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理论与创作之间必要的张力

一本专栏的设立基于一种共识。我们都认为,有必要结合70多年来中国当代小说波澜壮阔的历史发展,采用各种方式(批评家和研究者的学术探讨)发掘当代小说家的“创作谈”这座富矿,灵活、具体而深入地总结当代小说创作与批评的经验,由此建构带有当代中国鲜明印记的小说理论。但这一原初设想是否也暗藏了某种“潜台词”:作家的创作实践及其“创作谈”一直保持着互相阐释的良性循环关系吗?我们既可以参照具体作品来读解作家们的“创作谈”,也可以参照“创作谈”来顺畅地阐释他们的作品?作品必定是作家“创作谈”的完美演绎,而“创作谈”必定是作家作品最权威的阐释?

“小说学”的难处与魅力

本专栏开了一年,成绩如何,读者自有判断。谁也不能一言以蔽之,轻松决定应该如何进行“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但是,这绝非一蹴而就,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短途,而是需要恒心和耐力,更需要想象力的长路。这也不是独自远行的狭路,而是需要许多人一起相伴前行的大道。“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不是按一个观点、一套话语、一条路径来建造的封闭性独栋建筑,当代小说宏阔的历史发展与批评实践都要求小说理论应该是众声喧哗的多元共同体。抱着这个想法,我们才有理由也有信心将这个专栏继续开下去。

为“想象力”祛魅:“小说发生学”的另一种讲法

千姿百态的现代小说最初都是如何酝酿的?完成一部小说,作家们要抓住怎样的契机,克服怎样的挑战?本期3篇文章都是探讨这个“小说发生学”的根本问题。春林教授坦言,他过去30年总以为《活动变人形》完全出自作家的想象与虚构,直到2006年读到《王蒙自传》才恍然大悟,原来这部长篇小说竟是“王蒙自己一种痛苦的童年记忆”。许多读者对王蒙小说都曾有过这种认知上的大逆转。春林教授由此展开两个方向的追问。

戏剧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音乐与小说的对话

纯属巧合,抑或不谋而合,本期3位作者都从各自经验出发,贡献了不同的“跨界”思考,让我们很难得地欣赏到一场戏剧与小说、音乐与小说、小说家与批评家的三维对话。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包括相声)、历史记叙,乃至学术论文的“跨文体”交流互渗,早就成为小说学的常见论题。小说与绘画、雕塑、建筑、舞蹈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沟通互鉴,也不时有人谈起,至于研究小说与中西丰富的音乐传统之关系,虽偶有所见,却并非司空见惯。至少对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而言,音乐与小说,至今还是一个颇为陌生的话题。

破解小说的“地方”与“背景”之谜

中国香港小说似乎总是跟中国香港地名学密不可分。为何造成这种奇特景观?研讨这个问题的论著实在太多,葛亮这篇有何特点呢?我想特点就在于,“双栖”的葛亮即使引经据典,大谈理论,却仍然不失其小说家之本色。比起纯粹的学者,他更关心不同身份的作家对中国香港相同的“地方”的不同处理方式。

作者必须始终在场

本期3篇文章好像各说各的,但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不管怎样调整作者在小说叙述中的位置,作者本人都必须在场。小说叙述一旦展开,作者便无处躲闪。作者可以化妆,但不是为了从叙述中消逝,而是想更好地与读者和描写对象取得有效交流。当然,在场的方式不妨各显神通,千变万化。可以像熊育群那样主动放弃虚构的权力,转而依靠纪实的力量,以求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和人性的真相.

再说《墓碣文》“外典”与“今典”——释“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鲁迅留日后期所译安特莱夫小说《谩》以及周作人“五四”时期所译科罗连科小说《玛加尔的梦》、弥里珍那小说《老乳母》,其中三位主人公分别经历了“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的痛苦与绝望,也都因“罪过”接受“审判”,滑向“无所希望”的深渊。但无论逆来顺受抑或激烈抗辩,他们都不肯轻易放弃“得救”的盼望,不懈地祈求魔鬼或天神的裁决,最终遭遇逆转,乃至“得救”。《墓碣文》开头四句碑文既是鲁迅基于人生经验与精神探索而梦中偶得佳句,也可说是他有意无意化用了兄弟二人先后三部译作的相关内容,由此得到三位俄国作家的“外典”之助。

《故事新编》改名记——以《非攻》《理水》手稿为中心

鲁迅习惯于在创作、编辑、出版的各个环节不断修改其作品,这在历时13年的《故事新编》创作、编辑与出版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本文研究这部历史小说集的书名和部分小说篇名的修改情况,包括书名如何由《新编的故事》改为《故事新编》,小说《铸剑》的篇名的两至三次变换,《补天》《奔月》《采薇》篇目定名过程中的若干问题,特别根据存世手稿上的涂改痕迹,结合鲁迅思想创作的发展变化,以及相关日记和学术研究著作所提供的材料,深入探索《非攻》《理水》篇名如何从原来的"扶危""治水"变化而来。最后通观《故事新编》8篇小说篇名的语法规则与构思特点,希望通过这种细节的探究,触摸和展示鲁迅创作态度之严肃与文学思想之深广,为中国现当代作家手稿研究寻求一种可能的范式。

先锋作家的童年记忆——重读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今天重读余华1990年代初的长篇《在细雨中呼喊》,固然需要留心它从先锋小说延续下来的极具探索与创造精神的叙事方式和语言形式,但更应该关注其“写什么”。一大群出生于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的在学而失学的“顽童”在文化荒原上嬉戏游荡的经验,迥异于“新时期文学”主流作家们对那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彰显了成熟的先锋小说的独特风貌。“顽童”们围绕“性”与“友情”的兴奋与沮丧、美好与丑恶、好奇与伤害,尤其是亲情的普遍扭曲与发乎本能的对亲情的渴求,成为并非残酷到底的先锋作家余华的情感底色。余华无情暴露了人类美好情感的丧失,但也努力找寻着维系社会与家庭之爱的希望。这份不无矛盾的情感认知尤其倾注于他笔下的儿童形象的塑造,这一点正是余华和现实主义经典作家的内在相通之处。

凝视那些稍纵即逝的决断与逆转--读朱文颖短篇小说集《生命伴侣》

上海和苏州很近,我跟朱文颖偶尔也会在一些文学界的活动中见面,但一直并不太熟悉她的创作,只是对评论界关于她的研究略知一二,比如将她归入“70后”女作家代表,围绕其随笔散文、长篇小说《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戴女士与蓝》《高跟鞋》以及短篇小说《浮生》《万历年间的无梁殿》等,论述其女性经验、南方(苏州/上海)元素、家族叙述,仅此而已。

“游魂”“长蛇”“抉心自食”“从天上看见深渊”--《墓碣文》与鲁迅译介之关系

《野草·墓碣文》涉及古今中外大量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传说、意象、叙事与修辞,然而作者思想感情之所以获得“特异”之表达,关键还是采取了他与周作人合译的《红星佚史》以及他本人所译尼采、望·蔼覃、安特莱夫等作品的一系列“外典”。在《墓碣文》和鲁迅所译介或参与译介的上述作家作品之间存在着值得关注的互文关系。

再论“假洋鬼子”

“假洋鬼子”在小说《阿Q正传》中并非通行的绰号,而是阿Q私下对钱大少爷的腹诽之词。阿Q对“假洋鬼子”深恶痛绝并不代表作者的态度。小说对“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出洋、归国、剪辫和革命诸事的叙述都不充分,留下大段空白,而“假洋鬼子”这些并未加以充分叙述的细节又都与作者本人的经历高度重合。作者不回避这种重合,相反很慷慨地将自己的经历馈赠给一位近乎负面的次要人物,同时又在关键细节上跟这位有如自己影子似的人物巧妙剥离。倘若不能充分顾及作者描写手段和寄托方式的特殊性,就很难正确认识在《阿Q正传》中地位仅次于阿Q的次要人物“假洋鬼子”。

冲出“万难忍受的”“骇人的卑污”--读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

赵本夫长篇新作《荒漠里有一条鱼》(《小说月报(原创版)》2020年第4至5期)三十余万字,我一口气读完,不仅不嫌其冗长,反而有点意犹未尽。人物情节某些细部似乎还可以留出更多篇幅加以精细描绘,但既然整本书已经写得酣畅淋漓,局部有所节制甚至随处留白,也无伤大雅。

关于《Ⅱ DEC·》的若干史实考辩——从《三闲集》一条注释谈起

1981年版《鲁迅全集》修订了1958年版《全集》中所涉王独清《ⅡDEC·》的注释(该注释为2005年版《全集》所沿用)。这个修订颇为侥幸,完全依赖偶然发现。若当时征求唐弢意见,当会看到唐氏收藏的《ⅡDEC·》原版,有关问题即可迎刃而解。《鲁迅全集》1958年版、1981版、2005年版对鲁迅批评郭沫若《一只手》皆有所辨正,其实鲁迅对《ⅡDEC·》的批评也有待澄清。鲁迅执着于他对"革命文学"的一贯判断,编《三闲集》而重校《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演讲记录时,不愿再看被他批评过的《ⅡDEC·》。郑超麟回忆披露了《ⅡDEC·》得名之由来,以及王独清受马雅可夫斯基影响之可能。王独清既未否认"模仿勃洛克……而无其力和才"的说法,还流露过跟鲁迅意见相同的自我剖析。鲁迅与"创造社"围绕"革命文学"的分歧在此显出互有出入、正误掺杂的状况,应予充分重视。

麦家的完成式与未完成式——略谈《人生海海》及其他

一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知道,麦家并非只写《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等情节跌宕起伏、可读性强、因成功改编影视剧而风靡一时的“谍战小说”,几乎与此同时,他也潜心创作了许多“纯文学”性质的小说。这些作品以故乡富阳和童年记忆为背景,凸显地方、家族和个人成长经历,具有很强的现实性与历史感。

再说《野草》“外典”

读《野草》,会不断发现其文本深处有鲁迅对外国文学暨非文学作品直接间接、或显或隐的译介或改作,与作者直抒胸臆自铸伟词的内容构成复杂的互文关系。内涵于《野草》的鲁迅本人之译介,大致完成于1903年鲁迅开始翻译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与1924、1925年接连翻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之间。

再论“颓败线的颤动”及其他

鲁迅《野草·颓败线的颤动》标题中“颓败线”来自他所翻译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颓败的筋肉线”。语词细节上这一密切关联指向了《颓败的筋肉线》中老妇与《工人绥惠略夫》、《野草·复仇(其二)》中耶稣形象的高度契合,即都是因为爱他人、爱人类而遭受莫大的羞辱与痛苦。《颓败线的颤动》开头与结尾对老妇的形象描绘,跟《工人绥惠略夫》以及阿尔志跋绥夫另一部短篇小说《幸福》也存在着深刻的互文关系。虽然在阿尔志跋绥夫持续的影响之下创作《颓败线的颤动》,但无论整体立意还是细节描写,鲁迅都并非亦步亦趋,而是显示了自己强烈的独创性。

从“用典”看《野草》得名之由来

鲁迅之所以将他唯一的散文诗集命名为《野草》,并赋予“野草”独特的文学蕴含,不仅受到源于现实的若干“今典”之感发,获得诸多“古典”之滋养,且有大量“内典”为互文性佐证,更与某些“外典”水乳交融。源于托尔斯泰小说、严译《天演论》以及与谢野晶子同名诗歌的“外典”尤为重要。系统探索“用典”如何影响《野草》之得名,既有助于体会鲁迅创作构思的苦心,更有助于把握像《野草》这样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在文本构造上的特点。

编年史和全景图——细读《平凡的世界》

一、天悬壤隔——《平凡的世界》读解和接受之谜路遥在1982年第3期《收获》杂志发表的13万字中篇小说《人生》,思想艺术成就达到了"新时期文学"的巅峰,不仅小说本身,根据小说改编的话剧、电影和电台广播都深深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人生》毫无疑问已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名著经典的殿堂。

萧红眼里的中国渣男——重读《马伯乐》

萧红在三十年代中期和萧军一起,从东北流亡到上海,很快和文坛盟主鲁迅结下深厚友谊,得到鲁迅慈父般的呵护和大力支持。鲁迅帮助萧红出版了她的成名作、长篇小说《生死场》,并高度评价这部小说展示了东北沦陷区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显示了“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