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A肾病病理特征与血脂异常的相关性分析

目的 分析探讨IgA肾病患者血脂指标与其临床特征及肾脏病理特征的关系。方法 选取150例IgA肾病患者,根据血脂水平分为血脂正常组和血脂异常组;根据血脂异常的类型,将血脂异常组进一步分为高胆固醇血症组、高甘油三脂血症组、混合性高脂血症组及低高密度脂蛋白血症组。分析比较各组的临床特征及肾脏病理特征。结果 血脂异常组体质指数(BMI)、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血尿酸(UA)、24 h尿蛋白定量(24h-UP)高于血脂正常组(P <0.05),白蛋白(Alb)、肾小球滤过率(eGFR)低于血脂正常组(P <0.05)。不同类型血脂异常各组间,高甘油三酯血症组UA高于其他血脂异常组(P <0.05),混合性高脂血症组Alb低于其他血脂异常组(P <0.05),24h-UP高于其他血脂异常组(P <0.05)。病理分级中Lee分级为Ⅲ级至Ⅴ级在血脂异常组中的占比较血脂正常组高(P <0.05),MEST-C评分中血脂异常组中T1、T2占比相较血脂正常组多(P <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BMI是IgAN患者伴发血脂异常的高危因素。结论 血脂异常对IgAN肾功能进展具有一定预测作用。血脂异常组具有更严重的肾脏病理分级,在肾小管萎缩/肾间质纤维化方面表现更为显著。BMI升高是IgAN患者伴发血脂异常的高危因素。

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及其受体半乳糖凝集素-3与糖尿病肾病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研究

目的探究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AGEs)及其受体半乳糖凝集素-3(Gal-3)与糖尿病肾病(DKD)的相关性及诊断价值。方法选取2020年1月至2021年3月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80例DKD患者为DKD组,选取同期60例原发性肾小球肾炎(PGN)患者为PGN组,30例2型糖尿病(T2DM)患者为T2DM组,30例健康体检者为健康对照(NC)组,根据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将DKD组分为G_(1)~G_(5)期。回顾性收集四组研究对象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及实验室指标[血清尿素氮(BUN)、血肌酐(SCr)、尿酸(UA)、空腹血糖(FPG)及尿白蛋白肌酐比(UACR)],计算eGFR,测定血清AGEs、Gal-3水平,分析比较四组患者及DKD组G_(1)~G_(5)期的上述研究资料水平,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及logistic回归分析探究上述指标与DKD的相关性及发生DKD的独立危险因素,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OC)分析血清AGEs和Gal-3单独及联合检测对DKD的诊断价值。结果四组患者的血清AGEs、Gal-3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KD组的血清AGEs、Gal-3水平均高于PGN组、T2DM组及NC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KD组G_(1)~G_(5)期的血清AGEs、Gal-3水平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G_(1)期的血清AGEs、Gal-3水平低于G_(3)、G_(4)、G_(5)期,G_(2)期的血清AGEs、Gal-3水平低于G_(5)期,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DKD组的血清AGEs、Gal-3分别与BUN、SCr、UA、UACR呈正相关(P<0.05),与FPG、eGFR呈负相关(P<0.05);AGEs与Gal-3水平呈正相关(r=0.774,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FPG(β=0.829,OR=2.290,95%CI=1.680~3.123)、AGEs(β=0.028,OR=1.029,95%CI=1.005~1.053)及Gal-3(β=0.069,OR=1.071,95%CI=1.040~1.102)是DK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AGEs、Gal-3单独用于诊断DKD的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812及0.865,二者联合诊断的曲线下面积为0.870。结论血清AGEs、Gal-3是DKD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且在DKD中高表达,随着肾功能减退逐渐升高,二者联合检测可提高DKD的诊断效能,具有较高的临床价值。

授权资本制下股份发行规制的重构

2021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公布的《公司法》修改草案第97条、第164条引入了授权资本制,规定董事会经章程或股东会授权后,可做出发行股份的决议,同时为防止旧股东持股比例被稀释,允许章程或股东会对授权期限和授权比例予以一定限制,并在特定情形下将股份发行权赋予股东会。但该草案对股份发行中的旧股东利益保护尚有不足,需重构授权资本制下的新股发行规制体系。在制度设计理念上,需要从债权人保护转变为旧股东保护,应重点关注新旧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以此为基础,采取章程授权与决议授权相结合的规范模式,梳理与发行相关的股份回购之库存股发行、种类股发行机制,厘清股份发行中董事会与股东会的职权分野,构建旧股东利益救济模式。需要新设股份发行行为停止之诉、无效之诉、不存在之诉等救济程序,在实体责任上规定董事的相关赔偿责任,规制因授权董事会而导致股份的不当发行,以实现权利救济。

重整融资之超级优先权模式:功能与构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明确了破产受理后借款性质为共益债务。这意味着我国法确立了其清偿优先顺位,解决了我国《企业破产法》第42条第4项规定模糊的问题。各国立法以及司法实践证明,规定重整融资借款为共益债权虽明确了其共益性与优先性,但并未确立其超级优先权地位,无法实现促进融资、重建企业的制度初衷。大多数国家破产法均借鉴《美国联邦破产法》中的重整融资制度,其主要立法模式分为共益债权模式和超级优先权模式。这两种模式均需要与本国的担保制度等相协调。不同立法模式在司法适用以及理论上面临法律体系之阻碍,需在法律技术构造上衡量各方利益,分析超级优先权的功能与构造,这有利于廓清适用边界,进一步确保重整融资的畅通,造就良好的营商环境,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利他合同之法定解除权行使规则研究

利他合同制度之规范功能在于“创设直接给付请求权”而非“缩短给付”,该功能在法技术上是借“权利切割让渡”的法律结构得以实现。因利他合同跳出了传统的二人契约模式,涉及三方主体,故而其法定解除权之归属与行使亦需考虑第三人利益。欲厘清此类合同中各当事人之间的权利边界,关键在于透视其背后预设的典型交易情形与对价关系:一般交易情形中的无偿对价特质,决定了法定解除权应当归属于债权人而非第三人。同时,为了保护第三人之利益,亦基于诚信原则,债权人在行使法定解除权时对第三人当负有通知义务。

论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

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破产法目标实现之间矛盾关系的冲突点。破产解除条款与《民法典》第580条第2款中的违约方解除合同规则具有功能上的一致性,为避免合同僵局,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上应认定有效,只有管理人确认继续履行合同符合程序条件和实质标准时,才否定其效力。而破产变更条款会实质性阻碍破产法目标的实现,原则上应认定无效,只有在符合概括式豁免规则时,才认定有效。概括式豁免规则可参考英国破产法中的公允对价理论、瑕疵资产理论和善意的商业安排理论等进行规则设计。以破产解除条款与破产变更条款为一般模式,明晰破产约定条款的效力认定规则,是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办理破产”便利化的有效举措。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中出资人权益调整机制之完善

破产重整是清理企业债务,推动企业再生的市场化、法治化机制,在救助有继续经营可能的企业的同时,兼顾维护债权人、债务人、出资人等多方面利益,出资人权益调整制度是破产重整程序独有的制度,然而,实践表明这一制度存在诸多短板。在重整制度框架下,出资人被视为对企业陷入破产状态的责任人,少有机会参与到重整程序中,导致债权人与债务人、出资人难以同步地、同质量地、同程度地获取债务人企业现实经营状况、企业资产状况等一手信息,难以调动出资人参与重整程序的积极性,形成促进企业再生的合力,最终只能依靠管理人等外部力量斡旋推动,在出资人组会议上以表决的形式表达意见,缺乏引导出资人推动重整程序进展的有效机制。在对如何调整出资人权益,特别是调整不参与公司实际经营的出资人权益的问题上,双方难以在表决前充分讨论。再者,与物权法律制度等民商法制度、执行程序等民事诉讼程序衔接不充分,既直接影响重整计划可以运用的策略范围、限制重整计划内容的灵活度,也直接影响重整程序结束后重整计划的执行效果。

2-萘基-5-取代苯并唑的合成、紫外光谱和萤光光谱

在研究有机化合物的结构与光性能间关系的过程中,我们又通过4-取代-2-氨基酚或其盐酸盐分别与α-萘甲酸和β-萘甲酸缩合,制得了十种2-(α-萘基)-5-取代苯并唑(Ⅰ)和十种2-(β-萘基)-5-取代苯并唑(Ⅱ),测定了这些化合物的熔点,紫外吸收光谱和萤光发射光谱.

糖尿病肾病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研究

背景糖尿病肾病(DKD)患者较非糖尿病肾病(NDKD)患者更容易发生贫血,贫血不但加速DKD的进程,而且与心血管疾病等并发症的发生密切相关,研究DKD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对降低贫血发生率及延缓DKD进展具有重要意义。目的探讨DKD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在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肾脏内科住院的DKD患者254例为研究对象。回顾性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身高、体质量、血压、糖尿病病程(DD)、是否吸烟〕、实验室检查指标〔红细胞(RBC)、血红蛋白(Hb)、总蛋白(TP)、血清白蛋白(ALB)、血清球蛋白(GLB)、碱性磷酸酶(ALP)、胆碱酯酶(CHE)、血尿酸(SUA)、尿素氮(BUN)、血肌酐(Scr)、胱抑素C(Cys C)、视黄醇结合蛋白(RBP)、空腹血糖(FPG)、钙(Ca)、磷(P)、镁(Mg)、锌(Zn)、血清铁(SI)、非铁结合力(UIBC)、总铁结合力(TIBC)、血清铁蛋白(SF)、转铁蛋白(TRF)、C反应蛋白(CRP)、红细胞沉降率(ESR)、糖化血红蛋白(HbA_(1c))、尿白蛋白/肌酐(UALB/CRE)、24 h微量白蛋白(24 h-mALB)、24 h微量总蛋白(24 h-MTP)〕,计算体质指数(BMI)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根据Hb将患者分为非贫血组(116例,男性Hb>130 g/L、女性Hb>120 g/L)和贫血组(138例,男性Hb≤130 g/L、女性Hb≤120 g/L)。采用Spearman秩相关分析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究DKD患者发生贫血的影响因素。结果贫血组患者收缩压(SBP)高于非贫血组,DD长于非贫血组(P<0.05)。贫血组患者RBC、Hb、TP、ALB、GLB、CHE、eGFR、Ca、Zn、SI、UIBC、TIBC、SF、TRF水平低于非贫血组,BUN、Scr、Cys C、RBP、FPG、P、Mg、CRP、ESR、HbA_(1c)、UALB/CRE、24 h-mALB、24 h-MTP水平高于非贫血组(P<0.05)。Spearman秩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b与TP、ALB、CHE、eGFR、FPG、Zn、SI、UIBC、TIBC、ESR呈正相关(P<0.05),与SBP、DD、BUN、Scr、Cys C、P、CRP、HbA_(1c)、UALB/CRE、24 h-mALB、24 h-MTP呈负相关(P<0.05)。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DD(β=-0.060)、ALB(β=0.755)、CHE(β=1.512)、Zn(β=1.173)、HbA_(1c)(β=-5.766)、eGFR(β=0.341)是DKD患者Hb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结论DKD患者发生贫血受DD、ALB、CHE、Zn、HbA_(1c)、eGFR的影响,临床上应积极纠正上述影响因素以降低DKD患者贫血的发生率,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1,4-二(2-苯基-1,3,4-噁二唑基-5)苯及其衍生物的研究(Ⅰ)

本文合成了二十种1,4-二(2-苯基-1,3,4-噁二唑基-5)苯及其衍生物。讨论了化合物的结构与紫外、荧光、红外光谱及激光转换效率间的关系。

1,4-二(2-苯基-1,3,4-噁二唑基-5)苯及其衍生物的研究(Ⅱ)

本文讨论了18种溶剂对1,4-二(2-苯基-1,3,4-噁二唑基-5)苯及2-苯基的对位有叔丁基取代的衍生物的紫外、荧光光谱以及荧光量子产率的影响。

无人粮食转运车车身刚强度分析

因有限元分析方法的不断成熟,使分析所得的结果准确度大幅提高,从而降低了研究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基于这些特点,将有限元分析方法应用于各类车的设计研究。文章通过无人粮食转运车的结构特点,对该无人粮食转运车在四种典型工况下的刚度和强度进行了计算,分析了粮食转运车在这四种工况下运行时的位移变形量的最大值和应力最大值及其出现的位置,所得结果为新车型的车身骨架提供数据化参考。

人身保险复效与解除权的衔接构造

复效系指因投保人未交保费导致合同中止时,若其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复效并补交保费便能恢复合同效力的法律构造。我国实证法中,对除投保人以外的关联利益主体是否享有复效申请权,以及其申请后能否代为补交保费的问题未置一词。从法律逻辑与价值基础出发,复效制度须因应司法实践需求,在基础结构上适度扩张申请权主体以实现续造。复效与解除权制度本应相互独立,但因人身保险真正利他性而导致第三人与合同主体间存在信息差,加之解除权形成性原理,第三人在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投保人任意解除权项下可能遭遇利益减损。为缓和利益波动,弥合二者的制度间隙,可通过预防构造与应对构造的模式组合加以衔接。其中保险人法定解除权与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应分别对应单一通知模式与“复催告—自由”模式。

人工智能协同公司风险治理的规范化进路

我国公司法第177条规定,国家出资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监督管理和风险控制制度,加强内部合规管理。风险治理的意义不仅在于建立风控机制,更重在健全与加强风险管理。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的辅助作用不可忽视。《欧盟人工智能法》明确了对于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的风控要求,在风控机制中引入人工智能系统,并非仅通过全面智能化提升效率,更在于有效利用与健全风控机制、加强内部风险管理。在风控机制中实现人工智能与风控机制的高度一体化离不开技术性支持。通过人工智能的生成机制提高管理效率、改进监督机制,并结合技术与人工的各自优势驱动风控决策,方能达到风控的高度健全化。以规范化进路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公司风险治理,必须充分考虑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新型业态,合理借鉴反身法的部分元素,形成超越形式法和实质法思路的新型规制模式。为此,应当激活任意性规范的接口功能,通过弹性规范实现快速响应,并充分发挥预见性规范的引导作用。

董事合规义务体系——以董事会监督机制为路径依赖

建立了合规机制,董事被追究责任时可免责或减轻责任;未建立合规机制,董事被追究懈怠义务之责任,负损害赔偿责任。合规机制既是董事避免违规经营的事前防范规制,亦为事后救济措施。引言《公司法》确定合规制度之前,我国《证券法》、行政法规等明确规定了合规管理范围。本次《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54条只规定了国有企业加强合规管理,并未明确建立合规义务的责任主体。

公司社会责任的股东共益权实现路径

我国公司法、民法总则明确规定了公司的社会责任,确立了公司社会责任的立法话语权,可给予其他国家立法借鉴与启示。世界各国学界以及实务界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探讨和实践,阐释了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营利性以及股东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公司社会责任与股东自益权相一致则可起到相乘效应,相冲突时则需要股东共益权予以救济。但是,我国学界在理论上尚未充分认识到股东共益权的此种制度功能。这就需要重思法人本质、股权性质的传统理论,对股东共益权的内涵进行剖析,从而来证成股东共益权在防止公司社会责任制度滥用中的制度性功能。并且在此基础上,从法技术构造的角度,对公司社会责任制度进行可诉性建构。

公司法人营利性再考

我国《民法总则》第三章将法人分为营利法人、非营利法人以及特别法人,毋庸置疑,我国《公司法》规定的"公司"属于《民法总则》定义下的营利法人。本文从公司作为营利的商事法人的角度观察公司营利性应有的特殊性与含义,分析并梳理公司营利性所涵盖的股东盈余分配请求权及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与其他制度之间的协调。比如:研究股东利益最大化及商法制度现代化中的营利性、种类股制度的设置是否舍弃公司营利中所含的盈余分配请求权或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以及弱化公司营利性是否影响股东利益最大化等问题,本文拟明晰民商合一模式下民法总则之规定在商事制度创新与移植之间游离的制度构建。

股权转让后的未届期出资义务承担

我国《公司法》经过2014年的修改,自“部分的认缴制”改为“完全的认缴制”,引发如下问题:股权转让时出资义务尚未届期,转让股东是否需要继续承担该未届期出资义务。对此,司法实践以及学界主要存在“单独承担模式”与“共同承担模式”的不同规制路径:前者要求受让股东单独承担该义务,后者则要求转让股东与受让股东共同承担该义务。检讨既有的规制路径,可以发现在通常情形中股东退出机制的保障功能更值得尊重,而债权人保护的需求则仅在例外情形中才显其正当性。《公司法》草案第89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单独承担模式”,而作为例外的“共同承担模式”则需要体系化地适用第48条与第89条第2款才能得以实现。

司法网络拍卖法律适用问题——苹果天价手机事件为中心

本文通过苹果天价手机事件,对于悔拍、恶拍的情形与法律适用问题结合国内外法律规定进行了分析。对于网络司法拍卖中出现的这类情形,司法面临了应适用《拍卖法》相关规定还是适用《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问题,最终为了起到惩戒作用规范网络司法拍卖以及民事执行程序适用了力度更大的《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于本案虽以现有法律框架可以应对,但明确各方职责、完善相关司法网络拍卖技术以及法律规定势在必行。

DISCUSSIONS ON THE RELIEF OF SHAREHOLDER'S INTERESTS UNDER 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S

I.THE 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 AND THE CHANGE OF THE NATURE OF ISSUANCE RESOLUTIONS It is generally considered that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hold completely different attitude towards corporate capital.For example,the continental legal system adopts a legal capital system while the common law system adopts an authorized capital system.But actually,the leg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