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承包工程、技术创新与人民币货币锚效应

对外承包工程是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主导形式。以2011-2020年中国开展对外承包工程的东道国(地区)为研究样本,测度了人民币在154个样本经济体的货币锚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探究对外承包工程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人民币已成为41个经济体的货币锚,涵盖亚洲、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中国对样本经济体开展工程承包有利于该经济体选择锚定人民币,但对于人民币已发挥货币锚效应的经济体,对其开展工程承包并不能显著促进其锚定人民币的权重;对外承包工程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在不同国家存在差异,相较于发达经济体,这种促进效应在发展中经济体表现得更为显著;技术创新水平在对外工程承包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影响中存在调节效应;从影响机制看,对外承包工程对人民币货币锚效应的积极影响通过贸易促进效应和网络外部效应发挥作用。在全球货币格局加快重塑的背景下,本文为提升人民币货币锚效应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

文章从实证角度深入探讨了中国式"荷兰病"通过"支出效应"、"资源转移效应"和"人民币汇率效应"等渠道,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特别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文章建议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大中央政府对中西部地区在政策和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以及鼓励中西部内陆地区更积极主动地改善投资环境和培育优势产业,从而减少中国式"荷兰病"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促进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消费升级背景下的“消费降级”现象研究

当前我国的消费市场在消费规模和结构全面升级的背景下仍存在消费降级现象。基于消费者选择理论,对消费升级以及消费降级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我国消费领域整体处于升级阶段,局部受收入预期、消费结构转型、产业结构转型以及外生因素影响出现消费降级。为了实现全方位高质量的消费新发展,就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水平,实行创新发展战略,释放居民消费动力。

中国式“荷兰病”与人民币汇率政策研究

分析中国正在经历的源于"入世"后大规模开发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伴随大量外国资本涌入的另类"荷兰病",指出中国应对"荷兰病"所实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及其诸多影响,提出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实施扶持性产业政策以及选择性货币政策等措施来减少"中国式荷兰病"的不利影响。

联盟关系对美元地位与非美元货币国际化影响研究:理论与实证

国际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军事实力比经济金融实力更能影响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二战”后,美国通过与西方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关系进一步巩固和支撑了美元国际地位与美国全球霸权,西方国家则通过与美国建立联盟关系获得了美国军事安全保护,从而可集中更多资源用于经济建设,但在经济崛起之后联盟关系反倒成为西方国家推进货币国际化并分享国际货币权力的主要桎梏。以非平衡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为基础研究联盟关系影响西方非美元货币国际化进程,结果表明:联盟关系对西方国家非美元货币国际化具有十分显著的负面影响,联盟关系限制了西方国家推动本国货币国际化并与美元争夺更多国际货币权力的努力;军事实力在货币国际化中具有重要作用,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是美元国际货币结构性权力的强有力来源之一,也使美国成为全球资产的“安全天堂”;那些没有被美国军事力量庇护的国家,其货币国际化水平显著高于被美国庇护的国家。

人民币汇率与外来直接投资

本文综合分析了当今外来直接投资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探讨了人民币汇率对我国外来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对外开放特别是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大国的实证分析,发现人民币汇率的所谓“财富效应”只能影响中外合资和中外合作型外来直接投资,而外商独资型外来直接投资则主要受我国独特的区位优势影响。文章认为,随着入世后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的扩大,以追求我国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势为目的的外商独资型外来直接投资将迅速增长。

我国银行业风险与存款保险制度的完善

在银行业即将对外全面开放之际,我国银行业潜伏着巨大危机。我国所谓的"隐性存款保险制度"不是一个公平的、有效的防范银行业风险和提高银行管理水平的制度。因此,应实行强制性存款保险制度并根据银行不同风险暴露实行差别性存款保险费率,从而规避保险制度中普遍存在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因素”、美元汇率战略及其对华国际溢出效应分析

美国政府以Paul Krugman教授反传统的"世界经济调节理论"为指导,持续通过巨额"量化宽松"政策推行美元战略性贬值,其最终目标就是维护美国在国际经济与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通过逼迫人民币升值、提升国际重要资源价格以及诱发全球流动性泛滥等途径从战略上打压正在崛起的中国经济以及其他美国经济的全球竞争对手。为此,中国应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加快推进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以及积极稳妥地促进人民币国际化。

2005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效应实证分析

本文发现,迄今为止人民币汇率的走势实际上是一个有“突变”现象的“随机游走”过程,这种“突变”可以解释为在严格外汇管制条件下人民币长期积聚的升值压力的一次释放;特别地,2005年7月21日的汇率改革是卓有成效的,它通过加快进口增长和减缓出口增长弱化了人民币进一步升值的压力。文章进而指出,在有效监控投机资金和预防投机冲击的国内机制建立之前,“爬行式钉住汇率”是我国当前汇率政策的最佳选择,而不是简单地放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浮动范围。

“一带一路”建设对华贸易效应的实证分析

"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进出口贸易、异质企业出口、出口贸易方式,尤其是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发现,私营企业逐渐取代国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一般贸易逐渐取代传统加工贸易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力量;"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如预期那样使中国中间制成品、机械运输设备、杂项制品等国际竞争力得到有效维护,而且成功拓展中国商品在东盟、欧盟等主要市场的竞争优势,也进一步推动和提升了潜力巨大且互利共赢的中美贸易关系。由此中国应拓展政治安全互信与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扩大人民币在相关贸易投资项目中的使用。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美元汇率战略对我国通货膨胀影响研究

从隐藏在美国接二连三、巨额"量化宽松"计划背后的美国美元汇率战略重大调整角度,探讨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并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利用2009年1月至2012年12月的月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其结果表明,不论是美国美元名义有效汇率,还是中国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或者中国经济增长率,对中国通货膨胀都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效果;而且美国美元汇率对中国物价水平的影响是反方向的,中国人民币汇率和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则是同方向的。因此,中国政府应当适度减少单纯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同时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日浮动区间,以应对美国美元汇率战略性贬值。

基于真实选择权视角的中国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分析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国际市场风险不断加剧,中国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出现逆市爆发性增长。中国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的根本动因是在美国建立或获取一种"真实选择权"以规避日益扩大的国际市场价格风险与汇率风险。由于"入世"后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状况不断恶化,中国公司面临的国际市场风险越来越大,获取美国"真实选择权"的价值也就越大,进而刺激中国公司更大更多地对美国直接投资;并购美国较先进企业也可以增加该"真实选择权"的价值含量。利用2000—2012年间中国公司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动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与检验,结果完全支持"真实选择权"理论。

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研究

随着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印度已成为全球最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之一,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国家,有巨大的投资市场。从深化中印产业产能合作和实现产业与技术转移的角度来看,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潜力巨大。通过考察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现状及特征,本文构建直接投资决定因素模型,分析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中印经贸合作存在"印度人口红利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悖论":从长期来看,印度人口红利对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影响很小;由于印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转让政策和"安全审查",印度的科研投入对中国企业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影响也很小。因此,印度市场规模、印度的研发投入和中国对印度的出口是影响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产生影响。

入世后我国人民币汇率与汇率政策取向

加入世贸组织将减弱中国政府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程度 ,有效地扩大人民币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 ,从而使人民币汇率更趋合理。为此 ,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应由过去钉住于美元转为钉住于包括美元在内的一揽子货币 ,这样才更有利于我国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起伏动荡 ,并确保我国对美元区、日元区和欧元区整体经济贸易关系的相对稳定 ;而且 ,在当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良好而宏观经济环境又十分稳定的条件下 ,改革现行钉住美元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合作渠道研究

文章从中国视角通过分析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合作渠道现状、问题及原因,并探讨了拓展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合作渠道的机遇与挑战,结论认为新形势下有必要拓宽包括"银行借款"、"跨国公司FDI"、"利用证券市场投资"以及"政府主导投资"在内的四个层次的中国对南亚国家投资合作渠道,为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经济合作提供金融支持。

中美竞争视角下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挑战与路径

针对中美博弈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问题,以新时代中美竞争与“去美元化”为基础,利用SWOT分析方法,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研究认为,中国通过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人民币亚洲化,填补“去美元化”在亚洲所遗留空间,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成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化的根本保障;以亚洲为中心、联通中国与欧盟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亚洲化的主要机遇;亚洲部分国家使用美元的惯性、美国围堵打压中国的“印太战略”、中美脱钩则是人民币亚洲化的现实挑战。研究表明,中国应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互利共赢为基础坚持扩大开放,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同时利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一带一路”金融支持机构投资和国际格局重塑的机会,积极拓展人民币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使用及影响力。

从中美贸易摩擦透视中国与世界经济变革

自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世界经济格局发生变革: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进入经济衰退的困境,而中国、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则快速崛起,中国更是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生产国与第一大贸易国。研究认为,2018年爆发的中美贸易摩擦既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经济实力与战略的较量,又是长期以来世界贸易不平衡、国际资本逆向流动与国际经济话语权争夺等三大突出问题的集中反映。研究还认为,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贡献者和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并实质性地扩大甚至引领国内市场对外开放,同时采取重点突破和以点带面策略促使“一带一路”倡议与国内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深度融合,保持并推动与美国、日本、欧盟等西方国家和地区以及金砖国家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建设性磋商,充分利用二十国集团等国际合作平台共同推动国际经济治理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确保世界经济更为开放、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荷兰病”与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研究

本文从来源于入世后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的中国式"荷兰病"理论出发,对中国式荷兰病通过体制惰性效应、人民币汇率效应、资源转移效应等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诸多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实证分析。分析发现,在"体制惰性效应"等影响下,中国"国富民穷"、东西部差距以及城乡差距问题日益恶化;但在"人民币汇率效应"作用下,东西部差距存在明显减缓趋势。文章最后建议加快城乡统筹发展步伐,积极推行改善民生和扩大内需的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而确保中国经济增长方式顺利转变,以及社会经济健康、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荷兰病与金融稳定研究

从理论与实证分析发现,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入世后经历了以外向型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繁荣为特征的另类"荷兰病"。中国式荷兰病在"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政策导向下对中国金融体制、中国货币政策特别是中国金融稳定会产生诸多影响。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和金融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应对中国式荷兰病的不利影响,必须把维护经济与金融安全作为现阶段我国政府政策的首要任务、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灵活运用汇率政策与利率工具。

商业银行转型与开展财富管理业务探析

我国商业银行传统的依靠存贷款利差收入为主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财富管理市场巨大需求是我国商业银行适时经营转型的关键。由于其业务具有高成长、高收益、低风险、低资本等基本特性,进而可能直接冲击传统金融业务并导致风险过度暴露,因此加强银行相关业务监管与内控机制建设也势在必行。为此须:以大型商业银行为骨干积极稳妥地推行混业经营;转变银行经营理念,始终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加快财富管理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加强银行混业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