大一统"说与法家的"燔诗书"并无本质区别。由于思想汇流的完成,子学时代遂被经学时代所取代。在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中,是皇权而不是思想家成为推行思想统制政策的真正元凶和最后根源。

《孙子兵法》与先秦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

从现存的兵书来看,《司马法》虽然成书较晚,但其中有一些"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内容,正体现了古代军事领域的人道主义。《孙子兵法》在理性思潮的背景下,认为军人的最大追求是"安国利主";战争中的最基本和优先的价值是"利",要"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孙子兵法》并不能体现古代的仁本主义,它的立场与儒家不同,是君主或者国家本位。先秦军事伦理思想的发展走了一个"U"型演进的道路,从《司马法》到《孙子兵法》是由上向下行,再由《孙子兵法》到《尉缭子》是攀爬上升,重新强调兵家道德。不应在道德上贬低《孙子兵法》,孙子不是政治家和社会理论家,军事学与伦理学也属于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正因为《孙子兵法》能够暂时抛开伦理的纠缠,才能创造出一个辉映千古的具有东方特色的兵学体系。

《孙子兵法》战争观诸说驳论

对《孙子兵法》战争观的认识,存在两大误区。一是认为《孙子兵法》是非暴力的"不战论",二是认为《孙子兵法》是充斥仁爱精神的"民本论"。从历史的实践、从《孙子兵法》文本本身、从先秦战争和兵学的演进过程三方面来分析,《孙子兵法》必然是冷静的战争论而非"不战论"。与儒家典籍《左传》、《论语》、《孟子》及《司马法》的相关论述进行对照,可知《孙子兵法》是君主(国家)本位而非人民本位,也未显示出深刻的仁爱思想。正因为孙子秉持"工具理性"的思维模式,才能够构建出辉映千古难以逾越的兵学体系。

朱绍侯先生与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研究

土地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其配置方式即土地制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朱绍侯先生花费50余年的时间和精力,对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不间断地研究。关注新材料,把握新动态,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是他学术活动的特点。他在这个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一是确立了"名田(受田)制"的概念,二是确立了"名田(受田)制"的性质,三是厘清了名田制与军功爵制的关系,基本搞清了从战国中期到隋唐时期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发展脉络。

曹操《孙子略解》的兵学成就

曹操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中国的兵学领域也影响深远。他的兵学著述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对其他兵书的集抄,二是基于个人军事思想的创作,三是对诸兵家经典的注解。除《孙子略解》外,其他各书皆已亡佚。曹操单独将"十三篇"注解流传,恢复了孙武"兵经"原貌,纠正了人们对《孙子》认知的混乱。曹操《孙子略解》的特点,一是主旨鲜明,行文简练而切要;二是立足人事,贯彻理性精神。可以说,在对一些关键篇章和字句涵义的把握上,曹操最能得《孙子》之真谛。

《孙子兵法》与三国英雄——兼论《孙子兵法》兵经地位的确立

三国时代,《孙子兵法》备受重视。一方面被整理、注解和播扬,曹操的《孙子略解》在兵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被创造性地运用到战场上,诸葛亮就是一个典型代表。武将和文人皆推崇孙武及其兵法的风气,终于汇聚成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影响,通过三国人韦昭的《国语注》和张子尚的《孙武兵经》,终于确定了《孙子兵法》在中国古代的"兵经"地位。

战胜于外,备主于内——论《尉缭子》的军事思想

《尉缭子》提出"欲战先安内"的大战略观。它的前提一是注重人事摒弃鬼神的理性思维,二是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辩证方法,三是重战慎战以仁义为本的战争观。在战略谋划上,它放弃不现实的"道胜",不赞赏"流血伏尸"的"力胜",力主实行"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的"威胜"。尉缭认为,早在战前,一个国家就必须确立政治、经济、民心士气和战略谋划等四个方面的强大威势,即"备主于内",然后才能"战胜于外"。

论“直道·自律·勇于赴死”的英雄气概——从汉代正史所揭示的“项羽之气”说起

汉代正史所揭示的"项羽之气",被后代文人视为一种英雄气概,一直受到推崇和颂扬。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在行事上直道而不诡诈;二是在待人接物上自律而不矫饰;三是勇于赴死而不苟且偷生。这种旧贵族文化精神的遗存,随着楚汉战争之后中国古代贵族政治的退场而日渐稀缺。原因在于秦汉以后的官僚政治,以急功近利的效率而不是以和谐作为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不能不对中国古代道德体系的生成产生影响。

晁错及西汉法家的潮起潮落

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间,诸子思想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晁错最有影响的政治行为就是倡导"削藩"并因此推动了封建制的寿终正寝,使中国走上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历史发展道路。汉武之后新法家终被抛弃,不是君主怀疑其忠诚和功效,而是儒家实现了一次华丽转身。儒家思想不仅包含了法家思想的合理成分,而且还提供了法家不具备的深厚文化理念,更有利于维持政权的长治久安。法家的兴衰演变是皇权—官僚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精心选择的结果。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

攘外必先安内:从《孙子兵法》到《尉缭子》

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攘外”和“安内”是一对既互相矛盾又互相依存的概念。《孙子兵法》总结了春秋以前的军事实践,关于对外战争(攘外)和国家内部稳定(安内)之间的关系,它从政治、经济和外交三个向度提出了许多精彩之论,中心是要构建一个“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自保而全胜”的兵学理论体系。但受时代的局限,孙子对此总体上讲得还比较抽象和笼统。经过战国时代的发展,战争对社会和国家稳定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上,《尉缭子》提出,一个国家在战前就必须在政治、经济、民心士气和战略方针等方面确立“必胜”形势,然后才能取得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欲战先安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