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L型转段下的城市发展模式与规划供给——多种资本—成本关系视角的演绎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L型转段后的波浪式、曲折式发展阶段,随着城镇人口比重超过65%,城市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场域。但一方面,现有的中国规划体系已经相对脱离经济语境;另一方面,现当代西方城市规划理论中两种用于扭转经济下行态势的城市发展建设经典方式未能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外部性规制及社会资本损失等问题。本文结合宏观经济发展态势,推导了新阶段下能够走出危机、促进复苏、推动发展并且符合经济资本、经济资本成本及社会资本等多种资本—成本关系优化方向的项目型城市发展建设模式,梳理了符合该模式需求的规划供给内容,提出了城市规划转型与变革的可能场景。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发展引导型城市规划的长期生命力给出了基本的论证。

政策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关联分析与协同发展政策机制优化

文章收集了428份由公共部门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根据政策主体拓扑关系测度城市间的大湾区协同政策供给强度,绘制基于协同发展政策关系的大湾区空间联系格局,结果发现:1)单向惠港惠澳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主要的政策供给方向;2)政策供给高度集中于公共服务与产业领域;3)区县及以下层级和地方专业部门尚未充分进入大湾区协同发展政策网络;4)港、澳、广、深四大中心城市与大湾区其他主体间的政策关系与空间联系方式各异;5)大湾区城市间的政策联系在都市圈尺度内互动频密,跨都市圈政策联系相对松散。最后,提出以下建议:粤港澳大湾区可进一步加强邻域城市、邻域区县、专业部门间以及广深2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双向政策联动,统筹对港、对澳政策,使得政策供给进一步适应大湾区的治理结构。

空间规划新形势下的地方用地分类标准探索——从《深标》到《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试行)》的思考

在国土空间规划改革与城市高质量建设的总体背景下,地方规划技术标准实践面临改进和提升的阶段要求。本文以作为规划技术标准基础板块的“用地分类与使用”为核心讨论对象,归纳了《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中规划用地分类与土地使用标准的修订、完善对深圳城市空间发展的动态支撑过程;基于对深圳经验的务实借鉴,全面回顾了《雄安新区规划技术指南(试行)》中土地使用部分对“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总体指引下雄安新区规划全域覆盖、多规融合、精细管控、品质保障等系统性要求的技术标准应对方式;并结合雄安新区近期规划建设进展,对部分成果的应用状况与调整方向进行了初步评估;最后讨论了空间规划新形势下地方规划技术标准编制需要重点把握的阶段性、地方性、动态性等若干问题。

空间过密化与反过密化——中国大城市空间演化的一个解释框架及初步验证

基于经济社会系统演化的过密化理论,论文从城市公共性的角度出发,以公共资源物质积累——即基础设施替代原理论中的经济产出要素,提出大城市空间演化中基础设施边际供给随人口递减的"空间过密化"假设。借助上海中心城区、深圳关内地区人口与基础设施关系的演化实证,论文认为,中国大城市在边际规律作用下经历了若干轮空间过密化进程,且通过"疏解"和"就地更新"两类手段实现空间反过密化。论文为解释中国大城市空间发展的过程机理提供了理论框架与实证案例。

德国国家规划体系

德国是“空间规划”思想的重要策源地,也是系统开展空间规划实践的世界主要大国。德国国家规划体系高度契合德国的国家政治文明与社会文化特征,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而规划也对德国国土“空间秩序”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本文概要性地介绍了德国国家行政体系、国家规划体系架构及不同层次间规划的协调、规划实施途径和近年来面临的挑战等内容,以便于我国规划界认识德国国家规划体系的基本特点及核心考量因素。

“智慧城市导向发展”的策略与空间模式

伴随学术界对智慧城市的批判性思考大量涌现,如何整合智慧城市项目与城市空间发展框架是需要审慎思考的规划决策问题。文章以智慧科技对城市空间形态的一般影响和对新技术"萌发—演化—成熟"规律的客观认识为前提,通过重新梳理海外典型智慧城市项目与所在城市长期空间发展策略的关系,认为现阶段智慧城市建设仍需要立足于重点开发建设地区和局部设施服务系统,采取精明的"智慧城市导向发展"(SCOD)模式,以解决实际问题,提高整体效益。

城市网络关系中的广州、深圳城市功能研究——基于对航空客流来源地的比较分析

基于对城市功能映射于城市网络的理论认识,以城市间航空客流为中介,借助百度地图慧眼位置信息服务(LBS)大数据,采取比较广州、深圳航空客流来源地城市的功能特征,以及来自北京、上海两座特大型城市的广州、深圳航空客流在北京、上海两市中就业地所在城区的功能特征等两种途径,反向判断广州、深圳在中国城市网络中体现的总体功能特征倾向。结果表明:1)广州表现出行政管理、商贸等功能特征倾向;2)深圳的科技创新、金融与高新制造功能特征相对显著;3)深圳较广州在基于生产者服务业的中国城市网络中具有更高等级节点地位。文章采用的利用人口定位大数据从城市网络中灵活提取城市功能特征的方法,可作为对以经济产业类为统计数据进行城市功能研究的补充。

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对城市通勤系统的外部影响评估——基于深圳25个样本单元的实证分析

长期以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遭到了学术界的批判,但是这些批判未建立在量化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难以准确客观认知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对城市系统施加的影响。文章尝试以城市通勤系统作为城市系统的一个子系统,量化分析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给城市通勤系统造成的外部效应。为此,文章构建了更新前后长距离通勤量差的计算框架,选取深圳的25个城市更新单元为样本,利用基于位置信息服务的人口大数据,定量评估了城市更新对城市通勤系统压力的增减影响。研究发现,因更新拆除而搬迁人群中未更换工作且长距离通勤者占比是影响更新对城市通勤系统外部压力的关键参数,不同更新单元的实施对城市通勤系统的影响具有差异性。结果表明,拆除重建类城市更新并不必然是城市健康发展的阻碍,学术界应客观看待此类城市更新实践的真实效应。

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的“自主性”原则:国际实践与本土探索

当前,各类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在我国广泛开展。从海外经验看,超地方组织和社会资本对城市事务的介入缓解了因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导致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压力,并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以“自主性”为原则、在激励与监测机制下保障地方主体自主权和公共投资绩效的城市人居环境提升政策项目组织模式,其中数欧盟城市社区倡议最为完善。我国相关政策具有在行政体系内部自上而下贯彻执行的惯性,但近年来的实践已表现出一定的“自主性”色彩。本文通过调研分析上海M区的社区提升实践案例发现,基于“自主性”原则的项目组织架构能够适应我国城市发展制度环境并获得良好的项目实施效果,对于促进我国区域和城市治理现代化有借鉴意义,可从基层社区为起始逐步推广。

行政管理与空间治理单元的尺度协调与优化——基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实践与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外向型快速经济发展导向的空间治理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塑造为多元、碎片化的空间景观,导致城市群内部出现地方管理单元的行政尺度与空间尺度不协调现象,干扰了空间测度及其可视化呈现,易产生对城市群空间发展状况的认知偏差。新时期的粤港澳大湾区空间协同发展亟须消除这一尺度偏差问题,建立具有双重适应性的空间治理单元体系。本文从尺度重组理论出发,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地区到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群空间治理过程和特征,归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治理单元建构的难点,进而借鉴欧盟标准地域统计单元等已有经验,尝试建立三级粤港澳大湾区标准空间治理单元体系,用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空间发展状况的多尺度测度评估和多场景政策应用,以支撑城市群空间政策的科学制定与评估。本文是“尺度”概念应用于城市群空间治理过程特征分析与技术支持工具研发的一次研究尝试。

Review of Good Cities,Better Lives:How Europe Discovered the Lost Art of Urbanism

Good Cities,Bet ter Lives:How Europe Discovered the Lost Art of Urbanism Author:Peter Hall,with contributions from Nicholas Falk Year:2014Publisher:Routledge ISBN:9780415840224(356 pages,in English)"‘What makes a good city?’might be a meaningless question."Lynch wrote at the beginning of Good City Form.Indeed,to define 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