裸花紫珠成分探讨及在青贮中的应用潜力分析

裸花紫珠(Callicarpa nudiflora Hook.et Arn.)是重要道地药材,也是农业农村部批准的新兽药,富含多种有效活性成分,包括黄酮类、苯乙醇苷类物质,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抑菌作用,在饲料中添加可提高动物免疫力,具有作为青贮添加剂的潜力,发展前景广阔。文章从中草药添加剂特点出发,介绍了裸花紫珠的成分及作用,总结了裸花紫珠在畜禽中的应用和对青贮的影响,为裸花紫珠作为青贮添加剂应用于生产提供参考。

数字化产前超声检查知情同意书的质量控制与患者使用体验分析研究

目的:分析数字化产前超声检查知情同意书(ePUIC)质量控制指标、告知效能和患者使用体验,评价ePUIC应用效果,研究优化方向。方法:前瞻性在产前超声检查患者中抽取2000例随机等分到干预组(使用ePUIC)和对照组(使用纸质PUIC)。对比分析两组知情同意书质控指标、告知效能、患者使用体验和总体评价,通过相关性分析寻找与总体评价强相关的体验指标。结果:干预组质控指标优于对照组。干预组患者理解程度测试、PPE-15量表总分、患者使用总体评价得分均高于对照组。4个维度(信息传递与患者教育、医疗服务的连续性、情感支持、尊重患者偏好)的患者体验与使用总体评价呈强相关。结论:ePUIC较纸质PUIC在签署质量、告知效能上均有提升,能为患者带来更优使用体验,是智慧医院建设的必然趋势。

皮肤汗孔瘤2例

患者1男,60岁。因“发现右眼睑肿物4年余,反复糜烂、流脓4个月”入院。查体:右眼睑见一隆起性肿物,活动可,边界尚清,质地中等,表面粗糙,中央可见糜烂、结痂。超声检查:右眼睑见一低回声团,大小约18 mm×11 mm,呈类圆形,边界尚清,内回声不均,CDFI于团块内部探及丰富血流信号,PW测得动静脉血流频谱(图1A~1C)。超声诊断右眼睑异常回声团,考虑血管瘤可能性大。遂行右眼睑肿物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右眼睑肿物)汗孔瘤(图1D)。

浅表性血管黏液瘤的超声检查表现及病理对照分析

目的探讨超声检查在浅表性血管黏液瘤(SA)诊断中的应用价值。方法选取我院经手术病理证实的浅表性血管黏液瘤患者18例,分析并总结其超声检查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分析。结果SA超声检查表现多为实性,低回声,形态规则,边界清晰,部分可有包膜,内可见团状或管状低回声,伴有后方回声增强,CDFI可探及点条状或无明显血流信号。SA病理大体多呈灰白色,质地稍软,部分呈胶冻样,可有包膜,光镜下由梭状或星状细胞构成,其间分布较多薄壁、狭长的血管,间质内富含黏液样物。结论SA超声检查表现具有一定的特征性,需注意与其他皮肤良恶性肿瘤相鉴别。

皮肤外毛根鞘癌2例

患者1,男,58岁。发现胸壁肿物13年,查体:胸壁皮下可扪及一类圆形肿物,直径约2 cm,边界清晰,该处皮肤表面光滑。超声检查:胸壁皮下见一低回声团,形态规则,边界清晰,内回声不均,可见点状强回声,后方回声增强(图1A),CDFI于团块内未探及明显血流信号(图1B)。超声诊断间叶组织来源病变。遂予以行胸壁肿物切除术,术后病理诊断为(胸壁肿物)皮肤附属器源性肿瘤,外毛根鞘癌(图1C)。

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建构:基于两个最相似案例的比较

环境治理是一个兼具全球性公共叙事和鲜明本土化特征的重要议题。该研究采取公共价值理论框架,扎根于新时代中国环境治理的现实场景,进行了环境治理公共价值建构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理论框架表明:①环境治理的关键在于公共价值建构。②中国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建构存在着地方政府自主建构和中央政府权威建构的双重逻辑。③建构逻辑和路径取决于“战略三角”,即权威环境、价值目标和运作能力的最大匹配程度。进一步地,对G市开发区和S市工业园区的两个最相似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为理论命题提供了经验证据:①两个案例面临着相似的背景,却发展出不同的公共价值建构路径。②G市开发区事件前期,由于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冲突严重,三方未能形成共识,导致公共价值失灵;后期由于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介入,在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达成教化式共识,实现了公共价值的自上而下建构。③S市开发区在冲突可控的前提下,地方政府、企业和居民自主建构了环境治理的公共价值。④在地方建构公共价值失灵时,中央政府并非简单取而代之,而是通过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改变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和价值取向,实现公共价值的自上而下创造。该研究的政策意涵是把公共价值带回环境治理,建立以公共价值为导向的环境治理绩效体系,实现以多元参与、良性互动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环境治理模式。

经阴道三维超声断层成像在早期宫角妊娠诊断和预测中的应用价值

目的探讨三维超声断层成像(3D-TUI)在早期宫角妊娠中的诊断和预测价值。方法收集2020年9月至2022年4月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医院(东莞市人民医院)经手术或病理证实的52例宫角妊娠患者,采用经阴道三维超声和3D-TUI成像技术,观察子宫和孕囊的位置,测量子宫大小、孕囊大小、宫腔容积、左右宫角间距(A线)、孕囊容积、孕囊周边最薄肌层厚度、孕囊中点到宫腔中线垂直距离(C线),分析其在不同类型宫角中的诊断价值。绘制C线、C/A比值和孕囊周边最薄肌层厚度预测不良事件发生的ROC曲线,获得其最佳截断值及敏感度和特异性。结果Ⅰ型宫角妊娠和Ⅱ型宫角妊娠的子宫大小和孕囊大小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种类型宫角妊娠的C线、C/A比值、孕囊周边最薄肌层厚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ROC曲线结果显示,C线、C/A比值、孕囊周边最薄肌层厚度预测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最佳截断值分别为11.0 mm、0.262和4.9 mm,敏感度和特异性为56.3%、87.5%、87.5%和75.0%、52.8%、52.8%。结论经阴道3D-TUI能多维度分析子宫与孕囊之间的空间位置关系,有助于宫角妊娠的分型及鉴别诊断,结合C线、C/A比值及孕囊周边最薄肌层厚度能预测其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具有一定的诊断和预测价值。

雷公藤多苷联合塞来昔布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

目的研究雷公藤多苷片联合塞来昔布胶囊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RA)的疗效及对血清白介素-37(IL-37)和可溶性PD-1分子(s PD-1)的影响。方法将108例RA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对照、双盲的原则均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对照组患者口服塞来昔布胶囊200 mg,每日2次;观察组在对照组治疗的基础上加服雷公藤多苷片20 mg,每日3次。连续口服3个月,观察治疗前后患者外周血清白介素-6(IL-6)、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类风湿因子、IL-37和s PD-1因子水平以及治疗后视觉模拟评分(VAS)、RA患者病情评价(DAS28评分)等变化,观察比较2组患者的疗效和不良反应发生率。结果治疗3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总有效率为92.59%,明显高于对照组的79.63%(P<0.05);治疗前2组患者的DAS28评分与VAS评分均无显著差异,治疗后2组患者的评分均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2组患者血清CRP水平、IL-6水平、ESR和类风湿因子水平均无显著差异,治疗后2组患者的4项生化指标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治疗前2组患者细胞因子IL-37和s PD-1水平均无显著差异,治疗后2组患者的IL-37和s PD-1水平较治疗前均明显降低(P<0.05),且观察组患者的IL-37和s PD-1水平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14.81%)与对照组患者(16.67%)无明显差异。结论雷公藤多苷联合塞来昔布治疗RA的临床效果明显优于单用塞来昔布治疗,能够有效缓解患者的关节肿痛,提高患者的关节活动能力,降低炎症反应程度,相对安全且具有较好的临床疗效。

炎性假瘤样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临床及超声表现

炎性假瘤样滤泡树突状细胞肉瘤(inflammatory pseudotumord-like follicular dendritic cell tumor,IPT-like FDCT)是起源于生发中心滤泡树突状细胞的低度恶性淋巴造血系统肿瘤,极为罕见,具有炎性假瘤的组织学特征[1],部分患者可无明显症状或体征,术前准确诊断率低。本研究观察7例IPT-like FDCT患者临床及超声表现。

胃肠间质瘤肝转移的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特征

目的:探讨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在诊断和鉴别胃肠间质瘤肝转移(GISTLM)中的应用价值。方法:收集经病理确诊的15例GISTLM患者(GISTLM组),同期选取26例胃肠腺癌肝转移患者作为对照组;对比2组的常规超声特点(大小、数量、回声、边界、声晕、血流信号)与超声造影特征(增强速度、消退速度、增强模式、增强强度、增强均匀度)。结果:GISTLM常规超声表现为多发,大小不一,回声多样,边界较清,可伴/不伴声晕,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GISTLM囊性变更常见,实性成分血供也更丰富,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6.796,8.539;P=0.033,0.036)。GISTLM超声造影表现为快进快退,以Ⅱ型(蜂窝状增强)和Ⅲ型(环状增强)的增强模式多见,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增强均匀度方面,GISTLM多不均匀增强,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5.081,P=0.024)。结论:GISTLM的常规超声与超声造影表现有一定特点,能够为临床诊断和治疗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超声误诊睾丸巨大Leydig细胞瘤并扭转1例

患者男,28岁,因"左侧阴囊肿胀2个月,突发疼痛半天"入院。体格检查:左侧阴囊内触及一梨形大小肿物,伴压痛,右侧睾丸及附睾大小正常,无压痛。超声检查:左侧阴囊明显肿大,内未探及正常睾丸回声,可见一大小约80 mm×54 mm类椭圆形混合回声,边界欠清,内部回声不均,可见多发斑片状或团块状强回声,后方伴声影;左侧精索区见一大小约8 mm×8 mm团状非均质低回声,切面呈"漩涡征";CDFI于左侧阴囊内肿块内部探及点状血流信号,左侧精索区团状低回声周边探及环状血流信号。

基于超声BI-RADS分类对不同病理类型乳腺肿块超声诊断符合率的质量控制

目的探讨基于超声BI-RADS分类对不同病理类型乳腺肿块超声诊断符合率的质量控制。方法选取2018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南方医科大学附属东莞医院行超声检查的9471例女性患者。经病理证实乳腺肿块共9995个,采用Kappa检验分析超声检查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结果病理结果显示,良性7762个,恶性2233个;超声诊断BI-RADS 1类25.00%、2类8.42%、3类1.83%、4a类8.80%、4b类50.60%、4c类93.35%、5类98.66%,超声检查结果与病理结果的一致性良好(Kappa=0.712,P<0.001)。结论不同病理类型乳腺肿块的超声诊断符合率较高,但仍存在误诊漏诊情况。了解乳腺超声检查的现状和不足,对超声诊断的质量控制具有一定的临床意义。

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估高龄甲减孕妇妊娠期左室心肌应变及产后恢复情况研究

目的应用二维斑点追踪成像技术评估高龄甲减孕妇在妊娠期左室心肌应变的变化趋势及产后心肌应变的恢复情况。方法对≥35岁的高龄孕妇进行研究,将健康的高龄孕妇分为A组,甲减高龄孕妇为B组。对2组孕妇分别在妊娠8周、12周、16周、20周、24周、28周、32周、36周、产后3个月、6个月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分析左室整体心肌长轴应变(LVGLS),比较2组孕妇在相同孕周和相同产后时间点LVGLS的差异,分析LVGLS在妊娠期的变化趋势和产后恢复情况。结果在相同孕周和相同产后时间点,2组高龄孕妇的LVEF均为正常范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孕32周、孕36周时,B组孕妇的LVIDd大于A组(P=0.017,P=0.032);余孕周及产后均无统计学差异。孕28周、32周、36周时B组LVGLS均小于A组(P=0.020,P=0.08,P=0.013);余孕周及产后均无统计学差异。结论高龄甲减孕妇在晚孕期心肌收缩能力减弱,心腔增大;妊娠期积极治疗甲减,产后心肌功能可以恢复正常,是可逆性的心肌损伤。

蒽环类药物治疗乳腺癌患者左右心室心肌纵向力学的变化

目的探讨三维超声心动图(3DE)及斑点追踪成像技术(STI)评估蒽环类药物对乳腺癌患者心功能影响的价值。方法对2020年7月-2021年11月首诊并术前接受蒽环类化疗的乳腺癌患者38例进行前瞻性研究,对术前乳腺癌患者化疗前、第2次化疗后24 h内、第4次化疗后24 h内、化疗周期结束后进行超声心动图检查,对超声心动图常规参数、3DE及STI获得心功能的各参数进行比较。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心功能各参数与药物剂量的相关性。结果LVGLS、RVGLS及RVFWLSap与蒽环类药物累积剂量呈负相关性。与化疗前比较,蒽环类药物化疗后各周期LVEF、3D-LVEF、3D-RVEF、LVGLS、RVGLS、RVFWLSbas、RVFWLSmid、RVFWLSap各参数均有减低,其中化疗周期结束后LVEF、3D-LVEF、3D-RVEF、LVGLS、RVFWLSmid、RVFWLSap的差异性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3D-LVEF出现显著性差异早于LVEF,RVFWLS各节段比RVGLS较早出现显著性差异性。结论乳腺癌患者接受蒽环类化疗后可造成心肌功能损害,3DE及STI可早期为临床提供关于蒽环类化疗药致乳腺癌患者心功能损害的有利证据。

益赛普联合柳氮磺吡啶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疗效及miR⁃29a、miR⁃146a的变化

目的探讨益赛普联合柳氮磺吡啶治疗强直性脊柱炎(AS)疗效及对外周血单个核细胞(PBMCs)中miR⁃29a、miR⁃146a表达的影响。方法选取本院AS患者123例进行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以随机数字表将患者分为对照A组(n=41)、对照B组(n=41)、观察组(n=41)。对照A组给予益赛普,对照B组给予柳氮磺吡啶,观察组给予益赛普联合柳氮磺吡啶,均治疗12周。比较3组疗效与治疗前、治疗4、8、12周后症状与病情改善情况[脊柱痛、晨僵时间、AS活动指数(BASDAI)评分]、血清炎症因子指标[C反应蛋白(CRP)、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基质金属蛋白酶⁃3(MMP⁃3)]、PBMCs中miR⁃29a、miR⁃146a水平。结果经治疗,临床疗效改善率比较结果显示,观察组最高,其次是对照A组,最低是对照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无效率则是对照B组最高,其次是对照A组,最低是观察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4、8、12周后脊柱痛、晨僵时间、BASDAI评分、血清CRP、TNF⁃α、MMP⁃3及PBMCs中miR⁃29a、miR⁃146a水平比较结果为:观察组最低,其次是对照A组,最高是对照B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应用益赛普联合柳氮磺吡啶治疗AS患者可减轻机体炎症反应,降低PBMCs中miR⁃29a、miR⁃146a水平,改善临床症状、病情,疗效显著。

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的“三圈模型”:一个概念性框架

给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采取社会责任行为?这是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领域的核心议题。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刻画企业是如何进行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的,本文首先从社会偏好出发探讨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前提条件,然后分析企业社会责任行为与企业核心利益之间的距离、信息结构以及溢出效应之间的关系,最后提出策略性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的三圈模型并推导出相关的理论假说。该模型表明,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行为决策时,首先考虑该行为是否关乎企业的核心利益,只有那些关乎核心利益的项目,才会被列入企业行动的优先清单;其次考虑该行为的实施与执行中的约束条件,尤其是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以及揭示成本,该行为的溢出效应强度以及因此所产生的利益在多大程度上由企业独自享有;最后综合这三方面进行权衡取舍和先后排序。本文提出的三圈模型为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决策提供微观经济基础,也可为后续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奠定概念性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责任行为研究的理论边界。

肝黏液表皮样癌伴肺脏及胰腺多发转移1例

患者女,81岁,因“右下腹痛1天”入院;既往罹患脂肪肝、肝多发囊肿、胆囊泥沙样结石多年。查体:右下腹腹肌稍紧张,压痛阳性,余未见明显异常。实验室检查:AFP 1.78 ng/ml,CEA 51.93 ng/ml,CA125637.9 U/ml,CA153183.3 U/ml。腹部超声:肝右叶内见数个大小不一的等回声团,较大者约60 mm×56 mm,边界欠清晰,内部回声不均匀,后方回声无明显改变(图1A);CDFI于肿块周边及内部见点状血流信号;超声造影于动脉期第28秒肿块周边开始增强,造影剂迅速向内填充,于第41秒开始消退(图1B),门静脉期及延迟期几近全部退出,延迟期肝内见数个廓清灶(图1C),肿块内全程见片状无增强区域。超声提示:肝内多发实性占位病变,考虑转移瘤。于超声引导下行肝脏肿块穿刺活检。

地方环境治理何以从“运动式应对”转向“创造性落实”?——一个中央、地方与社会的整合性视角

地方政府行为是理解地方公共事务治理的关键,探索地方政府行为转变背后的深层逻辑及其作用机制,是揭示地方政府能力如何发挥的核心所在。本文通过理论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内生地蕴含着中央、地方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纵向激励约束机制、民众主体性参与机制以及治理观念塑造机制,中央环保督察能够从根本上克服官僚体系固有的弊端,调动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促使其从“运动式应对”转变为“创造性落实”。通过Q市黑臭水体治理的案例,本文进一步阐述了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命题。这表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建立中央、地方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和制度安排,有效化解了环境领域的治理矛盾,对推进环境领域多元共治体系建构具有重大的意义。

东莞市二级及三级医院超声基线情况调查与质量指标分析

目的探讨东莞市二级及三级医院超声医学质量管理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方法调查与分析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东莞市52家二级医院(31家)及三级医院(21家)超声基线情况与质量指标,采用χ^(2)检验比较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超声基线情况(工作人员、医师年龄、医师职称、医师学历)的差异,采用秩和检验比较质量指标(结构质量分析指标、过程质量分析指标、结果质量分析指标)的差异。结果在超声基线情况的比较中,工作人员、医师年龄、医师学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5.499、8.418、95.375,P=0.001、=0.038、<0.001),而医师职称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结构质量分析指标中,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平均每日门诊、急诊、体检、住院超声检查人次及超声科医患比比较[183.94(107.14,266.11)人次/d vs 383.85(174.19,557.50)人次/d;19.02(6.03,25.37)人次/d vs 24.72(5.32,36.51)人次/d;27.66(8.76,36.90)人次/d vs 50.94(30.29,115.29)人次/d;49.55(32.96,69.94)人次/d vs 84.80(43.76,303.47)人次/d;1.24(0.96,1.64)人/万人次vs 0.89(0.79,1.18)人/万人次],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76.000、141.000、141.000、196.000、203.000,P=0.005、0.002、0.002、0.016、0.022),而超声科医师数与超声诊断仪器台数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过程质量指标分析中,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平均住院超声预约时间及危急值通报例数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在结果质量指标分析中,二级医院与三级医院超声诊断符合率比较[90.00(78.50,92.10)%vs 90.85(88.00,95.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U=150.000,P=0.038),而超声报告阳性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东莞市三级医院超声医师紧缺,需进一步增加人员,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缓解医患供需关系紧张。相比之下,东莞市二级医院超声医师学历较低,应鼓励毕业后再教育,提高主体医师的教育水平。未来,东莞市超声医学质量控制中心还应结合各个医院超声质量控制情况,制定符合本市的超声质量控制程序、标准和计划。

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下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逻辑及其演变——兼与经济治理比较

新时代中国在质疑声中走出一条有效的环境治理之路,为理解中国国家治理制度优势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本文采取制度互补的理论视角,以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为切入点,考查中国在环境治理上是如何“把制度搞对”的。研究发现,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的设计与执行能够很好地补足现行法律等其他制度的缺陷,而且制度自身具备内在的互补性,呈现出政治与法治的结构性互补,党内法规、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治理功能耦合,纵向督察机制与全面监督机制相结合以及党和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特征。制度互补性的生成有赖于历史与现实的塑造、执政党观念的变迁、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与“干中学”等机制。本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的制度优势在于既能通过分散式政策试验实现经济治理的成功,也可以通过国家层面的制度试验解决环境保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