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工艺优化的掘进机履带架设计研究

设计人员一般从满足整机性能、零部件装配结构要求等方面进行产品设计,而对零部件加工工艺优化方面考虑不足会造成设计的零部件无效占用大型加工设备、加工费时费力等问题,从而延长产品制造周期、增加制造成本。以EBZH-320掘进机履带架设计为例,在满足履带架性能、与其他零部件装配要求的前提下,适当修改设计,可以避免上述问题的产生,实现加工工艺优化。

安徽省城市韧性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状态研究

为保障城市高质量发展,提升防灾减灾治理水平,探究城市韧性与城镇化的相互关系,本文以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评价体系,利用改进耦合协调度、莫兰指数与地理探测器等模型,系统剖析了两者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综合城镇化水平持续上升;综合城市韧性水平呈现波动变化趋势。(2)耦合度和协调度在2014年显著降低后呈现整体上升趋势。其中,耦合度得分一直略高于协调度得分,但差距逐年缩小。(3)各市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具有显著异质性。(4)耦合协调度总体呈显著正相关,局部上高—高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增加,低—低聚类的城市数量逐年减少。(5)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由多因子共同作用,并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特征。

徽州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高质量协同发展研究

促进传统村落地域系统高质量协同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态和经济产业的耦合协同关系分析,忽略了社会系统的重要作用,缺少交叉学科的视野以及系统性的思维,难以凝练出操作性强的经验方法和指导意见。本研究以徽州地区五批次325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传统村落地域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协同发展情况和形成机制,构建了文化资源-旅游经济-生态环境传统村落地域系统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研究发现:(1)徽州传统村落的协同发展水平与综合发展水平大多处于中低水平,呈现出一带多点的空间分布态势。(2)象限矢量动力特征表明:徽州传统村落趋向于文化资源保存丰富和旅游经济发展良好的状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物质文化资源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生态系统敏感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均为显著的协同关系,旅游经济支撑条件与生态系统敏感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显著的权衡关系。(3)将综合发展水平与协同水平的两两交叉划分出9类协同发展类型,其中中等水平协同类型(156个)和低水平协同类型(130个)远多于其他类型。(4)在结构效应、规模效应和复合效应的影响下,传统村落地域系统不断实现低水平到高水平以及失调到协同的渐进式演化,最终实现系统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本研究可以为有效解决徽州传统村落现实困境、促进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社会-生态视角下乡村聚落系统脆弱性评价——以蒙洼行蓄洪区为例

从社会生态视角对乡村聚落系统的脆弱性进行评估,有助于厘清影响乡村聚落发展的因素,建立起应对风险扰动的分析框架,引导乡村可持续发展。以蒙洼行蓄洪区为例,综合运用VSD(Vulnerability Scoping Diagram,VSD)框架、显式空间脆弱性模型(Spatially Explicit Resilience-Vulnerability,SERV)模型及贝叶斯网络模型测度区域脆弱性并探究影响脆弱性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1)蒙洼地区乡村聚落系统暴露度呈现“两边低、中间高、局部突出”的空间格局特征,镇区周边的乡村聚落敏感性较为突出,同时镇区所在行政村表现出良好的适应力,而乡村聚落系统总体脆弱性较高且高低值差异较大,空间格局呈不均衡分布态势,且结构性差异特征显著。(2)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将脆弱区划分为中低脆弱区、敏感—适应型高脆弱区和敏感型高脆弱区三种类型,基于贝叶斯网络分析高脆弱区的影响因素。蒙洼地区乡村聚落以高脆弱区类型居多,其中敏感—适应型高脆弱区主要位于蒙洼地区北部和中部,灾害防控因子对乡村聚落振兴概率的作用最为显著,其建设开发活动受自然环境条件限制较多,因而不宜展开乡村聚落布局,应划为生态保护空间,开展渐进式移民搬迁;而敏感型高脆弱区主要位于蒙洼地区南部河谷地带,建设发展基础相对良好,地形地貌因子对乡村振兴概率的影响最大,为避免该地区乡村衰退的态势加剧,应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经济规模和生产方式,尽可能平衡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

城市韧性的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以安徽省为例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逐渐加剧。为有效应对冲击和扰动并提高城市自我恢复的能力,提高城市韧性已成为全球共识。从韧性视角出发,基于PSR模型构建评估体系,运用熵值法、GIS空间分析法和地理探测器对安徽省16个地级市城市韧性水平及影响因素进行综合测算,结果表明:安徽大部分城市韧性水平在研究期内有所提升,到2020年各市韧性水平差距缩小且各梯度韧性水平差异发生变化;安徽省城市韧性水平等级的空间分布存在明显分异情况;影响城市韧性的最主要因素是科学技术与教育支出,且各因子交互作用呈现出双因子增强的关系。

公园城市理念下合肥市区公园可达性研究

公园是践行公园城市理念不可或缺的空间命脉骨架,可达性是评估公园布局科学合理性的根本要素之一。立足公园城市理念核心内涵与实践经验,采用两步移动搜索法评估合肥市多尺度公园在不同时间阈值下集成绿色出行方式的可达性水平,使用莫兰指数剖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及供需匹配关系。结论如下:①合肥市市区城市公园综合可达性呈现“南高北低”分布态势,以南部包河区为核心逐渐递减。②三级综合公园为供给主要类型,小型游园辐射范围明显不足。③蜀山区、包河区存在供需匹配差异,面临“人口多处供不应求、人口少处供大于求”的资源分配问题。④结合国土空间规划提出增加小微游园数量、提升包河区人口吸纳能力等建议。

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多情景模拟——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

在乡村旅游和城镇化的影响下,外部市场活动频繁介入到传统村落场域,村落敏感性和脆弱性加剧。基于产业系统风险构成,以黄山市歙县148个传统村落为例,按照“风险扰动—适应过程—适应结果”的纽带因果关系构建贝叶斯网络模型,设定高、中、低3种风险模拟情景,预测分析不同情景下传统村落的风险适应机制,结合关键驱动因子探讨适应优化的决策建议。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歙县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大多处于中高等级,空间上呈现一定的优势集聚;2)低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生态文化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利用,应对能力和学习自组织能力作用较大,建议现状低风险村落发挥内外联动机制,合力打造区域旅游品牌;3)中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表现为经济发展缓慢但社会组织基础稳定,学习自组织能力和缓冲能力影响较大,建议现状中风险村落完善各项设施配套,激活可持续内生动力;4)高风险情景下,传统村落产业发展面临困境,风险应对机制和再生产逻辑失去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建议现状高风险村落将保护修复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外部力量的有效干预。运用贝叶斯网络方法评估传统村落产业系统风险,可加深现有研究对传统村落风险适应主体多元化、过程复杂化以及不确定性影响因素动态化的认识,为传统村落产业转型和风险长效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理论借鉴。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ArcGIS模型构建器在国土变更调查工作中的应用

【目的】利用ArcGIS模型构建器构建流程化工具优化国土变更调查工作流程。【方法】通过梳理国土变更调查技术要点,结合安徽省某县实际作业流程,在举证图斑制作、内业检查、耕地属性维护、举证信息表制作等方面利用ArcGIS中的模型构建器制作模型工具。【结果】工作人员只需简单操作即可完成复杂的数据处理、检查和表格制作。【结论】ArcGIS模型构建器在优化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还能避免因软件频繁操作可能产生的失误。

合肥市建成区医疗服务设施空间可达性研究

基于空间化的人口格网数据及网络地图路径规划API获取的不同交通模式出行成本数据,运用累积机会法和高斯两步移动搜索法分析合肥市建成区医疗可达性和空间分布格局。研究结果表明:1)合肥市医疗可达性以老城区为中心向外围圈层式衰减;2)驾车至最近医院的出行时间最短且稳定性较强,中长距离出行时,公交相对骑行和步行有较大优势,短距离出行时,优势微弱;3)不同交通模式下的等时区分异明显,空间覆盖率和人口覆盖率均达到90%以上时驾车、公交和骑行所需的时间分别为20 min、60 min和40 min;4)驾车模式下,合肥市老城区在不同时间阈值都具有较高的医疗可达性,新城区不同时间阈值的医疗可达性结果不同。

三七总皂苷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小鼠T淋巴细胞亚群的影响及其促造血作用

目的:探讨三七总皂苷(PNS)对再生障碍性贫血模型小鼠T淋巴细胞亚群和造血功能的影响,阐明PNS对再生障碍性贫血小鼠的治疗机制。方法: 50只小鼠随机分为对照组、模型组、低剂量PNS组、中剂量PNS组和高剂量PNS组,低、中和高剂量PNS组小鼠分别腹腔注射100、200和400 mg·kg^-1 PNS,对照组和模型组小鼠给予等体积生理盐水,连续给药14 d。测量小鼠体质量并计算脾脏及胸腺指数,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小鼠外周血CD4^+、CD8^+T淋巴细胞百分率并计算CD4^+/CD8^+T淋巴细胞的比值,ELISA法测定小鼠血清γ干扰素(INF-γ)和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采用血细胞分析仪检测小鼠红细胞(RBC)、骨髓单个核细胞(BMCs)、白细胞(WBC)、血小板(Plt)数量及血红蛋白(Hb)水平。结果:与对照组比较,模型组小鼠体质量、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外周血CD4^+T淋巴细胞百分率及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明显降低(P<0.05),外周血RBC、BMCs、WBC、Plt数量和Hb水平明显降低(P<0.05),外周血CD8^+T淋巴细胞百分率和血清中INF-γ、TNF-α水平明显升高(P<0.05)。与模型组比较,低、中和高剂量PNS组小鼠体质量、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CD4^+T淋巴细胞百分率和CD4^+/CD8^+T淋巴细胞比值明显升高(P<0.05),外周血RBC、BMCs、WBC、Plt数量和Hb水平明显升高(P<0.05),CD8^+T淋巴细胞百分率和血清中INF-γ、 TNF-α水平明显降低(P<0.05)。结论: PNS呈剂量依赖性调节T淋巴细胞亚群的平衡,抑制INF-γ和TNF-α释放,提高造血相关因子水平,从而改善再生障碍性贫血小鼠的造血功能。

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安庆市规划区空间管制分区研究

构建城市生态安全格局对城市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用地开发管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本研究选择地质灾害、农田保护、水资源安全、生物保护4类要素作为生态保护的"源",运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获得安庆市规划区不安全区、较不安全区、临界安全区及安全区4个级别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在此基础上,结合城市空间发展动力因子,进行可建设用地经济敏感性评价,最终确定安庆市规划区禁止建设区、严格限建区、限制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和优先建设区及其空间分布情况,基于分区结果叠加城镇已建区,对研究区禁建边界、挖潜边界、扩展边界、整理边界及限制边界等进行界定并提出相应管控策略,从而为安庆市建设用地合理布局与区别化管理提供依据。

山水文化型城市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及空间发展指引研究

辨析城市生态用地、构建生态安全格局,进而提出城镇空间发展指引,对于城市生态保护与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以山水文化型城市黄山市为例,运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识别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安全、地质灾害、历史文化保护4个层面的生态用地,采用GIS空间分析技术并基于多因子综合评价,将生态用地划分为极重要、较重要、一般重要3个级别。以底线型生态用地为源,利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获得黄山市高、中、低不同安全水平的生态安全格局。除去"源"与低安全格局的生态用地,城市可建设用地为355 km^2,满足2030年城市总体规划用地规模需求。最后,在生态安全格局基础上,提出黄山市城镇空间发展指引。

基于网络数据的居民出行时空间特征研究——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例

随着网络数据逐渐走向开源化,各大网站中基于位置服务(LBS)数据开始被运用到各类城市研究之中。基于新浪微博开放平台应用程序接口所提供的动态大数据,尝试利用数据的实时性开展空间使用强度的居民时空间行为特征研究;以合肥市中心城区为例,对居民的活动时间、空间聚集位置等特征在连续一周中随时间变化情况进行了考察与分析。结果表明,传统作息仍然支配着网络签到活动,不论是时间还是空间上居民活动在工作日、休息日与节假日都存在一定相似性与差异性;空间维度上工作日的主要活动热点集中于城市中心,而非工作日的次热点有向城市周边偏移的倾向。最后结合居民出行习惯对数据进行筛选与重组,尝试描绘合肥市中心城区内人群进行公共活动的聚集情况,为研究城市人口分布情况提供了新的视角。

基于空间解构的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研究——以呈坎村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现代文化发展的根源,近年来关注度逐渐加深、价值不断突显,相应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入,但总体来看传统村落保护仍然较为缺乏整体性保护视野。本文通过对传统村落保护研究工作进行梳理总结,从空间解析角度将传统村落解构为自然生态空间、人工物质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并对其下一级别的具体保护内容进行说明,从而构建整体性保护体系,并以安徽省黄山市呈坎村为例对所构建的保护体系进行应用,为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提供参考。

徽派传统村落的整体性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黄山市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承载了社会历史、政治经济、地理环境、民风民俗及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维度物质空间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形态的内涵,表现出极大的适用功能、自然生态及精神象征相协同的内涵特征。本文的研究区域以根受徽州文化影响而形成的安徽省黄山市为例,通过文献分析、资料整理及实地调研等方法进行徽派传统村落整体性特征的研究,阐释了徽派传统村落的内涵与演化过程,揭示了徽派传统村落具有显山露水、自由生长、有机整体、淡雅简约、人性空间及开放兼收六大整体性特征,并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探讨了整体性特征的形成与历史积淀、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地域文化及传统制度五种影响因素相关,以促进徽派传统村落的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传统村落类型划分及活化引导策略研究——以黄山市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态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的历史记忆、人文生态、建筑哲学和社会发展轨迹。传统村落的类型划分对传统村落保护发挥着积极作用,能够将传统村落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同时可以促进传统资源的高效利用与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本文以安徽省黄山市92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样本,运用文献归纳分析与专家评价意见相结合的方式,依据国家发布的传统村落相关文件及基础资料,综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将其类型划分为历史积淀类、村域格局类、传统建筑类、民俗文化类和全面综合类五大类,为不同类型的传统村落根据类型特征与村落特色提出活化引导策略,并得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研究展望,以期实现我国传统村落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格局及保护发展研究

[目的]传统村落一直以来是城乡规划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相关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地域特色明显、类型突出的单个村落,研究结果多为“地方性知识”,缺乏“整体社会知识”的解释,文章分析了古徽州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揭示了区域传统村落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并结合区域资源文化特色,提出古徽州传统村落整体性保护的构想。[方法]选取古徽州地区为研究对象,运用ArcGIS10.2构建了古徽州地区传统村落空间属性数据库,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统计方法进行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的定量化研究。[结果]研究发现古徽州地区的传统村落在区域宏观层面基本呈现凝聚分布状态,从县区尺度来看,传统村落的分布较为集中,但集中程度不高,主要集中分布在黟县、歙县和婺源,且各县域之间分布不均衡,在进行核密度估计后,发现黟县、徽州区和歙县的密度较高。[结论](1)古徽州传统村落分布较为集中;区域环境、地形地貌、交通以及较为滞后的社会经济,成为传统村落能够保存至今的重要屏障。(2)基于传统村落的发展现状,应当立足于区域徽文化的资源本底,加强区域旅游协作,提升竞争力,运用系统性思维,形成区域整体性保护发展意识。

基于特征认知与价值评价的传统聚落活化路径探究——以古徽州为例

传统聚落以其久远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彰显了传统中华农耕文化的特质,具有重要的保护与传承价值。文章通过文献整理与实地调研,总结归纳古徽州传统聚落的总体特征与价值,对古徽州传统聚落进行多维度价值认知。基于特征认知和经典文献为依据,运用Delphi、AHP等方法构建古徽州传统聚落多维价值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建筑遗产价值、民俗文化价值、传统生产方式延续价值、人居环境价值四个维度架构指标体系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对地域内93个传统聚落展开多维度价值评价,继而进行类型划分。针对性提出传统聚落"因地制宜"的保护发展策略,探索不同类型传统聚落的活化路径。

Spatio-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of Residential Land Growth in Hefei of Anhui Province, China

We used the maps of urban land-use in 1978, 1991, 1994, 2000 and 2004, and softwares such as ArcGIS, Fragstats to analyze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urban residential space quantitatively. Some methods, such as di- rection analysis and landscape pattern analysis, were employ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residential land grew very rapidly in Hefei from 1978 to 2004, and the increased land was distributed mainly in the central city zone surrounded by a moat; however, after 1994, it was distributed mainly outside the 1th Ring Road; 2) the expansion speeds were very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there exists a fastest expansion of residential land in the directions of NE-NNE, SW and SSE, and a slowest one in the directions of E and SEE; 3) the residential land growth went through four stages: slow circular expansion in 1978-1991, 'axes + fan wings' expansion in 1991-1994, more rapid circular expansion in 1994-2000 and 'fan-wings' expansion in 2000-2004; 4) the expansion intensity was also different in all directions in the period of 1978 to 1994, and the most was in SW and then NW; and 5) there were more and more residential land area, and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was improved increasing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