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气与道义:孟荀对“勇”的文本疏解与意义阐释

儒家有复杂的伦理道德谱系,而“勇”由“三达德”到孟子、荀子对勇的“限制性”肯定,是儒家伦理观念最值得关注的议题之一。孔子和孟子注重勇的情绪因素与理性判断的结合,并强调正义目标对勇的认定的重要性。而荀子则从勇的社会效果来判断其不同层次。从孔子、孟子到荀子的思想转变,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国时期社会环境对思想发展的影响。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世界处于新的历史转折点。环境、能源、局部战争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都日益凸显目前全球价值的缺失和处理全球性问题的制度性建制的效能不足。日益尖锐的资源和利益之间的冲突,不断以"文化冲突"的方式来展现。中华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奠基源之一,为处理人类的困境提供了许多思想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一种阐发,也是对处理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支撑,基于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的提出是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的,是中国人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在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的一种体现。中国政府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强调国家与国家之间既互相独立,但又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济关系,这是中华文明在新的轴心时代为人类提供的"实践性智慧"。

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上)——杨度《金铁主义论》中的民族观与国家观

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复杂多变,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受福泽谕吉等人的文明观的影响,认识到西方文明论所具有的对内和对外的不同面貌,从而认为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立起新的民族和国家观念,他所提倡的开国会的策略和多民族融合的民族观念,深刻影响了当时及以后的中国思想界,也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辛亥前论争的重要主题。

文明论视野下的民族与国家(下)——章太炎、梁启超与杨度的争论

对于未来的民族国家的建立,以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改良派,围绕民族、国家体制以及文明观念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他们展现出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进入中国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多民族国家建立的不同畅想,这些讨论也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于现代国家的不同理解。

王国维对中国哲学核心范畴的解释尝试

由于文学和历史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王国维在哲学上的努力经常被忽略,但从解释学的角度,王国维所提倡的非“功利”“纯学术”的路径,则是他想要使中国现代学术进入主动创造的基础。因此,他通过借鉴自己所吸收的康德、叔本华的哲学范式,对中国思想的三个核心概念“性”“理”“命”作了截断众流式的新理解。虽然方法和问题的结合略显生疏,但其开创性局面已成为后来中国哲学问题的重要来源。

“心之所同然”:戴震的“人性论”与实践解释学

戴震对程朱理欲论的批评建立在他对经典的重新解释基础上。他反对理欲对立,认为欲望和情感这些人类生养的基本需要,是理解人和人性的关键,他由此来阐发他关切民生和百姓疾苦的理论志向。戴震的思想具有浓厚的社会批判和启蒙色彩,对戴震思想的理解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考据学之义理特性的认识。

“本心”与“民本”——陆九渊心学思想的实践指向

陆九渊“本心”观念有很强的实践指向,这也是以往研究中有所忽视之处。陆九渊十分关注道德意识与道德政治实践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既是孟子以来儒家政治思想的基础,也体现出陆九渊发明本心和将其转化为政治实践的一致性,从而体现为对民间疾苦的关切和改善民生的行动。

梁启超儒学观的转变——从《新民说》到《欧游心影录》

在清末民初,人们政治观念的转变往往可以从他们对儒家的态度变化中窥测到。梁启超也是这样,他的思想复杂多变,尤其是政治主张随着时代的变迁差异很大。所以最好的方式是勾勒梁启超的思想演变线索,来发现他的思想与时代的共振。此方面研究目前并不充分,本文即是以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欧游心影录》为线索,在他对儒家思想的态度的矛盾中,探讨他对“国家”与“天下”等问题的思考。

“感而遂通”:交感、感动与教化--宋明道学政治哲学的一个切入点

“感”作为宋明道学政治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素来缺乏研究者的关注,然二程、张载和朱熹通过对《周易·系辞》和咸卦中有关“感”的意义的阐发,尤其是建构寂感体用的哲学框架,来阐明圣人感万物而照察人间疾苦,并通过感化来调节社会秩序的思想旨趣。

教化与感动:儒家与中国美学传统

儒家强调审美活动的教化指向,在制礼作乐的过程中,乐要服从于礼仪秩序建构的需要,从孔子的"尽善尽美"到《荀子·乐论》与《礼记·乐记》,都体现出道德目标对审美体验的优先性。但在实际的艺术创作中,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会突破美学偏向,在教化的目标下,吸收道家和佛教的超越性、非功利性思想,从而呈现出儒释道圆融合一的倾向。

蒙培元先生的“情感”哲学

首先,蒙先生的全集出版的确是很重要的事情。前一阵,跟北大的王博老师有一次聊天的时候还说到,经过漫长的“文革”之后,80年代活跃起来的一批学术界的人物,如余敦康、蒙先生、张立文老师等。他们有些已经故去,有些年龄已经很大,如何总结和整理这一代人的思想?当时还想过一个很小的计划,没想到玉顺兄他们这么快把蒙先生的全集出版出来了。这的确是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

在思想斗争中赢得文化领导权——中国近现代革命话语的形成过程及历史回溯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之后,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中国所经历的是三千年所未有之大变局,并开始承认周孔教化已经难以继续承担国家价值基础和秩序原则的使命。严复等人引入进化论的思想,在警示亡国灭种的危机的同时,给国人带来了新的历史意识。这启发了康有为将进化论和传统的公羊三世说结合,建构起一套新的历史哲学。

多重维度中的儒家仁爱思想

对儒家仁爱的不同认识由来已久,先秦儒家和墨家的争论就集中于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儒家内部的不同派别之间也一直存在着基于血缘的爱和“泛爱众”之间的争论。儒家伦理中对于血缘亲情的强调,会让人忽视其仁爱观的扩展性,即最终发展到对于人类之爱的肯定。从孟子的“一本”论到程朱的“理一分殊”,再到王阳明等人的“万物一体”论,都试图揭示出血缘亲情和普遍的爱之间既有分别,又相统一的复杂面向。在人类面对全球性的挑战的今天,从仁爱观念的差异与普遍的统一中,去把握人与人、个人与国家、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我们推动新型的共同体建设提供源自中国文化自身的价值支撑。

“感”与人类共识的形成——儒家天下观视野下的“人类理解论”

"感"这个范畴在儒家思想中极其重要,从《周易》和《礼记·乐记》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理解"感"的两个方向。本文认为由"感"这个概念出发,我们可以了解儒家思想是如何解释道德共识的形成,并让这样的共识得到人们的接受和理解的。儒家特别注重共同体的建设,并将人类大同视为终极目标,而由"感"出发所建构的儒家的人类理解论则是我们建构人类共识的桥梁。

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儒家伦理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影响难以预料。在目前阶段,人工智能的冲击主要在于技术层面,并将逐步扩大到社会组织和生产方式诸方面。在带有自主思考能力的情感智能人出现之后,可能会导致人的自我认知、社会结构和价值目标的进一步转变,这将比工业革命更为彻底地颠覆儒家伦理,因此,加强对儒家价值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的分析,对于理解儒家的未来,对于人类应如何更好地利用技术都将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智慧的“贯通”——叶秀山论中国哲学的“希望”

学科化的建制性学术体制的建立,是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分工细化的结果。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们对于经验事物的认识与对于它们背后的“原理”的总结,体现出一种综合性和整体性的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哲学显示出其统摄性的力量,这种力量其实是经验科学和其背后的理论并未完全分家的后果。现代学科产生的过程,也就是这些具体学科向哲学告别的过程。按照叶秀山先生的看法,“哲学”不断把“必然”交给具体的科学,而自己专注于“自由”的问题。

孔夫子与现代中国:陈来的现代中国哲学研究

陈来教授十分关注现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方法及其发展方向。他梳理国学的流变、总结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通过对熊十力、梁漱溟和马一浮的新儒家思想研究,他分析了新儒家思潮出现的历史原因,及其在传承中华文明中的作用。通过对现代儒学发展的几种形态的发展,指出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社会秩序的重建、国家凝聚力的建构、价值世界的拓展意义重大。

民族、国民与国家——康有为、章太炎关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分歧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章太炎针对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问题,产生了一番交锋:首先,在民族问题上,康有为采用"文化民族"观,主张满汉融合,为新国家提供坚实的民族力量;章太炎坚持"历史民族"观,强调满汉在历史中的差异性,汉族应当是新国家的主体。其次,在革命问题上,康有为从公羊学的三世说出发,认为革命民主是未来社会的状态,中国的时情只适合君主立宪;章太炎借用公羊学的复仇理论,论证排满革命才是建立国家的最佳方式。康章论战后,章太炎因言获罪。在狱中,他完成了"转俗成真"的思想转化,在革命建国的现实策略之上,加入了更具超越性的价值思考。在探索理想社会的层面上,章太炎超越民族主义的五无论,与论敌康有为的大同说,有着目的上的一致性。

李存山对中国文化的“常”与“变”的义理阐发

李存山继承张岱年和冯友兰文化哲学观,主张从价值系统去厘定文化的常道,并提出了他自己对儒家文化“常道”的概括。他认为儒家价值体系要因应社会历史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对人与人、人与环境等挑战发挥其独特的价值。尤其是如何从民本到民主的探索,体现了李存山对儒家文化“新命”的体认。

康有为《大同书》对国家价值的反思和世界秩序的设想

《大同书》是康有为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体现康有为对未来世界构想的作品中,他对于国家及其他现实秩序进行了分析。具体到国家而言,康有为认为,国家的成立虽然有其合理性,但在国家的名义下,个人的价值被压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被破坏,所以他提出了超国家的公政府的构想,并提出了公政府的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