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要素替代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

随着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农业劳动力大量转移,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然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可能造成负面影响,尤其是对于机械难以替代劳动力的地区和作物,其负面影响更大。本文基于1993-2015年中国2463个县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为了刻画要素替代,特别是机械替代劳动力的作用,本文探究不同坡度和不同作物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耕地中坡耕地比例高的地区,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大。另一方面,与粮食作物相比,经济作物生产中机械更难替代劳动力,因此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导致种植结构的趋粮化,考虑到经济作物相对高效,这会导致总体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实现“双碳”目标的风险挑战与路径选择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是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我国人口结构、投资效率以及能源供需等方面的结构性矛盾是实现“双碳”目标的主要挑战。中国需要用相比于西方更短的时间实现“双碳”目标,因而面临着技术、经济、社会等层面的更大挑战。在实现“双碳”过程中,需要面对经济、金融、社会等一系列风险,处理好“经济增长和节能降碳”这对关系,防止过度反应,确保安全降碳,通过构建“1+N”政策体系、发展“双碳”产业、建立健全“双碳”投资市场、加大“双碳”技术研发、协同推进大气污染治理和“双碳”治理等多重渠道确保我国顺利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

Pathways for Expediting Joint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BRI Countries

Based on the agricultural panel data of 107 countries from 1962 to 2016,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global agricultural spatial production model,and explores pathways for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BRI)countries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As shown in the empirical results,two-way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China and BRI countries are all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ly above world average of its kind,which builds the foundation of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 and reflects the BRI’s vision and foresight.In the context of the BRI,there are two pathways for expediti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nd BRI countries:First,both sides may benefit from greater spillover effects from each other’s agricultural growth b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trade;second,China may gain from the overall spillover effects fro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BRI countries by promoting two-way trade,agri-technology aid and assistance in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for the common good of humanity.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测度与实证

新质生产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农业新质生产力则是农业强国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本文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深入认识新质生产力内涵的重要抓手。本文关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研究和实证研究:第一,在测度体系方面,回顾了以索洛余值、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为代表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传统测算体系,并对该体系的主要缺陷进行了归纳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变系数模型和新增长核算法等前沿方法,以技术创新导向、农业特征导向和多维目标导向为核心线索,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体系进行了重构,并以农业数智化技术为例,展示了新测度体系的应用。第二,在实证评估方面,本文从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两个维度对现有研究进行了梳理。一方面,对三类主要研究范式进行了归纳;另一方面,对简约式模型和结构式模型两大方法各自的优势、局限和应用场景进行了比较。此外,本文进一步对未来农业新质生产力的测度研究和实证评估进行了展望。

撤县设市、产业基础与县域农业发展

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农业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是一个重大的思想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撤县设市”改变了县域发展战略,扩张了县级政府的权限,是20世纪末旨在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同时要求兼顾县域农业发展的代表性政策。然而,本文基于1992~2019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评估后发现,“撤县设市”不利于农业总产值的提升。“撤县设市”后,财政与土地资源加速离农,但由于该时期许多县在没有达到政策所要求的产业基础下“设市”,使得财政支出和土地利用行为的非农化未能转化为工业的超额增长,进而导致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不畅,并最终影响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当产业基础达到设市标准时,“撤县设市”可以通过促进工业发展,带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保持农业产出稳定,同时达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因此,该时期“撤县设市”的主要问题在于执行过程而非设计环节。2010年后中国重启“撤县设市”,新“设市”县全部达到产业基础要求,农业发展良好,证明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实现乡村振兴的可行性及其前提条件,这为下一阶段更好发挥县域工农循环,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政策参考。

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因素与核心标志:理论解释与现实经验

党中央指出,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三大催生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理论和增长核算模型,系统阐述新质生产力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以及上述三大催生因素如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在此基础上,以能源行业中的页岩革命和储能革命为例,揭示三大因素如何共同催生新质生产力,并通过产业链向下传导,推动全社会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提升的内在机制。

财政分权、定向激励与农业增长——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例

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考核激励是塑造地方政府行为的重要制度环境,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考核机制,导致包括农业在内的一些“弱激励”项目长期得不到重视。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以“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为例,研究财政分权、定向激励对县域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农业增长考核处于“弱激励”的背景下,“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会使扩权后的县级政府强化经济政策的离农倾向,导致农业增长的负向影响。随着农业考核的逐渐加强,“省直管县”对农业投入与产出的负向影响得到了显著缓解。本文认为,“财政分权+定向激励”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修正,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共同富裕的测度与驱动机制研究

本文提出了一个共同富裕的测度框架,该框架在综合考虑三大差距的基础上,能与已有的共同富裕指标相互配合,测度共同富裕的整体推进情况,弥补各类共同富裕指标只能进行地区间两两比较,而无法体现整体共同富裕推进情况的局限。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以厘清各类可能的驱动因素对“共同”和“富裕”的影响。本文选取代表性的收入相关指标作为案例,说明如何利用本文的测度框架进行分析。基于2008~2019年的县域面板数据,本文发现地区间、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实现了优化型收敛,且各指标的收敛速度随时间明显加快,共同富裕正在逐步实现。随后,利用共同富裕驱动因素模型,本文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在“共同”和“富裕”实现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效避免了“数字鸿沟”的问题,不但能提高地区平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农村地区)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还能显著加快地区间的收敛,即同时促进“共同”和“富裕”,其作用显著优于传统金融,但是其在直接缩小地区内部收入不平等方面的作用较为有限。基于本文所提出的分析框架,后续研究能够选取其他指标及可能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以期为中国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更多的政策参考。

以提升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

建设农业强国是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一项重要战略,对实现乡村振兴整体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生产端,建设农业强国需要摆脱依赖要素投入增长维持农业产出的发展模式,而要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驱动农业增长。文章立足农业生产的视角,论述了农业强国与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之间的关系及农业强国与乡村振兴的联系,并分析了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梳理了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助力农业强国建设的路径:在农业农村发展的局部维度,不断夯实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在城乡融合和区域发展的全局维度,提升县城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以带动农业现代化,以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推动城市先进要素回流农村,同时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实现欠发达地区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加速提升。为走好上述路径,需要建立各级政府涉农职能履行的“能力”和“意愿”体系,使其以实绩促进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大食物观下强化农业科技创新支撑的战略思考与研究展望

本文认为大食物观的目标体现了粮食安全内涵的深度延伸、粮食安全外延的横向拓展、农业全产业链的纵向整合和农食系统的绿色低碳转型。在大食物观的要求下,中国农业体系仍然面临安全性、营养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等四方面的诸多挑战,亟需科技创新的突破和支撑。因此,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必须从以下方面发力:以粮食安全为基石,夯实粮食生产能力;从主粮到农林牧渔,拓宽食物供给种类;从生产端到产业链,确保全链提质增效;从唯产量到要生态,促进农业绿色转型。基于此,相应的农业经济研究可以从农业技术创新、林牧渔业现代化、农食系统转型和农业绿色发展等四个方面开展。

财政支出对我国农业增长的多途径影响

本文采用变系数生产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中涉及各生产要素质量提升的部分剥离,从而识别财政支出通过不同途径影响农业增长的内在机制,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78-2015年31个省份)和县级面板数据(1993-2010年2495个县),从宏观和中观视角实证考察和比较了各改革阶段财政支出通过不同途径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及其长期总体回报率,从而为政府合理分配农业财政支出提供参考。研究发现,每一单位当期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能提高0.4个单位的当期农业产出,其中,通过全要素生产率途径的影响占到一半,通过提升化肥和农机质量的影响各约占四分之一,而通过改变劳动力和土地质量的影响很小。此外,财政支出的长期投资回报率达250%,加大农业财政支出,这将为农业持续增长提供新动能。

新中国成立70年农业技术进步研究综述

农业技术进步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和国民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理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斯密关于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思想。20世纪50年代,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对广义技术进步率进行量化和测算,随后的内生增长理论又将技术进步内生化,对技术进步率进行了更准确的测度。在农业领域,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农业踏车理论、现代农业和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农业发展阶段与资源互补论均试图从理论上解释技术进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在农业技术进步测算方面,主要有索洛余值和生产函数法、指数法、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方法对我国农业技术进步及其贡献率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总结了宝贵经验。然而,相关实证研究存在与经济增长理论脱节、测量方法和投入产出变量选取不当等问题,亟待改进和完善。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政策创新与效果评估

促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系统回顾革命老区发展历程,总结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重要成就和成功经验具有重要意义。梳理发现,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政策总体上呈现出体系化、全面化、层次化的特征。在党的坚强领导和老区人民群众的不懈奋斗下,老区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福祉等多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在重点革命老区实施振兴发展规划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老区发展政策的创新举措,本文利用2000~2018年县、市级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对老区振兴规划进行政策评估。研究发现,以5个重点革命老区国家级振兴规划为代表的支持政策,通过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与旅游业发展以及城镇化,有效推动当地经济加快增长,并通过促进三农事业、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途径全面提高民生福祉。本文通过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丰富了中国特色区域发展规划的内涵,为下一阶段全面促进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也为全国更大范围内针对欠发达地区赶超发展的政策实践提供了参考。

投入要素与生产率对中国农业增长的贡献研究

本文利用刀切模型平均法,综合考虑5种生产率分析模型,并根据各模型解释能力赋予不同权重,旨在得到更全面而准确的估计;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增长核算表解析了1990—2015年中国农业增长的内部结构。结果显示,中国农业增长中投入要素的贡献率已经减弱,其中,劳动力和土地的贡献率低于化肥和农机;而生产率的贡献率却在增强,其中,技术贡献率日趋提高,特别是效率还有提升空间。本文研究表明,推进供给侧改革、实现农业持续增长,前提是需要保证投入要素的稳定供给,重点是要促进农业效率的不断提高,而长期动力应该是增加农业科研的持续投资。

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

本文基于1999-2019年县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赣闽粤、陕甘宁、左右江、大别山、川陕五大重点革命老区的振兴规划对当地农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研究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为当地农业带来了4.33%的额外增长,这一额外增长主要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得益于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财政支农强度的提升是革命老区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关键因素,它显著改善了当地农业基础设施,增加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促进了农业内部特色与中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最终提升了农业生产率。再次,革命老区振兴规划实施后,受覆盖地区所获得的转移支付增加以及当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效应的显现,以“输血”和“造血”两条路径构成了当地财政支农强度提升的直接原因。最后,党的十九大以来,革命老区振兴规划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发挥了协同效应,使得上述机制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本文认为,对于以革命老区为代表的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区域发展规划是促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和实现农业赶超发展的可行路径。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农业合作实现途径

本文利用1962~2016年间全球107个国家的农业面板数据,构建全球农业空间生产模型,并在此框架下探索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农业领域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途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均为正,且均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双方合作的基础,也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存在两条途径加速中国与沿线国家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一是增加农产品国际贸易,使双方都能从对方的农业增长中获得更大的单位溢出效应;二是通过双边贸易、农业科技援助、基础设施援建等措施,帮助沿线国家提高农业生产率,同时扩大这些国家对中国农业的总体溢出效应,从而真正做到互利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省际竞争对中国农业的影响

我国省际农业竞争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对农业生产率产生了负向影响,这一消极影响随时间呈逐步扩大趋势,并在不同区域普遍存在。各省同构化的农业生产结构抑制了农业增长速度。我国农业发展应根据各省的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优化区域布局、鼓励差异化发展,从而减少负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损失,并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增加涉农财政支出、改善灌溉等基础设施条件,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产业兴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