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音乐学”和“音乐民族学”的界定——一种历史的、理论的透视

《音乐民族学》刊物和其它刊物的读者们,对于我过去数年在界定什么是音乐民族学,以及音乐民族学应该是什么的持久兴趣(例如,梅里亚姆,1960、1969.1975)是不会陌生的。根据共同的信条,J·孔斯特(Jaap Kunst)首次将“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放入他的著作(1950)至今已25年之久了。因此,我们现在对这一词已发生了什么以及与它的前身“比较音乐学”相比发生了什么作一些客观的回顾。换言之,尽管离最终结论的判定还相距很远,而这些观点已成为史实。本着这种历史的精神,我希望在这些材料内部作些讨论。虽然,在试图发现所有关于音乐民族学的界定中我不曾细密搜查翻遍所有的文献,但我收集了它们主要的一些界定,我相信,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足以表明它们所具有的倾向和变化,虽然我并没有到过美国以外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包括一些在它们那里看起来特别适宜的定义。我在此的主要目的,是讨论在美国这两个术语过去发生了什么变化,由于这些变化的发生出现了什么结果。

音乐美学与跨文化研究

音乐研究最重要方面之一涉及美学观念以及各门艺术的相互关系．此一复杂且充满风险之域，有许多美学家涉足其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关心的美学观念之严格运用，仅局囿于西方艺术。在西方艺术中。主体意识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通向艺术目的和意义的理解途径。亦为对待艺术目的和意义之态度。提出这一重要性，却看到在它的跨文化运用和理解方面几乎没有作出什么明显的努力，确实令人惊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