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全球化的潮流与逆流——兼论中国应对科技全球化的历程与对策

科学无国界。自17世纪70年代科学期刊诞生和发展以来,通过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方式,各国科学家的研究成果由此向世界传播,不同国家科学家之间的互相交流合作日益增加;现在的互联网极大地克服了地理间隔对科学思想成果传播的迟滞作用,加速了科学全球化的发展。然而,技术有国界。这不仅意味着国家领土的边界,更意味着国家利益的边界,尤其是核心技术跨国流动往往影响到相关国家的政治、安全乃至战略利益,从而引发围绕跨国技术转移的国家利益博弈。随着人类面对的各种共同挑战日趋尖锐,世界各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取长补短的需求日益迫切,技术全球化潮流冲破各种藩篱继续发展。但现实的科技全球化既有主流又有逆流:从"巴统组织"到"瓦森纳协议",大规模技术禁运给科技全球化"添堵";从盎格鲁撒克逊五国的"技术协同计划"到"五眼联盟",排他性技术集团肢解科技全球化;2018年以来美国进一步加紧对中国科技的围堵,超级大国对民营企业华为公司的不对称"战争"正在进行,然而科技全球化逆流必定不敌主流,华为在这场所谓"战争"中胜出的趋势日趋明显,当然这也有赖于我们应对挑战的智慧与对策。

中美芯片之争:现实、逻辑与思考

芯片是国之重器,是关系到国家发展与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数十年来半导体芯片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影响和重塑了全球经济。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就开始打压、围堵中国芯片产业。拜登总统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进一步采取措施增强美国在芯片领域的强势地位,阻止中国芯片业获得或制造高端芯片,对中国发动芯片战。彻底封杀中国制造高端芯片及其生产设备的能力,是美国打压中国的主要目标。中美芯片之争是历史逻辑(冷战思维)的强化和全新表现。我们要想在芯片技术上不被“卡脖子”,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自力更生和科技创新,同时也与世界上可以与之合作和交流的各国芯片设计、制造企业积极开展互利双赢的合作,实现技术突围。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与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

二战后,日本半导体产业经历了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的发展轨迹,经过在20世纪70、80年代的努力,半导体技术水平超过此前一直处于世界引领地位的美国。为了打压日本,美国采取强力的压制措施,结果引发了由其主导的激烈的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经过两次"日美半导体协议"的签署,20世纪90年代美国获得了"日美半导体战争"的全面胜利,尽管如此,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并没有被彻底摧毁,依然在世界市场中占有相当份额。半导体贸易摩擦,是日美间一系列贸易摩擦和高技术摩擦中最引人注目的一环。日美半导体贸易摩擦其实质是美国对后发国家高技术发展的限制,双方的措施、谈判交涉及最后结果,都对中国有重要的启示。

中日高科技发展的比较与思考--以半导体芯片制造技术为案例

半导体芯片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国家而言就如同“两弹一星”;对于个人而言就如同身份证。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我国芯片制造行业经历重重曲折,克服种种困难,取得了巨大发展和成绩,中国大陆本土厂商的芯片产能占全球总芯片产能的比例不断提高,2021年已上升至8%,但在不可缺少的高端芯片、光刻机等核心技术和装备方面仍然受制于人。如同日本的芯片产业在20世纪80—90年代受美国无情打压一样,如今中国芯片产业正在受到美国更加严厉的打压、限制和“断供”,美国还在积极拉拢其重要伙伴打造“孤立”中国的体系。考察同样受到过美国打压的邻国日本芯片技术和产业的发展和问题,比较中日两国芯片技术和产业经过的不同道路,有助于激发我们继续披荆斩棘推进我国芯片制造技术和产业不断向前发展的政策思考。由于《瓦森纳协定》,长期以来我国与日本之间的高科技合作受到严重阻碍。但日本众多芯片技术相关企业为自身发展不会放弃中国这个巨大市场,道理同样适合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乃至美国。芯片产业是全球化的产业,民间企业常常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与芯片技术先进国家之间的民间交流与合作仍然大有可为。

世界科技革命与中日科技发展——兼议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日合作

近代中日关系问题起因于19世纪后半期,日本抓住而中国错失了科技革命的机遇,中日学习欧洲先进科技和制度的成与败,揭开了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序幕。日本在历史上曾以中国为师,经过明治维新和"脱亚入欧",转而学习西方。战后日本抓住第二次科技革命机遇,成为世界经济与科技大国。日本在工业化和技术引进、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增速减缓、人口老龄化等重大问题上,都比中国先走了一步。当今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兴起。中日科技各有所长,可取长补短。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日两国守望相助,成为推动两国关系回暖的"新暖袋"。今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很可能与日本从"脱亚"到"返亚"的进程同步前行。

战前日本海军的“大舰巨炮主义”及其终结

从1905年日俄战争开始,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诸国就确立了以"大舰巨炮主义"作为战舰设计和建造的基本方针。其后,在华盛顿会议《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有效期于1936年结束后,特别是到了太平洋战争后半期,美英等国开始出现摆脱"大舰巨炮主义"的倾向,新建造军舰在一定程度上趋于小型化、高速化并加强了防空武器装备,而日本却依然把"大舰巨炮主义"作为军令和战术的主流,在实践中将马汉关于必须压倒敌方强大舰队以确保制海权而轻视制空权的"海权论"思想用到了极致。先后推出"八·八舰队计划"、"对美七成军力"等冒进计划,随着对美开战的升级,日本海军节节败退,伴随二战与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日本"大舰巨炮主义"的失败。

关于中日关系的若干思考--日本:是“善邻”还是“恶邻”

当今世界,大国实力对比与GDP规模及与之关联的军费规模有密切关系,其中GDP与军费增长背后的科技实力对比同样不容轻视。日本仍是科技大国,科技是现代战争的核心战斗力,必须高度关注日本科技实力的军事意义。在修宪问题上,自民党政府修改和平宪法的努力一次次失败,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和平宪法的图谋至今未能冲破作为和平宪法的创造者和维护者——多数日本人民的心理底线。不过,即便安倍实现"修宪",将自卫队写入日本新宪法,也不意味着军国主义复活。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将少数军国主义者和作为受害者的日本国民区分开来的"两分论"与何方提出的"全民犯罪论"并非相互对立,完全可以统一起来,"全民犯罪论"启示我们,中日历史问题既包括反对日本统治阶层政要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言行,更包括作为那场战争胜利者的中华民族对犯过错误的日本民族的争取、教育和感召工作。当今,在中国周边已经出现新的"三个世界"架构,中美各为一极,其间存在许多中间国家,应该在"新三个世界"架构中对中日关系进行"再定义"。

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路径

为厘清区域创新网络与知识流动两个层面协同助推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复杂作用机制,并克服传统统计分析方法倾向于关注单个要素净效应的问题,基于组态视角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整合创新网络层面与知识流动层面的6个要素,以我国29个省份为案例样本探索驱动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的组态构型与发展路径。结果发现,单个要素并不构成驱动高区域创新能力的必要条件,同时,高知识扩散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原理时扮演更为普遍的角色;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驱动组态路径有3条,即高知识流动下的创新网络均衡型、高知识流动下的网络链接主导型和知识扩散-网络规模主导型;创新网络四要素在解释区域创新驱动机制时存在替代关系,产生非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路径有4条,且与产生高区域创新能力的组态之间为非对称性关系。

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的赶超与创新——兼谈对加快中国芯片技术发展的思考

20世纪40—50年代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先后在美国诞生,日本相继引进相关技术,并研发出晶体管收音机和集成电路计算器等大众化个人化产品,以其巨大销路推动了本国半导体产业的迅速发展。日本半导体产业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有:通商产业省对企业引进消化美国先进技术实施了有效的政策引导和扶持,在60年代对尚处于初创阶段的集成电路产业实施严格保护;富于团队精神和工匠精神的半导体科技工作者、技能工人和企业经营者,构成了赶超美国先进技术所需各种人才的"绝佳搭配";在战前及战后的工业化基础上,迅速形成了独立的由集成电路产业、集成电路生产设备产业和集成电路材料产业组成的全产业链。进入21世纪,日本顺势而为,推动产业结构改革,开拓新兴技术领域,大力培育半导体产业发展新优势。

中日关系的“进”与“退”——基于“区分开来”原则预测的可能前景

中国对日方针的重要思想是要一分为二看日本。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国坚持"区分开来"原则的重大外交成果。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日友好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2012年9月日本政府"购岛"导致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端迅速升温,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安倍晋三首相会晤开启了中日关系走向缓和的进程。当前中日关系仍面临困难,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今后中日关系发展可能出现两种前景:一是中日关系"退大于进",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二是中日关系"进大于退",中日关系保持缓和趋势。从中长期看,在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外交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大于退"的可能性将与日俱增。

论明仁天皇在中日外交中的独特作用兼及与中国科学家的交往

明仁天皇以《日本国宪法》赋予的“日本国的象征”这一特殊地位,长期倡导和平,维护日本宪法和平主义原则,珍重有着两千多年友好交往史的中日之间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真诚期望中日两国人民相互友好,从而在中日外交中起到了独特作用。明仁作为科学家从事鱼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其对科学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树立了作为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日本国家象征的天皇形象。明仁天皇积极同国内外科学家进行交往,显示了日本皇室作为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皇室在保持其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具备了与时俱进、追求现代科学、发挥独特“皇室外交”作用的另一面。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The futur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s bright,but the two sides should alsolook out for potential problems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Taro Aso paid a visit to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