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产业“人机互补”: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关联服务业就业

工业机器人应用既能通过上游“需求关联”效应和下游“成本节约”效应为服务业创造就业岗位,也能通过下游“加速标准化”效应挤出就业。通过嵌入投入产出关系建立关于服务业的关联渗透指标,发现上、下游影响整体上促进了服务业就业。机制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上游影响伴随着工资增进,且偏向存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和现代生活服务业;工业机器人的下游影响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岗位创造偏向于高技术特征的现代服务业,岗位破坏影响偏向存在于低技术特征的流通生产服务和传统生活服务。其他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化程度因伴随着更高的社会责任而有更强的下游关联效应,但也因岗位的相对刚性而抑制上游关联效应;对外贸易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嵌入生产性服务动机,促进上游关联影响,但也因投入品进口而弱化下游岗位创造;地区受教育水平对上下游关联岗位创造均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而地区女性比例越高、非农人口占比越大,上游关联岗位创造效应越强。文章结论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对“机器换人”的担忧,工业机器人应用能促进关联服务业岗位增加,有利于促进人与机器自然分工,实现跨产业“人机互补”,推动就业充分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综合改革与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基于准自然实验的证据

基于中国服务业综合改革这一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评估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服务业综合改革能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且存在时间滞后和动态影响。进一步研究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对城市产业结构变动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其政策效应在大城市、东部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中更为明显;并且,服务业综合改革的政策效果还受到互联网发展水平、政府数字治理能力、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外包支撑、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等地区异质性特征的影响。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服务业综合改革引致的市场准入门槛降低、劳动技能溢价攀升、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公共服务配套完善是其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

以目标引领推动产业政策转型

迈入新发展阶段,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政府需不断推动产业政策从选择性向功能性转型。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现实机制与公共选择理论基础,结合2007—2020年全国各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压力与功能性产业政策强度存在“倒U形”关系,适度目标引领有利于激励地方政府实施功能性产业政策,但过度的经济增长压力将对功能性产业政策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经济增长压力对功能性产业政策的引领作用需具备一定的地方财力基础和市场发育基础,且公众参与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功能性产业政策在经济增长高压下持续发展。

国际间市场可达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欧班列的证据

中欧班列的开通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市场可达性,大幅降低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文章基于中欧班列开通所构成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0—2018年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改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推动了区位禀赋劣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改善,但是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仅推动了交通禀赋优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提高,即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区位禀赋劣势地区的边际效用更大;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大城市的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技术密集度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中欧班列的开通推动了低技术密集度与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但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而言,该政策对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数量提高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等渠道推动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基于以上结论,文章认为我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水平并深化“一带一路”倡议,积极促进我国欠发达地区中欧班列建设以及推动我国制造业由低端向中高端攀升。

融资约束、市场结构与制造业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新常态下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和现实选择。基于WIOD数据库2000—2014年中国投入产出数据,从行业层面考察了中国18个制造业的融资约束和市场结构对其服务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面临的内外部融资约束会显著抑制其服务化。其中,最高端的专业科技服务化和低端的运输仓储与批发零售服务化所受到的抑制作用更显著,而中高端的信息通信服务化则存在一定的"挤入效应"。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外部融资约束对制造业服务化的抑制作用,但并不影响内部融资约束与制造业服务化的关系。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融资约束不利于制造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因此,在促进竞争的市场化改革背景下,应兼顾金融体制改革,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切实降低制造业外部融资约束。

“双循环”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的构建路径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点,现代产业体系是我国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构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对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更具重大现实意义。《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三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长足进步,但仍存在产业要素流动体制机制障碍、区域产业过度趋同等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双循环”背景下现代产业体系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思路,以此为基础剖析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面临的多重挑战,最终从产业价值链升级、城市专业分工等角度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基于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度融合是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而扩大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则是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有效手段。基于2004—2014年的行业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结合工具变量法,从整体和细分行业角度考察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外开放对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影响。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以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和服务贸易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对外开放有助于促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融合;从分行业来看,运输和通信服务对外开放对提高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的影响最为明显,金融服务、租赁和商务服务对外开放也有利于促进产业融合,而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对外开放对产业融合的影响并不显著。要通过进一步降低服务业外资准入门槛、简化投资审批流程、提供良好投资环境等综合措施,积极吸引优质外资流向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推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发展。

雾霾治理、地方政府行为和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县域的证据

推进雾霾治理、改善环境质量水平是中国构建现代化绿色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本文采用县域数据实证分析雾霾治理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重点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雾霾治理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雾霾治理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效应,并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产生作用。雾霾治理的促进效应集中于中低发展地区、非资源型地区和中部地区。政府间策略模仿行为总体上强化了雾霾治理的促进作用,具有东部“独立促进”、中部“模仿促进”、西部“模仿无效”的区域特征;县域间产业结构相似性并未强化雾霾治理的促进作用,具有东部地区“独立促进”、中西部地区“模仿无效”的特征。县域资源错配恶化和锦标赛体制抑制了雾霾治理的促进作用。

国家高新区改善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吗

作为中国探索创新驱动战略的先行区,国家高新区已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使用2005-2016年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分析了国家高新区对资源型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家高新区能够显著减少资源型城市的污染排放总量与人均污染排放量;国家高新区的环境改善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与东部相比,中西部资源型城市的国家高新区具有显著的污染抑制效应;对资源型城市所处成长周期进行考察后发现,国家高新区有效改善了“成熟型”与“衰退型”城市的环境质量;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路径分析表明,国家高新区显著提升了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而有效降低了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

工业机器人与中国制造业地区发展差距:后发优势还是先发优势?

本文考察了"机器换人"背景下工业机器人对中国制造业地区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低技能劳动的替代关系,其应用对地区劳动力比较优势带来一定的冲击,促进了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化发展,因而对非技术密集行业存在后发优势;但由于工业机器人与高技能劳动的互补关系,其应用巩固了先发地区的技术、人才优势,促进了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发展,因而对技术密集行业存在先发优势。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工业机器人对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作用更多存在于华东和西北地区,而对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作用更多集中在华北、中南和西北地区;在机器人的作用下,非技术密集制造业的分散趋势主要由其行业自东向中、西部转移所致,而技术密集制造业的集聚趋势主要与其行业重心向东部地区收缩有关。

中欧班列开通能否助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欧班列开通运营为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契机。基于中国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中欧班列开通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推动了所在地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该影响效应具有滞后性和长期性。机制检验发现,这一影响效应主要通过科技创新和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异质性检验显示,中欧班列开通有利于我国中西部非海运地区的相关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但这一积极效应主要集中在中、高技术制造业。以上结论对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完善中欧班列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体制机制,助推我国制造业发展和企业生产率提高具有一定的现实参考价值。

突发疫情对我国企业中间品进口的冲击——来自SARS疫情的证据

本文基于SARS疫情的冲击,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产品贸易数据库匹配的微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从微观层面实证考察了突发疫情冲击对我国企业中间品进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疫情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中间品进口,中等进口规模企业受到的影响更大,并且疫情冲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疫情冲击显著抑制了企业中间品进口的数量、产品种类、来源国数目和产品质量,且明显提升了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成本。机制检验发现,疫情冲击主要通过减少企业融资、不利于企业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进而影响企业中间品进口;疫情冲击下,中间品进口减少会进一步影响企业绩效,显著降低企业产出和抑制企业创新,也阻碍了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

经济增长目标调整与地区技术创新——基于目标承诺视角

在“稳中求进”的经济工作总基调下,如何通过经济增长目标系统管理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地区创新活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议题。结合全国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经济增长目标数据和城市创新指数,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影响取决于地方政府目标承诺情况。在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有利于提升地区创新水平;而低目标承诺将使得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产生显著抑制作用。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三元框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目标非理性上调、在地区内相对排位较高且地方政府追逐“层层加码”时,低目标承诺下的目标调整对地区创新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同时高目标承诺下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创新效应受到相对挤出。因此,地方政府不仅需要根据“稳增长”目标进行经济增长目标适调微调,更应确保经济增长目标符合地方经济资源禀赋,消除经济发展短期导向,稳定辖区内企业创新预期。

国际运输通道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欧班列开通的证据

自"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以来,中欧班列作为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重要国际运输通道,提升了双边贸易便利化和经贸合作水平,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中欧班列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国际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中欧班列开通显著推动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2)中欧班列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产业结构效应、资源再配置效应等机制渠道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且主要通过区域技术进步实现传导作用;(3)中欧班列开通的促进效应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且集中于大中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4)中欧班列的开通次数、途径站点数量和发达国家目的地对国际运输通道的促进作用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5)中欧班列开通对周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辐射作用,其辐射范围大致位于250公里以内。本文揭示了国际运输通道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财政垂直失衡、公共支出偏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从财政垂直失衡、公共支出偏向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出发,基于2007—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层面考察财政垂直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财政垂直失衡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负向的直接效应,而且财政垂直失衡通过公共支出偏向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的间接效应。财政垂直失衡通过降低技术效率渠道,进而抑制经济高质量发展,而技术进步渠道影响不显著。对公共支出分解后发现,公共服务与公共安全、科教文卫、环境保护等支出偏向在财政垂直失衡负向作用中存在中介效应,其中,环境保护支出偏向的中介作用最为强烈,表现出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此外,财政垂直失衡对公共支出偏向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因区域和发展水平的分化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拓展研究说明,财政垂直失衡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负向"质量效应"和正向"数量效应"。

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制造业企业成长——兼议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政策红利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但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动态成长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基于"规模借用"与"功能借用"视角,探讨了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对制造业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优化显著地促进了制造业企业成长,并且这一影响会因企业所处的地理区位、生命周期阶段和行业要素密集度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对处于东部城市群、成熟期阶段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制造业企业作用会更为显著。进一步地,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主要通过"产业互动关联效应"、"产业多样化集聚效应"和"市场准入提高效应"传导机制来影响制造业企业成长。研究结果为检验城市群空间功能分工与微观企业成长之间的"产城融合"关系提供了研究支持,也为地方政府优化城市群空间格局和城市功能分工、促进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提供了决策参考。

人工智能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中国工业机器人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人工智能成为新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的背景下,智能化生产作为制造业创新的重要方式,为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本研究基于2006—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发展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发展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和合理化水平具有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在区域层面体现在中部和东部地区,在时间维度上体现在德国"工业4.0"概念提出后,而在产业领域上体现在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高端服务业等产业;机制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可以提升整体经济生产率并且创造新兴产业就业岗位,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省直管县”改革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吗?

"省直管县"改革是中国推动政府层级改革,经济管理权力下放的积极尝试,是基层政府扩权改革的重要措施。深化"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一步理顺市县关系,有利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采用2005-2018年中国县域数据,基于渐进型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省直管县"改革对县域经济包容性发展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1)"省直管县"改革显著促进了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2)"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于东部和中部地区、弱市下辖县、非省会城市管辖县和强县,且相较于经济"省直管县"改革,财政"省直管县"改革是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主要因素。(3)"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主要体现在地级市邻近及其内部的县域。(4)"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效应受到财政支出责任和激励性政策的影响,在改革制度中财政支出责任的明确和激励性奖惩政策的设定有助于强化"省直管县"改革的促进作用。(5)机制检验发现,"省直管县"改革通过强化基层财政保障、提升公共偏向水平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渠道推动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文章的研究为深化"省直管县"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提供了经验参考。

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推进了产业升级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中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借鉴Antras等提出的最新方法,结合微观企业数据库,从价值链上下游视角对企业价值链定位现象进行测算,考察了产业政策、市场结构与企业价值链定位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行业层面,产业政策应重视市场竞争,选择市场竞争度高的行业作为目标产业能显著推动企业价值链定位升级。在行业内部,产业政策应强调提升市场竞争度,一方面坚持普惠性原则,针对整个行业而不是单个企业或部分企业的产业政策,能有效兼容市场选择机制和激发企业价值链升级;另一方面重视"年轻企业"的发展,针对市场竞争程度高、创新动力强的"年轻企业"实施的产业政策,对企业价值链升级的激发效应更大。

高速铁路与制造业集聚的空间异质性

本文在构建地价和房价与高铁的制造业集聚效应关系的理论分析框架基础上,利用2004—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加总数据匹配以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高铁对地价、房价和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以及地价和房价在高铁影响制造业集聚中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地价和房价在高铁影响制造业集聚中非线性调节效应的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高铁的制造业集聚效应主要体现在对沿线欠发达城市制造业集聚的积极影响上,高铁开通后沿线欠发达城市相对于发达城市制造业集聚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升;(2)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的地价和房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地价和房价是引起高铁集聚效应呈现城市差异的重要因素,地价和房价与高铁的制造业集聚效应之间存在“倒U型”的调节效应,这主要是通过影响企业利润实现的;(3)对于地价和房价水平较低的城市,高铁开通带来的地价和房价上升会通过正向影响企业利润进而吸引制造业集聚,但在地价和房价水平较高且突破临界值后,高铁开通带来的地价和房价上升将会对企业利润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进而抑制制造业在本地集聚。本文的实证结论在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