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的时代

1980年至2005年期间,世界普遍采纳了自由的市场经济政策,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人均寿命、入学率、民主状况也得到改善,绝对贫穷有所下降。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由Balcerowicz和Fischer编撰的论文集认为,对自由市场力量的依赖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Stiglitz等人却著书表达不同意见。本文旨在对两种观点进行评论和比较。

投资者保护与公司治理

近期研究表明,各国上市公司所有权的集中程度、资本市场的广度与深度、红利(分配)政策以及企业获得外部融资的途径存在着巨大差异。其中,投资者(股东与债权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以免受公司经理和控股股东剥夺,是对这些差异的解释中的一个通用要素。我们阐述了各国法律以及执法效率的差异,讨论了这些差异可能的起因,概述了它们的影响,并评估了公司治理改革的可能策略。在理解公司治理及其改革上,人们习惯把金融体制分为以银行为中心的体制和以市场为中心的体制。我们认为,与这种方法相比,基于法律的进路更富有成效。

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上)

过去10年里,经济学家发表的大量研究表明,一国法律的历史起源与它的法规、规范在多个方面高度关联,同时亦与其经济结果密切相关。本文总结了此领域的研究成果并试图给出一个统一的解析。对于"法律起源是重要的"这一经验性结论的反对意见,我们也给予了评述。最后,我们对本研究在经济改革中的应用进行了评估。

法律起源的经济后果(下)

5．法律起源与文化 在这一部分和下面两个部分里，我们讨论对法律起源的一类批评意见：法律起源只是影响法规和结果的其他因素的代理变量。这里我们考察3个因素——文化、历史和政治。首先要强调的是，我们的立场和目的都不是要说明文化、历史或是政治对于法律和管制是不重要的。很明显这三项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