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司转形

公司在私有和公开市场之间转换的现象近期大量涌现,本文写作即为了论证是否可以将其归纳入公司转形这一更具普遍性的概念之中。所谓的公司转形,是指公司形式的转变,即创设或利用新型法律实体,或者实现包括资本结构及控制权分配在内的组织结构上一项或数项内容的变更。

等待的技术

成功的人知道何时该停顿,也知道该停顿多久?多数人必定同意,拖拖拉拉并不是什么值得嘉许的行为。本书却指出,延迟是生活的常态,只要延迟得恰到好处,在做决定前等待一段时间,尽可能搜集最多信息,便是好的延迟。巴菲特常用站上棒球打击区来比喻股票的操作:"你永远不必挥棒,只要站在打击板上,面对投手丢过来47美元的通用汽车股票,39美元的美国钢铁股票,没有人会喊三振出局,也无所谓处罚,顶多就是错失机会而已。整天就等待喜欢的球出现,然后当外野手打瞌睡,就站上去打击。行动本身不会让我们赚钱,做对了才有赏,至于要等待多久,那可没有期限。"

场域的法学及其理论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场域理论》(A Theory of Fields)①是尼尔·弗立斯坦(Neil Fligstein)和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关于社会集体行动的开创性著作。在本书中,法学理论并没有起到显著性作用或者说扮演什么重要角色。作者关注的重点是“策略行动场域”(strategic action field)的概念,并把其定义为一种社会秩序。

论公司法中的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对公司法理论与实践皆产生挑战。金融创新首先改变学者对信义义务的思考路径,在期权理论、远期契约等指引下,股东不再是公司所有者,董事在公司未破产的情况下也有可能向债权人承担信义义务。同时,混合证券的出现导致法官在对董事的决策作司法解读时需考虑公司的资本结构以及董事及高管在公司资本结构中所占份额(即拥有这些混合证券的比例)两方面因素。当金融创新与'濒临破产'学说相联结时,信义义务不可脱离公司资本结构,应随着公司资产价值与责任的变化而作调整。但复杂的分析成本导致理论必须向实践妥协,造成董事向股东承担信义义这一无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