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是否降低了生育意愿——来自代际交叠模型的证明

理解技术变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交互作用是经济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本文在代际交叠(Overlapping Generations,OLG)模型中引入互联网设施,且使得生育决策内生化,推演互联网使用对个体生育意愿的作用原理;并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年、2018年的调查数据对理论命题进行检验,以期从人口趋势变动的角度理解互联网对于个体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个体对于互联网偏好程度的提高会通过“时间挤出机制”与“机会成本机制”两个机制的实现来降低其生育意愿。互联网使用一方面增加了个体劳动参与而挤出了抚养子代的时间,另一方面提升了个体收入水平却增加了生育的机会成本。前者被称为“时间挤出机制”,后者被称为“机会成本机制”,两种机制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个体生育意愿,并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未婚女性和农村女性群体中更为显著。因此,应当正确、客观地认识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通过发展课后或假期托幼机构、降低女性职场歧视等方式抑制互联网使用对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

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生产效应还是生活效应?

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成为全球性的两大热议话题,如何正确理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逻辑关系成为老龄化背景下环境经济政策选择的关键。以1992—2010年全球106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为样本,从理论和实证两个角度分析老龄化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以及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路径。研究发现:(1)从理论模型看,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通过生产效应和生活效应两个路径实现,前者是指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当期消费而减少污染,后者是指人口老龄化通过影响下期投资而增加污染。(2)从实证检验看,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生活效应实现,生产效应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分组回归看,在低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主要通过生产效应实现,在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人口老龄化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则主要通过生活效应实现。上述结论意味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从低收入迈向高收入的进程中,即将来到老龄化与环境污染U型关系的拐点,即当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13.3%时,人口老龄化会加重环境污染。这样,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发展新旧动能的接续转换,不能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有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的三重问题叠加,因此,需要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绿色发展,争取更大的时间窗口,推迟人口老龄化与环境污染U型关系拐点的到来。

环境规制、产业集中度与环境污染

伴随环境规制逐渐加强,工业企业做出退出、兼并、转型的差异化选择,这些决策直接影响产业集中度,进而影响行业污染。本研究基于斯塔克尔伯格模型梳理了环境规制、产业集中度与环境污染的数理逻辑,并实证检验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加强环境规制会提高产业集中度,进而降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却提高了水污染排放强度。(2)在大气污染物的回归中,环境规制有助于降低污染,产业集中度的中介贡献是53.32%;在水污染物的回归中,“绿色悖论”得到验证,产业集中度的中介贡献是19.49%。因此,在未来环境政策制定过程中,应理性认识环境规制带来的产业集中度变化,充分利用行业内部的“调结构”,有效发挥产业集中度提高对治污减排的促进作用。

京津冀区域雾霾协同治理措施奏效了吗?——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分析

以京津冀地区6个核心城市为实验组,周边9个城市为对照组,利用2014~2016年15个城市的每日AQI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措施的实施效果。研究发现,不论是一般性的协同治理措施,还是"大事件"协同治理措施,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善京津冀区域的空气质量。目前,京津冀区域雾霾的治理仍然主要靠"天"。因此,未来的京津冀雾霾协同治理措施的实施与改进,我们既要找到现有措施的不足,创新机制措施,也要立足长远,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行业异质性、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来自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作为生产的主体,企业行为直接关系到污染排放的多少与环保工作的成败。本文以2006-2015年中国沪深两市2081家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环境违规记录衡量企业环境绩效,检验高管薪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并从污染程度、竞争类型、行业周期三个角度检验行业异质性对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而言,高管薪酬与企业环境违规概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地,行业异质性显著影响着高管薪酬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在重污染行业,由于治污成本较高,高管更倾向于为了追逐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非竞争型行业相比,竞争型企业的高管更容易为了获得高薪酬而实施环境违规行为;与成熟型行业相比,成长型企业较高的高管薪酬会显著提高环境违规概率。因此,要想从微观企业的角度促成企业绿色生产方式的转变,提高环境绩效,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形成企业环境行为与市场价值的有效反馈机制,让环境绩效更加及时、准确、充分地反映在市场机制中;另一方面则要充分考虑行业异质性,针对行业特征制定差异化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差异化的高管薪酬制度,实现精准发力、精准施策、精准治污。

国家战略区域主要环境问题识别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是未来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也将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机会,更是关系到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研究从城市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城市人口、经济、污染分布的不平衡和分异性分析,利用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找到识别国家战略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治核心问题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最终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市、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提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的策略。

环境规制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测算与机制检验——来自山东省造纸行业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是否会抑制劳动需求,现有研究尚无定论。造纸业是制造业中的高污染排放行业,也是近些年来环境规制力度不断加强的重点减排行业。本文以2003年山东省发布的《山东省造纸工业水污染排放物标准》作为外生政策,以全国28个省份927家造纸企业为样本,基于2001—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运用倾向性匹配倍差法评估这一政策对造纸企业劳动需求的影响。研究发现,政策出台显著减少了山东省造纸企业的劳动需求,环境规制对劳动需求的这种负面冲击主要体现在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上,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大。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对劳动需求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替代效应,而不是需求效应实现的,即《标准》的出台迫使企业增加资本和技术投入,替代了大量的普通劳动力。因此,应当理性看待环境规制对劳动需求的短期抑制,通过精准化、阶段化、结构化环境规制和配套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实现环境治理与就业稳定的“双重红利”。

产品差异化会影响污染排放吗?

本文以2003—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用工业废水、工业废气衡量污染排放,用工业行业企业数量、单位工业销售产值所需销售费用分别作为物理差异化和心理差异化的代理变量,对产品差异化与污染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工业行业内部产品差异化不利于降低污染,反而会使污染加重。因此,中国工业行业应从绿色发展的视角重新审视产品差异化战略,开展绿色化的产品差异化战略,实现行业可持续发展。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SOE 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China's 34 industrial sectors during 2005-2013, this paper tests the water pollution effects of SOE 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 in China. The result shows that in general, greater state ownership and less private ownership in a sector will lead to lower water pollution intensity. Test of threshold effect shows that, irrespective of its current level, an increase in state ownership helps improve the environment by different degrees. When pollution intensity is low, ownership diversification helps reduce pollution intensity; when pollution intensity is high, state ownership is the optimal choice for mitigating pollution. This paper's findings suggest that while advancing the mixedownership reform of SOEs, China cannot relax th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of SOEs, and still less should economic interests overrid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地方经济增长压力、空气质量与消费者信心

公众对空气质量的关注越来越高,甚至成为评价政府环保工作的一把标尺。空气质量较好的城市,消费者更容易对未来保持乐观,进而提高消费者信心。本研究基于2018-2019年的"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实证检验空气质量对消费者信心的影响,并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两个角度衡量地方经济增长压力,检验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对空气质量与消费者信心两者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空气质量的恶化会降低消费者信心,即空气质量越差,消费者信心越容易降低。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和地方政府财政压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质量恶化对消费者信心的负向影响。因此,地方政府要重视空气质量对消费者信心的作用,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提高消费者信心,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