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环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重要地位的确立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比较重要的年份,中央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宁夏会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红军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一系列事件中环县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月西征战役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提出把以环县洪德城为中心的新苏区建成“西方根据地的重心”,陕甘宁省成立后省委和省政府迁移到今环县洪德镇河连湾村,使河连湾村成为新苏区的枢纽,起到了“西方根据地的重心”的作用。10月,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分别会师后,继续进行战略转移,充分说明红军长征还在继续。11月下旬,红军三个方面军互相配合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山城堡战役胜利标志着红军长征最终结束,山城堡应是红军长征的结束地。

BIM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及转型升级,对建筑施工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综合探讨了BIM(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在装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中的应用及其带来的显著优势;通过深入分析施工准备、执行阶段以及施工后期与维护阶段,揭示了BIM技术如何有效提升施工效率、保障施工质量、降低成本并支持维护决策。同时还讨论了BIM技术在推动装配式建筑项目中的重要作用,包括但不限于实时监控与管理、精准定位与安装预制构件,以及运维管理的优化。基于当前的应用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最后提出了对行业发展的推荐与展望,强调了推广BIM技术应用、加强技术培训、持续技术创新以及促进行业标准化和协同工作的重要性。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执政问题研究——以抗日民主政权和"三三制"为中心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将陕甘宁苏维埃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并实行彻底的民主制度,在实现民主政治方面走在了国民党的前面,赢得了不同阶层的赞同与支持。为了把中共政权真正改革为"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在政权的人员组成上,毛泽东提出了"三三制"的原则。为解决非党人士"有职无权"的问题,一方面,中共在进行"党政分开"的改革后,在政府机关中设立党组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定期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作为"三三制"政权的一种补充。一些地方精英通过选举、聘请的方法,进入边区各级政府和参议会中,重新获得社会的尊重,能够为中共政权服务,也为中共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声誉。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断地制度创新,是中共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共进》、共进社与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

20世纪20年代,一批在北京等地求学的陕西籍青年学生,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创办了《共进》杂志和共进社。之后,《共进》由最初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转变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共进社也从一个关心陕西社会的青年社团成长为一个有政治抱负和远大理想的政治团体——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进》和共进社在陕籍学生、学界和省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一个"共进社群体"。该群体的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信仰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陕西的传播作出了贡献,也对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组织在陕西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战争动员问题研究

1937年8月,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全国军队总动员”和“全国人民总动员”的战时全面动员的政策。全面抗战初期,淡化了“阶级”观念,激发了农民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中共战时全面动员取得了成效。但随着抗战困难时期的到来,陕甘宁边区部分地方出现了“过度动员”,使民众产生了疏离。为此,中共启动了新的动员模式,动员士绅阶层参加抗日政权,扩大抗日政权的阶级基础;动员党政军人员开展“自食其力”的生产运动,以减轻边区民众战时负担;动员农民参与减租减息,提高农民在基层社会的地位。通过这种新的动员模式,中共加强了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提升了动员的深度和广度。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自给经济研究——兼与陈永发、陈耀煌商榷

全面抗战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不仅要发展公营和集体经济,更允许资本主义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经济政策。陕甘宁边区不仅有建立自给经济的资源,也确立了适合建立自给经济的各项制度,促进边区建立了自给经济体系。1944年底,边区粮食产量就达到了“耕三余一”或“耕二余一”,棉花可以达到自给率的85%,布匹自给率达到60%上,大部分日用工业品可以满足需求,部分产品还自给有余。因此,边区自给经济体系的建立是边区度过抗战困难时期的根本原因,对外贸易只起到辅助作用。

陕甘边红二十六军建军前史研究——与陕甘边历史研究中一些观点的商榷

八七会议后,在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过程中,陕西地方党组织和刘志丹、谢子长等开始了建立革命军队的探索。他们在这个探索过程中创立了“三色”革命理论,并进行了不同的实践,最终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红二十六军是在刘志丹南梁游击队和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建立的红军陕甘游击队基础上,先后汇集各路兵变、改造的农民武装,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所以,红二十六军是多源合流而形成。从西北反帝同盟军到红二十六军成立时期,部队尚未形成如何正确处理内部分歧的机制,发生了“三甲塬缴枪”事件。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建立时期,正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党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时期,中共陕西省委几乎全盘接受了“左”倾路线,导致红军陕甘游击队南下关中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争屡遭失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频频更替,是中共陕西省委执行“左”倾路线的结果,并非所谓“刘阵营”“谢阵营”斗争的结果。

筚路蓝缕,匠心独具——评《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

《一九三五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纪事》是目前关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问题资料的集大成之作。该书集研究与资料为一体,根据不同时段、不同文献类型,细分为十个专题,除第一个专题是作者自己阅读史料的心得和创作外,其他九个专题均为资料集成。该书以编年纪事的方式梳理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反映出革命先辈在陕北进行革命斗争的艰难和不易;以大量的文献为依据,还原了“左”倾路线在陕北、陕甘边根据地推行并发展为错误“肃反”的过程;同时尽最大努力收集与1935年西北根据地“肃反”相关的文献,为研究陕甘边、陕北根据地的形成以及“肃反”相关重大问题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筛选膀胱肿瘤预后相关基因并分析其与免疫浸润细胞的关系

目的 筛选膀胱肿瘤预后相关的基因,并分析其与免疫浸润细胞的关系。方法 从高通量基因表达数据库(GEO)获得的芯片数据(GSE13507、GSE40355)作为训练组,用于筛选出差异表达基因(DEGs)。利用套索算法(LASSO)与支持向量机的递归特征消除算法(SVM-RFE)从DEGs中筛选出膀胱肿瘤的关键基因。以癌症基因图谱计划数据库(TCGA)下载的膀胱肿瘤RNA-seq FPKM数据为验证组,验证关键基因的敏感性与特异性。下载TCGA临床数据用于对关键基因的生存分析,并用GEPIA数据库进行验证。利用CIBERSORT网站对验证组数据进行免疫浸润细胞分析,并探索预后相关的基因与免疫浸润细胞的关系。结果 训练组中得到了176个差异基因,其中上调基因21个、下调基因155个。LASSO回归和SVM-RFE算法分别获得13、34个特征基因,取交集后共得到5个膀胱肿瘤关键基因(CYTL1、SRPX、ADH1B、PMP2、IQGAP3)。关键基因在验证组中均表现出了较高的敏感性与特异性。生存分析发现不同表达量的PMP2(P=0.002)、CYTL1(P=0.032)患者生存率有显著差异。在肿瘤组织中M0、M1巨噬细胞表现为高水平,未活化的肥大细胞表现为低水平,PMP2、CYTL1表达量与滤泡辅助性T细胞,CD8 T细胞负相关,而与未活化记忆CD4 T细胞、初始B细胞正相关。肿瘤微环境中具有高丰度活化的CD4记忆T细胞(P=0.017)、CD8 T细胞(P=0.049)患者预后更好。结论 CYTL1、PMP2基因与患者预后相关,可作为今后治疗的潜在靶点。肿瘤免疫微环境中PMP2、CYTL1基因表达量与滤泡辅助性T细胞、CD8 T细胞负相关,而与未活化的CD4记忆T细胞、初始B细胞正相关。活化的CD4记忆T细胞、CD8 T细胞可能是膀胱肿瘤患者的保护因素。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ight Oil and Gas in Lacustrine Carbonate Rocks in the Bohai Bay Basin

Tight oil, a kind of unconventional oil accumulation that accumulates in source rocks in a free or adsorbed status in low or ultra-low porous sandstones or carbonates rocks which are interbedded with or adjacent to source rocks.

皖南事变后陕甘宁边区财经政策转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应对财政困难,采取一系列措施,在边区主要领导人中引发争论:一方主张紧缩发行边币、在财政上“量入为出”、取消运盐“弊政”,被称为“偏于保守的方针”;另一方主张大量发行边币、继续实行“官督民运”运盐政策,被称为“主张发展的方针”。毛泽东从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建设大局出发,对“偏于保守的方针”提出批评,指出发展经济是解决财政问题的出路。西北局高干会配合整风运动,统一了边区财经建设思想。自此,“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成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建设的总方针,边区成功实现由外援依赖型财政向独立自主型财政的转型。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选择与八路军三五九旅南征问题研究

1944年4月,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后,中共中央确立向南发展的战略,意图是在湘粤边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打通华北、华中和华南的战略通道,并决定由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执行这一战略。三五九旅南征任务第一步是护送干部到鄂豫边的新四军第五师,第二步是建立湘粤边根据地。三五九旅到达湘粤边地区时,日本宣布投降,失去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中共中央为增加与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的筹码,做出让出广东至河南的决定。该事件折射出抗战胜利前后,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战略,在向南发展的条件失去后,立即做出向东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并取得成功。

中共革命、农民运动与渭华起义研究

渭华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陕西省委按照中央总方针举行的一次武装暴动,成功地把传统农民反官府的经济斗争引导到政治与军事斗争上。渭华起义中基层党支部和党员在组织农会和动员农民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短短两个月内,该起义在渭华地区建立了3个区级和46个村级苏维埃政权,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领导的武装暴动中不多见的。该起义从组织策划开始就主张对敌斗争采取游击战的策略,并制定了游击战原则,对丰富中国共产党军事思想史有重要的意义。

中共党史研究的史料与史学

尽管目前中共党史研究的文献整理和对党史问题研究的深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史料方面仍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史料应该多元化,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研究,要关注国民党方面及海外的资料。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要强调其“史学”的属性,扎实的学术研究是党史教育与宣传坚实的基础,讲好党史故事才有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