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生育文化、生育制度与生育率——兼论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可能效果

随着中国少子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如何促使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成为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的议题,其中以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为代表的鼓励型生育制度和以“多子多福”为核心的传统生育文化被寄予厚望,希望借此帮助中国摆脱“低生育率陷阱”。然而,研究发现:中华文化圈国家或地区的生育率远低于其他国家与地区,而海外华人则是所在国生育率最低的族群之一,传统生育文化在现代社会已然发生了嬗变,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的作用已十分有限,取而代之的是“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的现代生育文化,并形塑起一种内生性的低生育率机制。与此同时,欧洲和东亚国家通过构建鼓励型生育制度后依然深陷低生育率陷阱,无法有效刺激低生育率回升至适度水平。中国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支持措施的预期效果同样不容乐观,而生育文化、生育制度和生育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互构关系,亟需从结构性和内生性的“文化—制度”视角去重新审视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形成机制。

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基于作物多样化的调节效应研究

近年来气候灾害频发,给全球粮食生产系统造成了严重影响,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冲击更是其中需重点关注的问题。据此,基于200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剖析气候变化与粮食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气候变化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首先,气候因子的变化,包括积温的上升以及降雨的亏缺或过量,对粮食生产韧性具有抑制作用;其次,作物多样性在该关系中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提高作物多样性程度缓解了积温上升对粮食生产韧性的负向影响,但对降雨的影响并不明显;第三,对主要粮食作物分类回归表明,积温上升对谷物作物具有负向影响,对豆类、薯类作物影响不明显,降雨亏损或过量则对谷物、豆类作物具有负向影响,对薯类作物影响不明显;降雨差异分析表明,降雨亏损对于粮食生产韧性的负向影响较大,降雨过量对粮食生产韧性的影响较不明显,且降雨过量可以缓解高温的不利影响;进一步分区域研究发现,气候变化对粮食主产区和非粮食主产区均有负向影响;但相比粮食主产区,提高作物多样性程度在非粮食主产区发挥的调节作用更强。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应提升气候监测能力,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韧性,且不同粮食产区应根据气候条件和土壤特点,因地制宜选择作物多样化程度以发挥区域优势,不同粮食产区应采取不同保障措施,应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倾斜和资金投入,为粮食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

农业信息化如何影响碳生产率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信息通信技术有助力于“双碳”目标实现,但其效应受到城乡数字鸿沟制约。基于2000—2018年县域面板数据,以“农业农村信息化示范省”为政策冲击,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方法,研究农业信息化对碳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农业信息化对碳生产率具有显著且稳健的提升效应,而城乡技术进步深化与要素配置优化是农业信息化提升碳生产率的重要机制。此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财政自主权越强及市场一体化程度越高,农业信息化的碳生产率提升效应则越明显。

人户分离变迁视角的大城市郊区化与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研究--基于南京市的实证

人户分离人口是城市流动型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特征及空间分布变迁为认识大城市郊区化趋势提供了重要视角。近20年来,南京市人户分离人口规模增长迅速,占常住人口比重逐渐提高,其中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占总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其人口学特征呈现高学历化和大龄化趋势,其空间分布从核心区集聚向近郊区集聚转变。基于以上变迁特征,重新认识了南京城市郊区化的进程及其程度,发现:(1)2000—2010年期间,南京经历了核心区和近郊区人口普遍增长的快速城市化阶段,外来流动人口是此时期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2)2010—2020年期间,南京进入大规模城市郊区化阶段,核心区人口减少而近郊区人口集聚度显著增强,市内人户分离人口取代外来流动人口成为近郊区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3)2020年,南京的近郊区常住人口人户分离率高达54.4%,表明南京仍处于“迁居不迁户”的“半郊区化”状态,近郊区并未成长为相对独立于核心区、功能相对完整的综合性城区。郊区化带来了不均衡的人口结构再分布效应,要关注和积极应对核心区人口流失与人口结构衰退过快、近郊区“人户分离率”过高和远郊区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等问题。

“大城小规”与“小城大规”:城市人口规划偏差之现象、原因与应对

城市人口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编制的基础性条件。借助“人口规划偏差率”指标,基于不同等级城市历次人口规划目标值与实际值的差距分析发现:“北上广深”4座“大城”的人口规划,均存在低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造成“大城小规”现象。而安顺、嘉峪关等“小城”的人口规划,却存在高估人口规模的系统性偏误,形成“小城大规”现象。人口规划偏差是由多方原因共同导致的结果:既有任何科学预测都无法避免的固有原因,又有人为干预下的外在原因;既有普遍存在的共性因素,也有因城而异的特殊因素。未来应在总体思路上辩证看待城市人口规划的作用与限度,转变“计划式”的政策表达与实践,审视规划与城市问题治理之间的张力,加强规划的过程管理与效果监督,最终促使人口规划值不断向实际值合理回归。

“断代”现象的蔓延及其后果研究

现代年轻人的婚育观念与传统普婚普育文化发生了激烈碰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抗拒生育,甚至抗拒结婚,进而出现了“断代”现象,并迅速蔓延开来。“断代”指不育而导致的“绝后”现象。当个人生命历程嵌入刚性的制度环境中,给生育带来了更大的时间配置压力时,媒介环境又使得消极生育观念迅速弥散。一方面,传统结婚生育的单一路径选择被打破,人们可以自主选择期望的人生,另一方面,亦需关注终身不育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即更可能出现个体层面的孤独至死与宏观层面的人类社会难以为继等后果。

赏识教育、自我正面偏见及其社会后果研究

文章从自我正面偏见这一人的本能心理状态出发,对其基本概念和相关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并以此为视角对赏识教育进行了探讨。赏识教育具有发掘学生优势、引导其进行“自我实现”等积极影响,但要关注赏识教育对正面自我偏见的放大作用:自我认知出现偏差,放大个人能力而忽略自身所存在问题,可能使问题被掩盖而非得以解决。在矫正自我认知偏差时,可使用小组工作方法,对其中情况严重者可采用个案方法。在具体实施时,社会工作者应担当“反馈者”角色,通过适当的表扬和批评相结合的方式,给予案主尽可能客观的反馈,且通过暗喻等方式来侧面指出案主的认知偏差。这样既可以避免直接指出认知偏差所引发的不良后果,又能引发案主自我反思与行为修正。

时间银行:推进养老服务还是增进广义互惠

时间银行的创新之处在于将时间作为一种新型货币用于交换服务。这一创新并非要取代市场经济中的货币,而是致力于将互惠性重新纳入公共目的经济和核心经济中。虽然时间银行项目的参与者不少是低龄老年人,但卡恩及其时间银行所留下的财富,不在于提供一套具体的养老解决方案,而在于呼唤社会互惠和支持网络的建立,促进社会参与和减少社会孤立。

国家视域下中国普惠托育服务的动因、体系与问题研究

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减轻家庭婴幼儿照护负担,对促使低生育率回升具有重要意义。自2019年我国首次提出“普惠托育服务”概念以来,托育服务的研究重点从介绍国外经验转向关注个体层面的服务供需研究。但普惠托育服务研究更应具有历史的、国家的、发展的视角:以历史的视角厘清政府承担托育服务的动因,经过了反贫困保发展、倡平等保就业、提升育保出生三个阶段;借助“供给-筹资-监管”三维分析框架对各级政府的职责定位进行阐述;从发展的视角审视我国推广普惠托育服务在传统照顾文化、托育机构现状、政府职责定位和区域差异等方面面临的诸多问题与挑战。本文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定和实施促进家庭成员托育服务计划,建设规模适度、分布合理、服务可信的托育服务供给体系以及以托幼一体化为导向的普惠托育服务监管部门动态调整机制,强化普惠托育服务政策的社会性别主流化等对策建议。

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贫困及其治理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与数字化交汇发展的新时代,农村老年群体所面临的数字贫困问题逐渐凸显,消减数字贫困刻不容缓。文章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出发,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法对D村的107位老人进行访谈,并对原始资料逐级编码,考察与分析了农村老年群体数字贫困的类型特征、生成逻辑与消减路径。研究发现,农村老年群体的数字贫困主要分为能力缺失型、制度制约型、资源匮乏型三种类型。在数字社会的行动者网络中,存在农村老年群体、政府、信息技术企业和社会四个关联结点,利益驱离与转译偏差使得四方无法形成行动的合力。针对上述问题,从扩大网络、信息对称、利益共享三个层面尝试提出了数字贫困的消减路径,从而更好地推动农村老年群体与数字社会的良性互动,并以此消除数字差距,促进社会公平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社会福利项目的高估: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项目为例

社会福利项目评估在国内方兴未艾。但社会福利项目的社会性、广泛性、复杂性及其效果的滞后性决定了其评估的艰难性。通过调查J县残疾人康复服务及其满意度评价情况,笔者发现在政府部门、康复中心、评估机构、服务对象四方主体互动下,呈现出高满意度评价。而多主体互动下的社会福利评估更为异化,形成了评估的专业性妥协、评估的机会空间、评估的权威性消解等问题,出现了普遍性高估,易使我们深陷“成效卓著的想象”而忽视或回避各种问题,进而导致各种问题越积越多而长期得不到正视与解决。因此,应警惕其背后沦为政绩证明的技术工具与避免陷入“成本—收益”的利益工具陷阱。

COPD患者6MWT下指脉氧特点及运动耐力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稳定期患者在6 min步行试验(6-minute walk test,6MWT)下脉搏血氧饱和度(pulse oxygen saturation,SpO_(2))和运动耐力的特点及相关因素,为COPD患者提供简便有效的客观评估方法。方法:纳入COPD稳定期患者58例和对照组患者21例,收集一般资料、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问卷(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dyspnoea scale,mMRC)评分、COPD自我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CAT)评分、肺功能参数(如FEV1%Pred、FVC%Pred、D_(L)CO%Pred、DLCO/VA%Pred)和6MWT相关参数,分析SpO_(2)和运动耐力指标的组间差异及其与COPD常用评估指标的相关性。结果:COPD患者在6MWT出现运动SpO_(2)下降,表现为运动性低氧(exercise-induced de-saturation,EID),最低SpO_(2)(SpO_(2min))和平均SpO_(2)(SpO_(2mean))下降,运动SpO_(2)低于88%、90%、92%的时间百分比(T88、T90、T92)和低氧面积(desaturation area,DA)增加;6 min步行距离占预计值百分比(6MWD%Pred)和低氧距离比(desaturation distance ratio,DDR)在组间有差异;SpO_(2mean)、DA、DDR、6MWD%Pred均分别与mMRC评分、FEV1%Pred、FVC%Pred、静息SpO_(2)(SpO_(2)rest)相关,DDR还与D_(L)CO%Pred、DLCO/VA%Pred相关,但是,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只有mMRC评分、D_(L)CO%Pred和SpO_(2)rest与DDR独立相关。结论:稳定期COPD患者6MWT同步持续脉搏指脉氧检测,其检测参数SpO_(2mean)、DA、DDR和6MWD%Pred能有效反映COPD患者肺功能和症状,提示该评估方法有效,有助于COPD患者的评估和管理。

F-V曲线下降支夹角在COPD患者诊治中的综合评估价值

目的:研究流量-容积(flow-volume,F-V)曲线下降支夹角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患者临床表型及病情严重度评估中的临床价值。方法:选取2021年12月—2022年12月在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进行肺功能检查的患者共101例,其中,存在F-V曲线下降支夹角的稳定期COPD患者(夹角组)33例,与夹角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占预计值百分比(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 as a percentage of predicted value,FEV1%pred)匹配的无下降支夹角的稳定期COPD患者(无夹角组)38例,既往无心肺疾病,且肺功能检测正常的受试者(对照组)30例。收集并比较各组患者基本资料、临床症状评分[COPD自我评估测试(COPD assessment test,CAT)、改良版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呼吸困难问卷(modified medical research council dyspnoea scale,mMRC)]、肺功能参数和运动后指脉氧参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F-V曲线下降支夹角的相关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F-V曲线下降支夹角对COPD随访1年内急性加重的预测价值。结果:夹角组肺功能受损程度严重,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orced expiratory volume in the first second,FEV1)和用力肺活量(forced vital capacity,FVC)分别为0.91±0.24、2.11±0.63;夹角组CAT评分、mMRC评分、ΔSpO_(2)高于无夹角组及对照组,步行运动后SpO_(2)L低于无夹角组及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夹角组CAT评分≥12分、m MRC评分≥2分、ΔSpO_(2)≥13%是F-V曲线下降支更易出现夹角的主要相关因素;F-V曲线下降支夹角预测重度稳定期COPD急性加重的曲线下面积为0.777,当角度<129.1°时其预测灵敏度、特异度均为最佳,分别为72.73%、67.35%。结论:F-V曲线呈现下降支夹角的COPD患者其肺功能常严重受损,且更易发生活动后低氧血症和急性加重。因此,COPD肺功能报告中应关注F-V曲线下降支是否存在夹角,以便尽早识别COPD高危人群。

论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的组织设计

采用网站调研、访谈及文献调研的方式调研了42所一流建设高校图书馆的阅读推广组织建设现状;分析了典型组织结构的特点及其在图书馆阅读推广组织设计中的体现;基于阅读推广工作特征分析,提出馆级领导、专职主创部门、赋责分创部门、个体激励制度纵横共构的创新激励型矩阵组织设计,以推进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制度化专业化发展,以及整体资源与服务推广工作的创新发展。

数字反哺:年长世代的“精神接入”何以可能?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既放大了数字鸿沟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促成了数字鸿沟的消减。以数字反哺为切入视角,聚焦年长世代,从微观能动层面探讨其使用信息传播技术存在的“精神接入”困境,旨在通过尊重老年“拒绝者”的数字意愿、关注老年群体的数字环境以及激发老年群体的学习意愿等方式,充分发挥数字反哺效用。强调人在数字化实践中的主导地位,试图打破老年群体对于信息传播技术被动接受的形象,进而驳斥“数字难民”这一忽视老年人数字化实践主体性的概念,为理解数字鸿沟“接入沟”中的“精神接入”、探析家庭代际联系、重构老年文化提供借鉴。

社会变迁、老龄化与养老制度变革

在老龄化时代,不仅政府在养老保障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处在持续变迁中,代际与养老责任也在持续流变,老年群体内部异质性不断凸显,老龄化趋势难以扭转。在这一背景下,养老制度一方面处于持续演变中,另一方面也存在福利承担者和福利接受者在养老制度设计与完善中的长期缺位、养老政策冗余和繁杂、养老制度建设成本忽视、城乡与区域以及体制内外差异巨大等问题。因此,要通过合理引导预期、促使低生育率回升、逐步延长退休年龄、农村人口转移与城市化、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明确养老服务的内容与服务主体、完善家庭内部合作分工机制、推行智慧养老等积极应对老龄化挑战。

社会福利与生育率影响机制的理论探微及实证辨析

作为社会福利的子集,生育福利被多数研究和政策实践认为有助于生育赤字治理。但发达国家近几十年来的实施效果却差强人意,过度的生育福利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部分国家因此陷入“福利陷阱”,拖累了经济增长,生育福利“错配”甚至导致某些国家民族结构出现较大改变,给未来带来隐忧。基于理论—实证双重视角,社会福利对生育率有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其净影响究竟如何,理论层面难以定论。经验数据表明,社会福利与生育率间呈微妙的负相关关系,生育福利短期或许有助于低生育率的轻微反弹,但长期看不容乐观。“福利陷阱”与“低生育率陷阱”两者共生是人口和家庭再生产激励倒置的必然后果,只有降低子孙后代的公共产品属性,提升生育行为的家庭回报率,把适度生育福利供给与中华优秀传统生育文化复兴紧密联系起来,配合其他公共政策强化对新生代的婚育教化,实行东方之治而非西方模式才能克服人口危机。

社会工作学科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社会工作学科历经了从萌芽、取消、恢复到发展的历史沿革,自学科恢复重建以来取得了较大成绩。但社会工作学科发展仍然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学术体系建设成熟度相对偏低、师资队伍相对薄弱、学科实践专业性有待加强、学科价值呈现度不高、专业教育快速扩张式发展产生出诸多职业化问题等方面。要解决社会工作学科的现有问题,既要兼顾社会工作学术体系建设与学科交流,又要坚持社会工作学科自律式发展,厘清社会工作的效用,推进专业设置的有序发展,提升专业教育的质量,审慎规划人才培养的层次。

分类与分权: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社区治理重构

在现代城市治理体系之中,社区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单元,也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单元。伴随着社会变迁,城市社会空间在重构与分化,社区治理模式与权力结构也在持续变革。进一步而言,社区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层面都呈现出明显的分类与分权的趋向。从分类与分权的视角重构社区治理,一方面可以小区及其居民卷入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水平为指标开展分类治理,另一方面可以多元主体在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为切入点实施分权治理,在充分考量了社区治理中的复杂性和异质化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能够消解社区治理所面临的困境,从而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