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有者是被剥夺者———《下女》(1960年)与金绮泳的价值重估

在韩国著名导演金绮泳执导的32部电影中,《下女》是最著名的一部,被公认为“韩国三大电影之一”。《汉江怪物》的导演奉俊昊宣称该片为韩国电影史上的《公民凯恩》。《下女》的意义体现在五个方面:第一,抓住了韩国的时代精神;第二,确立了金绮泳作为作者导演及其品牌的地位;第三,开创了韩国电影的恐怖片类型;影片的许多元素不仅出现在金绮泳对该片的四次翻拍中,也出现在1998年金绮泳去世后上映的翻拍片中,在韩国的许多恐怖电影中,某些元素也被多次借用。这种持久的生命力表明该片不仅建立了金绮泳的导演品牌,也建构了韩国恐怖片的许多关键模式;第四,引发了对韩国电影史的重估;第五,这部电影的长期吸引力和受其启发的许多电影表明,该片不仅在1960年成为社会批评和票房轰动的重要文化事件,而且与当今时代也产生了积极的共鸣。

华语电影节:译域之所

本文系论著《华语电影节:译域之所》序言,由该书主编、伦敦国王学院裴开瑞教授执笔。他在文中指出:迄今为止,相较欧洲电影节研究而言,华语电影节议题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虽然它已成为近20年来全球范围内快速增长的电影节重要来源。因而他和研究团队借助"译域之所"概念,以"华语电影节的独特或不同之处"为问题指向,考察了中国香港、台湾、内地及其它华语地区形态各异的华语电影节;既关注电影节的概念与实践如何被译介到华语世界,也着重探讨了这些电影节如何成为文化传播的场所。作为第一本关于华语电影节研究的论著,本书不仅填补了电影节研究空白,挑战了该领域的欧洲中心主义,也切实推动着另一全新学术研究领域的形成。

中国电影研究在英文学术界的今与昔——裴开瑞教授、严毓倩博士访谈

一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的发展戴:裴开瑞教授和严毓倩老师,你们好!很高兴能够邀请两位中国电影领域的专家进行这次访谈。首先,我想请你们谈一谈中国电影研究在西方学界的发展。2000年前后,西方学者开始越来越重视中国电影,并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和深化。那么,你们是如何看待这一发展过程的呢?

万玛才旦与藏区公路电影:超越“少数民族电影”的空间与身份

本文在分析中将万玛才旦的电影视为公路电影。文章认为,公路电影类型的使用既是对中国旧有的“少数民族”电影类别的消解,又是对中国新自由主义下市场经济崛起的回应。万玛才旦的电影中的男性主角,在其成长的安多藏区,反复往返于某些地点,或进行循环旅行。20世纪60年代的“古典”(classic)美国公路电影被认为是对美国社会疏离化的一种表述。万玛才旦的电影忠于公路电影类型对社会和自我关系的审视,并且完全发生在几乎没有汉族人踪迹的藏区文化领地内,是对藏族人如何应对现代化带来的文化危机这一命题的回应。此外,万玛才旦的电影不仅在藏区内部,而且在中国各地以及国际电影环路(circuit)中广为流传,影片并未给出确定的答案,并且开启了对藏区及作为藏族人的不同理解。

文革“样板戏”电影中的颜色

我们该如何评说文革"样板戏"电影中的红色呢?如今只要一提起"样板戏"就会让人联想到红色。我们都知道红色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颜色。但是否还有别的可说呢?本文论证的是,尽管红色在这些电影中的确象征社会主义,但对红色的运用及其含义也有超出我们预期的其他可能性。主要英雄人物更倾向于穿白色而非红色。此外,女性的"学徒角色"(apprentice characters)最倾向于穿着红色,她们的角色身着在前革命时代象征着新娘的红色成为革命的新娘。本文还论证了颜色应被理解为既是含义也是动力(force),这种动力与剪接、构图、音乐、灯光,以及其他元素一起,合力为观众打造出具象参与(embodied engagement)的模式。这一来自象征含义的具象参与的自主性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在这些作品摆脱了当初的政治含义之后很长时间还会持续流行的原因。不过,在表演这些作品的时候不唤起对那些象征含义的回忆是不可能的,这也有助于解释今天红色狂热所引起的不安。

两岸双生:论上海和香港的国际电影节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电影节文化在华语世界中的特殊性,通过比较华语范畴内两个最古老且最成熟的综合性国际活动——香港国际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来探讨这个问题。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笔者已断断续续地访问了香港国际电影节(HKIFF)和上海国际电影节(SIFF)。在新世纪,也实施组织了对这两个活动的主要参与者的研究型采访。文章则重点探究他们是如何将国际电影节模式翻译入本土语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