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局下数字经济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机理、堵点与路径

“十四五”规划将发展数字经济、建设数字中国作为重要内容,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阶段,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形成了一定的挑战。数字经济产业体系不完整、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性、部分产业对数字经济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创新能力的不足、平台经济的垄断性以及相关的制度基础和政策保障不够健全等,都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为促进产业结构向中高端升级,应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加强反垄断管理,丰富市场的多元化需求,逐步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并加快多产业融合发展。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当前重点任务,并强调在"十四五"期间必须不断贯彻提高新发展理念。文章从五大发展理念视角出发,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并与2010~2018年CFPS微观数据相结合,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人民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对人民幸福感提升有促进作用,而开放起到了抑制的作用,这与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相适应。

中美贸易摩擦下加征关税对企业出口的影响--基于粤浙闽外贸型企业调研数据

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对中国出口商品采取加征关税的方式,给中国不同行业的企业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通过加征关税是否超过企业自身能承受的最大关税为基准,将企业所处的行业分为危险行业和非危险行业,并基于2017-2019年上半年粤浙闽三省份500家外贸型企业调研数据,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倍差法(PSM-DID)研究了加征关税对不同行业企业出口的影响差异。实证结果表明,危险行业的企业相对于非危险行业的企业,对美出口量有明显的下降,且民营企业相对其他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出口量下降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量的下降引起了雇工人数的减少,并使基本人工成本相对下降,因此危险行业的企业和民营企业更值得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因此,国家应积极出台相关政策,为中小型出口企业提供补贴和融资渠道,加强员工技能培训,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经济下灵活就业的内涵变迁与规制原则

近年来,新经济蓬勃兴起,催生了大量的灵活就业者,亟需对灵活就业进行合理规制。我国早期的灵活就业以被动型非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数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可以采用相对松散的规制原则。而新经济下的灵活就业在就业动机、就业属性、就业质量以及劳动者权益诉求等方面均已发生转变,以主动型正规就业为主要形式,以舒缓质量型就业矛盾为目的,应采用相对规范的质量优先的规制原则。因此,必须加强对灵活就业的正规化管理,包括规范企业灵活用工,从实质从属性角度认定劳动关系,健全灵活就业者社会保障体系等。

公共部门就业扩张、工资刚性传递及其对私营部门的影响

近年来公共部门就业不断扩张,人力资源向公共部门集中的趋势愈发明显。理论分析表明,公共部门就业占比越高,当社会产出下降时私营部门的工资总额越易被挤占,均衡工资更易触及制度约束进而产生更大的刚性。私营部门的工资刚性会弱化价格的调节作用,加剧经济波动。为协调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就业关系,当前应着力提高私营部门的就业质量,为此,需巩固民营经济的发展基础,坚持反垄断、反对资本无序扩张,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同时,要加快公共部门就业机制改革,特别是用工机制改革,既要引入竞争机制,更要遏制不合理的工资增长。

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规制问题研究

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灵活就业特别是数字经济下衍生的新型灵活就业为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新的渠道。但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新型灵活就业对我国现行的劳动规制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劳动关系、工时标准、工资标准、社会保险以及集体协商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供给缺口。对此,基于数字经济下灵活就业的新特征,建议未来要根据实际从属性认定劳动关系;在保障灵活就业者基本权利上坚持底线思维;创新社保制度,探索与劳动关系脱钩、多方承担、差别费率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引导集体协商,以弥补在立法与现实中的差距;引导理性择业,为人力资本发展制定长期战略。

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新进展——内在动力不足与外在不确定性交织的劳动力市场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内忧外患,面临着巨大压力。国内层面,内在动力不足,劳动力短缺、人口老龄化、收入分配差距等老问题依旧困扰着各界。国外层面,技术进步、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给社会就业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文章希望通过归纳、梳理劳动力市场的最新成果,以便更好促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保证劳动力市场的健康运行以及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建议。

新时代中国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研究

稳就业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保持劳动力市场的活力不仅要保证就业数量的稳定,还需要关注就业质量的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正处于内部和外部双重转型的阶段,内部主要向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人口结构转型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趋势演变,且收入分配差距逐渐拉大;外部主要受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贸易摩擦等影响,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形态和工作方式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针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的双重转型问题,提出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支持市场灵活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促进劳动力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去上班还是送外卖:数字经济下劳动者的就业选择分析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加剧了制造业的缺工现象。为探究哪些人更倾向于选择新就业形态工作及其选择原因,首先,本文基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新就业形态的本质,发现资本通过算法等手段加强对劳动的控制,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但它通过分享制、时间自由等形式掩盖了剥削,以吸引劳动者。然后,本文利用第一手的调查数据发现,34岁左右的精壮劳动力最易选择新就业形态,选择的主要原因是收入高和时间自由。但平台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和培训机会,长此以往将损害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并阻碍他们提升人力资本。最后提出政策启示:政府应着力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并加强对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权益保护。

新时期中国青年高质量就业问题探析——基于平台就业专项调查数据的考察

根据平台就业专项调查数据可得出,16~24岁青年劳动者的就业质量与其他年龄段劳动者相比,整体偏低:工资低、工时长、劳动强度大、社保参保比例低、工作满意度评价不高。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数量型就业矛盾的持续扩大、青年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对较低以及青年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因此,为促进青年高质量就业,在宏观层面要构建青年就业友好型的政策体系,宏观调控要基准,健全青年新就业形态社会保障专项制度,构建青年劳动规制专项政策体系;在中观层面要为青年高质量就业创造良好的产业环境和教育供给;在微观层面应激发企业雇佣青年劳动者的积极性,着力提升青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素质和技能水平。

数字经济下平台就业能改善个体生育意愿吗?——来自专项调查的证据

工作和家庭的两难平衡是影响个体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利用2021年7~10月一项针对平台就业者的专项调查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下衍生的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平台就业显著提高了个体生育意愿,特别是一孩和二孩的生育意愿,且这一促进作用在女性样本中表现更加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平台就业主要通过收入效应、平衡工作和家庭机制来提升个体生育意愿。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显示,平台就业对个体生育意愿的提升效应主要体现在城镇地区以及高中和大专这些典型学历个体。这些研究发现为通过促进更加灵活的就业形式来改善个体生育意愿提供了经验证据,对构建更加生育友好的政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人力资本贬值预期对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基于职业生涯动态视角的分析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提振女性生育水平和提高人力资源利用效率对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职业生命周期视角考察了人力资本预期贬值情况对职业女性生育决策的影响,并使用2010~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和O*NET数据研究发现,职业生涯中预期人力资本较早贬值将促使女性推迟生育,并降低生育二孩的概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述效应主要体现在由技能更新、工作竞争属性引致的外部人力资本快速贬值群体中;对于因体力限制、职业危害所致的内部人力资本快速贬值群体,相应影响并不显著。文章研究结论为理解当代职业女性的生育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促进女性实现适度生育水平提供了经验参考。

中国自然失业率变化趋势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月度数据,构建包含以三角模型表达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和自然失业率变动过程的状态空间模型,采用Kalman滤波方法估算自然失业率。研究发现,近年来中国自然失业率呈现向上攀升的趋势,从2018年1月的4.22%持续升至2024年2月的4.77%,且在2023年经济回升向好以来,自然失业率并没有回复到新冠疫情冲击前的水平,出现了失业回滞的现象;不同年龄段、不同户籍劳动者群体的自然失业率均呈不断向上攀升,但16~24岁青年劳动者、本地户籍群体的自然失业率上升幅度明显更大。面对现阶段中国出现的自然失业率向上攀升和失业回滞的现象,政府部门要加强总量就业刺激政策的力度,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消除妨碍充分就业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因素,放宽青年群体劳动力规制的力度,增强劳动力市场自我修复能力。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迫需提升就业质量

中国目前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产业升级是核心,它需要消费和人力资本的两轮驱动,前者从需求端,后者从供给端为结构转型提供支撑。低质量就业会同时削弱这两轮驱动力,它既会制约消费扩张,更会遏制人力资本再生产,形成低就业质量—低人力资本的恶性循环。当前中国低就业质量已构成就业的主要矛盾,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概率大大增加。为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重构以提升就业质量为目的,以积极就业政策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精准施策与就业保障

当前就业形势较为严峻,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摩擦性失业叠加,且主要表现为隐蔽性失业。在政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精准施策才能保就业。财政政策要从支出端和收入端同时发力,支出政策要把就业弹性原则放在第一位,收入政策则要为中小企业精准降负。面对大量的摩擦性失业和隐蔽性失业,救助政策要发挥其应有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未来就业政策体系仍需进一步完善:一是纠正就业政策体系的失衡,减少对刺激政策的依赖,提高救助政策的占比。二是要提高协同性,利用救助政策提高刺激政策的乘数效应;消极就业政策要融入积极就业政策的成分,从保障导向转向就业激励。

中国经济增长与发展:形势、问题与对策

自2018年以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结构性去杠杆、消费降速等内外因素的冲击下经济增长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并且预测未来一段时间内这些因素不会消失,这将倒逼结构转型,用高质量发展取代传统的高增长,在这一过程中,动能转换是关键,启动消费引擎、引领技术创新和改善人力资本具有重要意义。未来宏观调控要体现新时代的新特征,既要强化逆周期调节、提高去杠杆的精准性,更要合理引导市场预期、优化调控传递机制。

中国经济的短期压力、长期韧性与宏观调控

近年来中国经济遭遇较大压力,主要原因是传统发展动能减弱,同时,以外部环境不确定性、“黑天鹅”事件等为代表的风险因素进一步加大了短期压力。但从长期来看,得益于超大规模经济体的韧性和独特的经济体制优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仍然向好。未来我国宏观调控将面临三重任务,即坚守底线思维,防止经济失速;注重发展质量,严防调控风险;培育新动能,变韧性优势为发展优势。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与政策重构

2018年以来中国劳动力市场运行平稳,但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退等问题仍然存在。在量的维度,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劳动参与率递减,人口红利消减;在质的维度,人力资本积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人力资本回报水平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不利于人力资本-就业质量的良性循环,并会拉大收入分配差距。量与质两个维度的困境对未来的人口、就业、社会保障、产业政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应在一个系统的框架内结合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来设计这些政策。

平台就业能改善就业质量吗——基于专项调查的分析

新时代劳动者对就业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平台就业能改善就业质量和劳动者福利吗?对这一问题,目前国内还鲜有研究。利用专项调查数据,从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就业保障、主观感知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并与传统就业形态进行对比,我们发现,虽然平台就业的收入优势明显,但需付出更长的劳动时间代价,收入—闲暇替代效应明显。叠加工作环境、安全性、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劣势,平台就业的收入优势并没有引致更高的就业质量。如何扬长避短提高平台就业的综合质量优势?对此,我们分别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规范的平台用工规范体系、培养高质量的人力资本等方面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新时代我国能源可持续发展评估研究

煤价飙升和煤炭供应不足所导致的拉闸限电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强调了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基于2005—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从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三方面构建指标体系来综合评价各区域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研究发现:总体上看,各省区市能源发展水平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升,山东、北京、辽宁、江苏、广东总指数排名靠前,而江西、贵州、宁夏、海南、青海的能源发展水平则相对较低;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的能源发展水平在供应端、需求端和负担力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而西部地区则较为落后;从成因上看,发达地区和人口稠密区的需求端和负担力指数远大于其他区域。为实现最优路径,各区域应从清洁转型、技术转型、战略规划等三方面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