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

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治理秩序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法律监督职责的重要内容和途径。调查核实权是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职能的必要手段,保障和服务公益诉讼的顺利开展。检察公益诉讼中的调查核实权作为一项基础权力,虽具有非强制性和有限性,但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权威性。为更好地贯彻二十大精神,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应对公益诉讼不断发展的现实需求,应积极配合公益诉讼立法,在立法中对“调查核实”这一检察公益诉讼的核心环节加强规范,对调查核实权的属性、权力边界和运用程序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企业刑事合规程序的立法思考

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现实需求,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讨,呼唤刑事诉讼法及时作出回应,尽快启动修订法律的工作,从立法上确立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刑事诉讼法修改可采用专章规定与一般规定相结合、特别程序与普通程序相结合的模式,在特别程序编中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同时对刑事诉讼法其他相关条文进行必要修改和补充。涉案企业合规整改的核心关切在于程序出罪,为此可对现行法上的裁量不起诉制度加以体系性完善,具体为完善酌定不起诉制度,改革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激活核准不起诉制度,以应对大中小微企业实施的各类刑事案件。增设企业刑事合规程序,还要处理好企业合规整改的刑事、行政衔接,做到各司其职而又互相配合,互不越界而又有效衔接。

论数字检察改革

数字检察是顺应数字时代发展的重大改革,对于推动建设“数字中国”和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数字检察改革建立在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的实践基础上,以广义法律监督理念为理论支撑,以类案监督为表现形态,以参与社会治理工作为深层目标,正在积极推动我国法律监督模式的转型发展。应当进一步厘清数字检察改革的核心范式,以数字法治和数字正义理念为指引,以能动检察模式转型为范式依据,以完善数据库建设和培养复合型检察人才为基础支撑,以规范法律监督数据和法律监督算法为关键供给,不断提升检察工作现代化水平,开创检察机关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

人工智能审判的责任解构与制度应对

智能审判系统存在出现错误的可能,运用智能系统进行司法裁判与传统自然人法官审判相同,面临审判责任承担问题。人工智能审判系统的研发适用对现行司法责任制的核心影响在于冲击了“审理者裁判、裁判者负责”原则,导致审判权责主体模糊,责任追究机制面临审判人员与技术人员之间责任难以界分、过错归责实现困难等现实障碍。为应对人工智能介入司法裁判后的审判责任问题,应逐步构建面向审判人工智能的司法责任机制,即明确人工智能裁判责任体系中的责任主体;扩充审判责任内涵,确立机器责任概念,明确自然人法官、智能系统和技术人员之间的责任分配。同时,完善相关的辅助配套机制,即建立专门的智能司法系统监督机构、强化人机协同的裁判文书说理机制,以及规范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审判下的监督考核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若干问题

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中,从宽处理是核心要义。从宽处理包括实体和程序两方面的内容,实体上的从宽处罚包括从轻、减轻以及免除处罚三种形态,程序上的从宽处理表现为适用或变更为轻缓强制措施、撤销案件、作出不起诉决定以及适用简化审理程序等形式。在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不再是检察机关单方面的意思表示,而是控辩协商或沟通后的诉讼合意。量刑建议应当以确定刑为主、幅度刑为辅。量刑建议对被追诉人、检察机关而言有遵守义务,对法院而言有尊重职责。《刑事诉讼法》第201条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中的重要规范,其中,认罪认罚轻刑案件的法庭审理对象,应当是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和认罪认罚具结书内容的真实性、合法性;“一般应当采纳”指的是除五种例外情形外,法院应当采纳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在量刑建议的异议处理程序中,法院应当告知检察机关调整量刑建议,且检察机关调整或者维持量刑建议是法院判决的前置程序。认罪认罚案件中,被告人的上诉权应当受到保障,同时施加一定合理限制。以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程序的调整为契机,将带动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进一步改革与完善。

新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写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暨《刑事诉讼法》颁布40周年之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刑事诉讼制度走过了雏形设计、初步实践、广泛探索和深化改革四个重要历史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程序法治取得非凡成就。《刑事诉讼法》在1979年颁布后,经历了1996年、2012年、2018年三次修改,以刑事诉讼目的、刑事诉讼价值、刑事诉讼构造以及刑事诉讼文化等理论为基础,逐步强调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并重。未来应当进一步繁荣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促进刑事诉讼制度完善,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为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将人工智能运用于刑事诉讼,应当警惕:数据运用的昂贵与垄断,可能恶化刑事被追诉人的处境;算法的偏见与隐蔽,可能增加司法决策不公的风险;技术的机械与瓶颈,可能削弱司法工作者的能动性。故应重视尊重与保障人权,遵循正当程序要求,坚持程序法治原则、比例原则、参与原则等基本原则。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必须顺应司法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回应人工智能发展所带来的系列挑战,在遵循刑事诉讼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妥善设置相关规则及程序。此外,还应当完善信息共享、风险评估、责任追究、人才培养等协同机制,确保人工智能时代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与发展。

论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

公安执法规范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是评价公安队伍建设与公安工作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意见》标志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依法治国方略。在此形势下,厘清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内涵,审视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发展,展望刑事执法规范化的目标,明确刑事执法规范化的重点,对加强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意义重大。公安执法规范化以严格、规范、公正、文明为内容,以刑事执法规范化为核心,是全面建设法治公安的切入点和落脚点。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不断深化带动了刑事执法理念、刑事执法权力运行、刑事监督管理的转变。公安刑事执法规范化的目标应当是践行程序法治、保障基本人权、尊重司法规律,重点包括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完善侦查监督体制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

立足数字正义要求,深化数字司法建设

“司法数字化的制度探索与发展”专家论坛主持人语:网络信息时代,新兴数字技术不断与司法高度融合。一方面,从多个角度赋能司法运行;另一方面,也对司法体制、机制和规则产生诸多深远影响。相对于技术的快速介入,司法数字化的制度更新则略显滞后和碎片化。随着网络信息整体立法不断趋于完善,有必要对司法数字化进程进行适时回顾与总结,并探索遵循司法价值同时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司法制度改革路径,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基于此,2021年12月4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网络检察办公室、北京互联网法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数字发展法治研究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和信息化法治战略与管理重点实验室”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数字正义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首届数字正义专家论坛——“司法数字化的制度探索与发展”,以期为中国司法数字化的应用和发展贡献智慧。现将论坛主题发言整理后进行刊发,以飨读者。

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近年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创新发展的重要成果,律师的有效参与是该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律师的参与覆盖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和庭审辩护三个重要阶段,在每个阶段中发挥的作用有所差异。进一步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律师参与机制有三个重心,即建立健全律师值班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特别是要完善律师在庭审前诉讼阶段的"有效参与",以保障认罪协商合法、认罚处罚公正和程序选择理性。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面面观

本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强调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落实制度创新,充分适应了当前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及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的需要,彰显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现了司法改革与立法完善的良好衔接,强化了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在本次修改过程中,围绕检察机关自侦权及范围、缺席审判程序的适用范围、值班律师的法律定位等问题存在一些争议,修改条文也曾出现反复。本文就《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意义、要点及争议点展开分析,以便于加深理解。

刑事诉讼中的审前程序分流——以轻罪治理为视角

随着我国犯罪结构发生显著变化,轻罪成为犯罪治理的主要对象。遗憾的是,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未建立与轻罪治理相关的审前程序分流制度,实践中仍按照既往的重罪治理模式处理案件,引致诸多弊端。通过比较考察发现,审前程序分流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广泛的理论共识与制度设置。我国审前程序分流制度的构建有其内在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以及政策逻辑,但仍面临理念认识不足、侦查阶段程序分流缺失以及起诉阶段程序适用受限三重障碍。因此,结合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可探索从审前程序分流的理念更新、制度完善以及加强监督制约机制等方面因情施策,实现轻罪案件审前程序分流转处的体系化与精细化。

构建中国式认罪协商制度: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从制定法展现出的制度架构来看,我国现行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结构性缺陷,不但制度定位较为模糊,而且缺乏协商意蕴的制度表达和诉讼关系的有效调和,实际成为一种落实坦白从宽政策的程序方案,并未对我国传统的职权化诉讼模式作出实质性突破,距离比较法视野中的刑事诉讼“第四范式”更是相去甚远。鉴于此,有必要以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为契机,对该项制度进行全面优化和系统改造,提倡轻罪治理、合意真实、协商司法及功能主义的司法理念,探索构建中国式的认罪协商制度。具体而言,可以将认罪协商制度的适用范围限定为轻罪案件,并对相关程序规则归纳整合,安放于“特别程序”一编,建立保障控辩实质协商的程序机制,探索更具分流意义的审前转处程序,选择更具功能性的诉审衔接方式。

轻罪治理的程序方略

进入新时代,我国犯罪态势和犯罪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呈现重罪重刑案件持续下降,轻罪轻刑案件不断上升的趋势。轻罪治理,需要程序法的积极响应与参与,发挥程序在犯罪治理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完善轻罪治理的程序方略是实行犯罪分层,“推进案件繁简分流、轻重分离、快慢分道”。基本要求是努力简化程序,提高诉讼效率;妥善化解矛盾,实现案结事了;探索程序出罪,加强诉讼分流;实行宽缓处遇,减少负面影响。具体路径包括完善当事人和解程序、完善司法出罪机制、完善审前程序分流机制、简化轻罪案件审理程序、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完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置等。

刑事诉讼现代化的期待

刑事司法,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典型场域。在刑事司法中弘扬程序正义理念,发挥程序对国家权力的规制作用,进而加强刑事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至关重要。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充分认识和发挥程序法的意义和作用。

刑事诉讼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衔接

《个人信息保护法》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基本立法,以公私法合体的立法形式对信息处理行为进行规范,未对刑事司法领域进行排除适用。为强化刑事诉讼中个人信息保护,应当有效衔接刑事诉讼法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规范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处理行为,保障信息主体权利,平衡追诉犯罪与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刑事诉讼制度层面对公安司法机关信息处理行为进行概括授权,同时引入《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信息处理的合法依据,以履行法定职责、义务以及信息主体知情同意作为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信息的合法基础,回应信息保护层面的合法性质疑。同时,在刑事诉讼中引入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以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具体包括引入合法、正当、必要原则,信息质量原则与责任、安全原则,引入规制信息自动化决策规则以及个人信息保存期限规则;鉴于刑事诉讼程序的特殊性,引入并限缩适用目的限制原则、公开透明原则以及知情同意规则。

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中的认罪认罚从宽——以中德刑事司法理论与实践为线索

近年来,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在具体制度的选择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趋同走向,其中认罪协商制度即是典型,尽管这一制度与职权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始终是理论与实务的争论焦点。我国当前试点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德国刑事协商制度在参与主体、适用阶段、适用条件、协商范围、制度属性等方面既存在相同之处,也存在不同之处。对我国而言,职权主义传统下的德国刑事协商制度具有理论和制度层面的借鉴意义,可以在对其经验进行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抽象出其中的合理因素,进而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具体包括厘清"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正当性基础,明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参与主体之角色,探索进一步简化诉讼程序的可能。

认罪认罚从宽与台湾地区刑事协商之比较研究

我国台湾地区在接受"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后,又于2004年4月引进了刑事协商程序。大陆地区当前试点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与我国台湾地区刑事协商程序在适用范围、当事人权利保障及具体程序运作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而言,刑事协商程序有可借鉴之处,但更要总结其经验教训。为避免出现理论根基不稳、实践效果不彰的现象,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应当充分调动控辩双方积极性、强化对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的认罪自愿性审查、明确值班律师的定位。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解读与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追逃追赃、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需要刑事诉讼法及时修改,以保障宪法、法律的权威以及改革的有序进行。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衔接、建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和增加速裁程序是此次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要点。同时,也存在未能完全体现"以审判为中心"之改革成果、未能充分吸收"严格排除非法证据"之最新规定、部分条文有待进一步斟酌等缺憾,应当结合此次修法所采用的"修正案模式"深入反思。

论刑事诉讼法的修法技术——由2018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展开

自1979年至今,我国《刑事诉讼法》历经三次修正,既有1996年、2012年两次整体大修,也有2018年的局部调整。当前,全面评估刑事诉讼法典的修订状况与发展历程,已成为承前启后推进刑事诉讼制度科学立法的重要课题。在立法论上,修法模式、修法机关、条序整理构成了法律修改技术的三项核心要件。其中,《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模式既取决于诉讼规范的法典化程度,又反作用于法典体系的维持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主体关涉立法权力的层级配置,与修法程序的价值导向联系紧密。在条序整理方面,“固化法条删加式”与“全部条文重排式”互有优劣,两者间的权衡取舍当以修法幅度为主要考量。40年来的立法实践表明,随着规则体系的日趋丰满、诉讼程序的多元转型、法治文明的不断进步,《刑事诉讼法》应当尽快形成一套彰显独立价值、符合自我品格的成熟修法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