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我国县域人口的变动趋势与发展挑战

县域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在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重要进程中占有独特地位。县域人口变动事关县域的发展及其重要载体作用的发挥。本文以1990年以来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从规模、结构、质量等多个维度考察了我国县域人口现状及较长时期内的变动趋势,并分析了不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20世纪90代以来我国县域常住人口持续减少,人口净流出规模不断扩大,劳动力人口出现缩减,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各区域间县域人口发展分化加剧,面临诸多挑战。与此同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高等教育人才比重增加及区域间人口发展差异缩小也为县域人口高质量发展带来了机遇。应利用好县域人口城镇化和教育提升优势,提升县域整合功能,密切关注县域人口外流、结构老化和少数民族人口变动等问题,做好应对准备。

各民族人口共同走向教育现代化的成就与挑战——基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民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当前各民族人口共同迈向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历史新阶段。本文主要采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民族人口资料信息,分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各民族人口教育现代化历程中呈现出的规模变动、水平变动、结构变动和公平变迁。我国各民族人口教育取得瞩目成就:建成人口规模巨大的教育体系,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显著提升,性别教育差距缩小,教育水平提升由初等教育的高贡献度向高等教育的高贡献度转变,教育公平逐步得以实现。在各民族人口共同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聚焦于解决民族间、民族内和中华民族与其他教育发达体之间的差距问题。

中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变动趋势研究——基于“三普”至“七普”数据

文章回顾我国陆地边境地区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利用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考察当前陆地边境人口发展的新形势和新特征,分析边境人口变动的本质及未来中长期的影响。千百年来,边境人口的充实受到历朝历代政府高度重视,大规模移民前赴后继,奠定了我国边境的人口基础。在我国人口内在自然负增长转变的过程中,边境地区人口先于全国进入人口负增长阶段。2010~2020年,我国边境县总人口首次出现了整体性负增长。人口负增长边境县的数量迅速增加,由零星分布向连片蔓延。边境人口负增长的本质是外生性人口负增长,与所在区域的人口负增长密切相关,深层原因是滞后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条件。边境县的人口负增长与人口结构的失衡相互强化,对边境地区人口、环境、经济、社会治理可持续发展及边境安全都将造成长期影响。为此,要将边境人口发展纳入边疆治理、国家战略的考量中,重新审视边境人口安全问题,加强边境人口变动的监测,有计划有目的地探求最大程度保证边境安全、制定符合边境地区现代化发展利益的人口战略。

准确定位新时代人口国情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一、引言现代化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向往。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 无数仁人志士、 中华儿女为挽救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不屈不挠、 前仆后 继, 但始终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广大民众的悲惨处境。 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 从 打破旧制度到建立新中国, 从改革开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迈向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对实现现代化的探索坚持 不懈、 从未停息。

中国共产党人口思想的发展与变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开始,对人口问题的认识,就不断经历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过程,历经曲折,最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口现代化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以实现人民利益为中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创新,在动态变化中与时俱进,形成了一套独具中国特色的、科学的、战略性、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人口思想体系。党的人口思想具有以下鲜明特色:始终坚持以人民幸福为主线;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党的人口思想是一套以人为本、以实现人民幸福为目标的、全面综合的思想体系,绝非仅仅局限在人口控制。党的人口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创新和发展,是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中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与模式研究——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人口大流动、大融居时代背景下,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不断深化,为促进各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也给全面深化认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规律提出了新要求。基于1953年以来历次人口普查汇总数据,通过计算群内接触指数、人口区位熵、人口再分布指数等指标,从人口空间分布的集散程度、地区偏好、动态变化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变迁及模式。研究发现:我国各民族人口群内接触指数呈下降态势,族际接触互嵌程度强化、分散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各民族人口空间扩散地区偏好存在明显差异,地区偏好具有距离邻近与经济吸引的双重效应特征;各民族人口再分布仍然保持活跃,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仍处重要调整期。基于此,文章认为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的再构为当前民族交融互嵌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已有研究仍然忽视了我国人口空间分布的族际差异性,忽略了各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的渐进性和长期性,对非传统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人口关注明显不够。未来应从动态差异视角出发全面认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格局,从民族互嵌高度出发重新审视我国民族人口空间分布变迁,从民族工作需求出发从容应对我国民族人口格局变迁与挑战,从而优化民族人口分布格局,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全面构建民族互嵌社会结构。

中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变动特征(2000—2015)

利用第五次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及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分别从区域(东、中、西三大区域和八大经济带)、省、城市等层面分析了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变动特征。鉴于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分布上的明显差异,特别关注这两类流动人口之间的对比研究。研究结果表明:21世纪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流入地分布的整体集中趋势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一定程度的分散化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分散化趋势主要源于省内人口流动;跨省流动人口仍然强劲地向东部、东部沿海城市高度集中。这些趋势是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开展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客观基础。

我国留守妻子状况研究

2016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对农村留守群体的关爱服务。有效落实对留守群体的关爱服务,基本条件是准确把握其基础信息。然而,留守妻子最基本的信息却几近空白,成为关爱服务这一群体的瓶颈。本文综合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抽样数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2010年全国妇女地位调查等数据分析当前我国留守妻子的基本状况。结果表明,2010年我国留守妻子规模3 600万。留守妻子地区分布呈分散化趋势;年龄有高龄化趋势;教育和经济状况仍不容乐观、身心健康状况堪忧。

剧变中的我国留守妻子及其学术与公共政策含义

针对被广泛使用的"留守妇女"概念的歧义,文章首先提出了"留守妻子"概念。2000年以来全国人口普查和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揭示,我国留守妻子在进入21世纪后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其规模由剧增到快速减少,农村留守妻子的规模减少更早更快,留守妻子的来源地构成正在经历快速城镇化,留守妻子的居住方式类型构成正在快速直系化等。这些变化有着重要的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含义。

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民族人口空间互嵌格局研究

空间互嵌是民族互嵌格局的重要维度和基础。本文基于2000、2010和2015年全国地级市层面民族人口数据,采用多样性指数、均匀性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中国民族人口空间互嵌格局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少数民族人口仍集中分布在传统民族聚居区,但扩散趋势明显,逐渐打破传统分布格局;民族人口多样性、均匀性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围绕走廊地带形成多个热点分布中心,东中部地区则是冷点分布中心,其中热点冷点均呈收缩态势。尽管低多元均匀的空间互嵌类型仍是主导,但随着各民族人口的流动,多元均匀将从低向中、高逐步发展。应该对不同类型的空间互嵌分类施策,促进和引导地区间、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为构建民族互嵌社会奠定基础。

1953年以来东北三省人口跨省迁移研究--基于普查存活比法

东北三省人口负增长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人口外流被认为是东北人口大幅减少的主要因素,但现有研究对东北人口跨省迁移规模的估计方法相对有限,关于迁移流动对东北人口规模和结构影响的认识尚不清晰。本文使用1953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普查存活比法系统测算1953-2020年东北三省净迁移人口规模、性别年龄结构的特征和变迁,评估人口迁移对东北三省人口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东北人口净迁移经历了人口大量净迁入、净迁入萎缩、人口波动净迁出、大量净迁出四个阶段。各阶段净迁移人口年龄结构特征可依次概括为:劳动年龄人口及随迁儿童大量净迁入、劳动年龄人口及儿童净迁出、老年人口净迁出和全年龄人口净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净迁入提高了东北人口增量和人口红利,1982年后人口迁移对东北人口存量削弱作用逐步增强并在2000年后成为东北人口变动的主导因素。劳动力外迁消减了东北人口红利,老年人口外迁降低了老龄化程度、延长了东北人口红利,但这两种作用已逐步消失。黑龙江人口变动受人口净迁移影响最大,吉林次之,辽宁最为有限。当前,东北三省均已进入以人口净迁出为主导的人口负增长阶段,应从振兴经济、改善民生、引导观念等多方面着手,因地制宜破解东北人口流失困局。

从区域资源禀赋看打造高品质城市——以北京市海淀区为例

通过梳理海淀区资源禀赋的现状,总结出“资源要素丰富多样、核心资源支撑有力、科创优势特色突出”的特点,分析出资源制约性存在的“三不足”问题。着眼于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区、以打造高品质人文宜居新型城市形态为目标,以减量发展作为首都高质量发展新航标,精心织补城市功能,做好全方位的优化资源禀赋安排,是打造高品质城市的重要保障。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未来打造海淀高品质城市应采取的措施和路径选择。

中国人口规模历史变动的分民族研究——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规模是人口的基本属性,也是考察和分析其发展状况的基本维度.本文基于1953~2020年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各民族人口规模的历史变动过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953年以来,少数民族与汉族人口规模始终呈增加之势,但少数民族人口增长幅度更大、增长速度更快、增长周期更长.在此过程中,各民族间人口规模变动迥异,主要表现在各民族人口规模量级不断分化、人口增幅与增速差距巨大、人口增长变动强度差异明显、人口增长变动过程类型分异等方面.由此,各民族人口规模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历史变动模式,也预示着未来各民族人口规模仍将朝着差异化的方向发展.为此,需要深入理解不同民族人口各类变动模式的内在机制与外部条件,促进各民族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保障中华民族的多元基础,巩固中华民族的一体格局,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New Characteristics of Migrant Population in China

Population movement and migration is one of the key factors that determine the trend of future demographic changes in China.Migrant population in China has been rapidly accelerating since its emergence in the early 1980s,with ever-changing structural and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It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u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se changes and predict its future

Major Challenges for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olicy Suggestions:An Analysis of the 2010 Population Census Data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trends and current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and the major challenges they are facing,on the basis of the latest population census data.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siz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continuously and rapidly,their mobility intensity is weakening,migration destinations are beginning to decentralize,majority of the migrants are moving with their spouses and more and more of them are taking their young children with them,the new-generation floaters whom were born after 1980 account for more than half of the entire floating population.The floaters are facing challenges such as unemployment,lack of social security,inequality in children’s education,and barriers in social integration.This article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The problem of new-generation floaters and floating children should be addressed adequately,and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to acceler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security for migrants.

从各美其美到美美与共:基于民族人口产业结构视角

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从“各美其美”到“美人之美”再到“美美与共”的理论框架为我们构建了一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阶梯式路径。本文从我国各民族人口产业结构的视角展开分析,发现改革开放前多数民族对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业的长期依赖及其小聚居的空间分布形态,造成了多数民族的低流动性和民族间相互隔绝的状态,也造成了过去民族间“各美其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日益提高,民族间接触日益增多,消融了“各美其美”的环境。微观层面的各族群众自发的迁徙流动,以及宏观层面上我国在民族工作中对于“一个民族都不能落下”方针的坚持,共同推动了各民族人口从依赖第一产业转向发展具有更高经济附加值的非农产业。这一转变显著缩小了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同时促使各民族在非农产业发展出了更为多样化的民族经济,加强了各民族的经济协作,为形塑“美人之美”的民族关系奠定了基础;未来,随着所有民族人口产业结构向第一产业人口占比极低的形态转变,民族间的经济差距将进一步缩小,经济协作将持续加强。与此同时,各民族人口流动参与度将逐渐提高,共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形成与成熟将逐步加快,使得各民族彼此认同和欣赏民族间的差异,最终将实现“美美与共”。但目前仍有部分民族人口第一产业占比偏高,流动参与度偏低,是其发展的短板,要继续创造条件推动其产业结构现代化,推动双向流动,有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

利用1982年至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我国各民族跨省人口流动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各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性别结构变化特征具有差异性,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多有所下降,人力资源禀赋持续升级;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向较为稳定,并且多从所属民族人口主要分布地向相邻省份或东部地区省份流动;多数民族跨省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整体有所扩大,城-城流动比例明显上升,流动原因呈现经济化态势,流动时间趋于长期化。各民族日趋频繁的跨省人口流动使得民族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交融与各民族全方位的互嵌更加成为可能。今后应把握机遇,在促进民族团结、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与构建民族全方位互嵌格局的过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迁徙中国形态下人口流动最新趋势及治理转向

改革开放后,人口流动自身的发展形势与人口流动治理体系在互动中不断演进,无论是人口流动的趋势特点还是人口流动治理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从人口流动趋势变化和最新情况看,流动人口规模巨大,城镇流动人口能见度大幅提高;流动人口人力资源禀赋大幅提高,教育就业升级转型;人口流动群体构成日益多元,男女老少、各民族、跨国别共同参与;流动人口仍主要流入东部地区,人口回流中西部逐渐显现。基于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情境与具体实践,我国人口流动的制度安排与配套体系也经历了从人口流动管理向人口流动治理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包含人口流动治理理念以及人口流动治理议题的重要转向。未来,需从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增强市场作用与社会组织参与、精准应对多元化治理情景、拓展人口流动治理覆盖领域、加强区域城乡协同治理、强化人口流动数字化治理能力等角度出发,不断完善人口流动治理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

1960年以来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迁趋势

利用世界银行全球双边迁移数据库和联合国全球移民存量数据库,对1960~2020年中国周边邻国国际移民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同时关注邻国国际移民的来华情况,并对其未来趋势进行预判。研究发现,60年间,中国邻国国际移民存量与邻国来华移民存量均呈现先减后增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与此同时,中国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逐渐向欧美与海湾地区转移,不同邻国国际移民的目的地分布存在差异。在此期间,尽管邻国来华移民在全部在华国际移民中占据重要地位,但绝大多数邻国国际移民并未将中国内地视为其主要目的地。结合中国未来发展前景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战略安排,可以预见中国今后将迎接更大规模的邻国国际移民。当前,需要在学术研究与相关政策制定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中国人口的迁移转变

从人口转变的历史过程来说,人口转变经历了从以死亡率下降为主导到以生育率下降为主导,再到以人口迁移和流动为主导的变化过程。当死亡率和生育率均已下降到很低水平时,人口迁移和流动就自然而然地步入人口舞台的中央,成为影响人口形势的关键因素(顾宝昌,2010)。然而,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却大多以生育和死亡转变为中心,较少关注到人口的迁移流动转变。事实上,人口变动不仅包括生育和死亡的自然变动,同时也包括迁移流动变动。一定意义上来说,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只是生育、死亡的自然变动理论,尚不是完整的人口转变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