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水稻田土壤微生物群落的格局及其驱动机制

建立健全国家公园体制对于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与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作为首批试点单位之一,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以下简称“钱江源”)率先开展了集体林地地役权改革,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钱江源土壤及其微生物,目前还缺乏系统评估。本研究对钱江源4个片区中不同改革模式下的水稻田表层土壤进行取样,每个片区内均采集4种模式的水稻田:公园内改革、公园内弃耕地、公园内未改革以及公园外未改革。利用高通量测序研究土壤微生物群落的组成与结构,并利用多元统计分析等剖析塑造微生物群落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结果发现,与其他3类土壤相比,弃耕地具有更低的氮磷等营养元素含量和重金属元素含量;其他3类土壤的理化性质则较为相似。在微生物方面,细菌群落以变形菌门(48.57%)和酸杆菌门(31.62%)为主;真菌群落以子囊菌门(78.31%)和担子菌门(16.38%)为主。不同模式下的细菌群落差异较大,尤其是弃耕地与其他3类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他3类则较为相似。真菌群落的变异相对较小,仅公园外未改革和弃耕地间具有显著差异。细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显著相关,其中具有主要影响的前5个环境因子分别是pH、铬、全氮、有效磷和有机质。真菌群落组成的空间变异与土壤环境因子间未发现显著相关性。中性群落模型分析发现,中性过程对细菌和真菌群落组成差异的形成均有重要影响。综上,初步认为,存在水稻种植的情况下,地役权改革尚未对水稻田土壤及其微生物起到显著影响;放弃种植的弃耕地则可能已经处在再野化的初期阶段。因此,地役权改革是否以及如何影响长期耕作土壤的恢复,还需要结合长期的综合监测,才能作出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

生物多样性和环境因素对亚热带森林树木生物量和生物量生长的解耦影响

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森林生态系统研究的核心问题。然而,在具有不同人类干扰历史的亚热带森林群落中,关于环境因子对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关系影响的研究仍然较少。在本研究中,选择位于中国东部浙江省的34个亚热带森林样地,在考虑样方中的环境因子的基础上,利用线性模型,分析样地中木本植物多样性(物种、功能和谱系多样性)与样方内木本植物生物量或生物量变化量之间的关系。物种多样性和功能多样性,并非谱系多样性,与生物量和生物量的变化量之间存在显着相关性。生物量或生物量变化量与年平均温度和海拔高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此外,在考虑环境因子和森林群落的演替阶段时,生物量变化量与功能多样性的关系显著强于生物量变化量与谱系多样性或物种多样性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功能之间的关系可能取决于生物多样性指数的选择和环境条件。

浙江古田山次生与老龄常绿阔叶林群落特征的比较

常绿阔叶林为东亚亚热带地区的地带性植被,对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维持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长期人类活动的影响,目前我国分布的常绿阔叶林绝大部分为次生常绿阔叶林。探究次生与老龄常绿阔叶林群落特征的差异,有利于了解人类干扰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影响,为其保护和恢复提供依据。本研究在古田山老龄与次生常绿阔叶林内共设置了29个0.04 ha样地,比较两者在优势种组成、物种和功能多样性以及生物量等方面的差异。结果表明:(1)次生林与老龄林优势种组成相似,二者均以甜槠(Castanopsis eyrei)、木荷(Schima superba)等典型常绿阔叶林优势种为主,但这些树种在次生和老龄常绿阔叶林中的优势度次序不同。(2)整体而言,次生林的Shannon-Wiener指数和功能离散度高于老龄林;次生林与老龄林的物种Bray-Curtis指数和功能S?rensen指数均无显著差别。(3)就垂直层次而言,次生林与老龄林在Shannon-Wiener指数和Bray-Curtis指数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乔木层和灌木层。(4)就群落结构而言,次生林的植株密度高于老龄林,但群落水平和个体水平的生物量均显著小于老龄林。上述结果表明,人类干扰改变了古田山常绿阔叶林群落的多个重要特征,不同群落特征的恢复过程并不同步。因此,对常绿阔叶林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保护和恢复需要从多个角度着手。

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鸟类多样性与区系组成

生物多样性编目是自然保护地有效管理与政策制定的基础。本研究收集整理了钱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简称钱江源国家公园)内的鸟类记录,数据来源包括专项鸟类调查、红外相机调查、自动录音调查、公众科学活动4大类。共记录到分属17目64科的252种鸟类。其中,国家I级重点保护鸟类2种,为白颈长尾雉(Syrmaticus ellioti)和白鹤(Grusleucogeranus),国家II级重点保护鸟类34种;在IUCN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脊椎动物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受威胁(即极危、濒危、易危和近危)的分别有10种和34种:共计有46种鸟类为需受重点关注的物种,占总物种数的18.25%。记录到4种浙江省鸟类新记录,分别为黄嘴角鸮(Otus spilocephalus)、方尾鹟(Culicicapa ceylonensis)、远东苇莺(Acrocephalus tangorum)和蓝短翅鸫(Brachypteryx montana)。钱江源国家公园内鸟类组成兼具古北界和东洋界成分,东洋种(45.24%)占比略高于古北种(42.46%);留鸟和迁徙性鸟类的物种数近似;繁殖鸟类中以东洋种为主(68.79%),冬候鸟中则以古北种占绝对优势(94.83%)。本研究结果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虽然面积有限(252 km2),但记录鸟种数占浙江全省的52%,在鸟类多样性保护中有重要价值;同时本研究的结果将为该国家公园管理以及未来的鸟类监测和研究提供基础本底。

钱江源国家公园叶附生苔类植物的物种多样性

本文报道钱江源国家公园叶附生苔类植物4科9属19种,较之前记录增加3科8属17种。与钱江源处于同纬度的我国其他地区相比,钱江源叶附生苔类植物的种数仅次于西藏墨脱,排名第二。鳞叶疣鳞苔(Cololejeunea longifolia)和尖叶薄鳞苔(Leptolejeunea subacuta)是钱江源国家公园最常见的2种叶附生苔类植物。丰富的叶附生苔类植物表明钱江源国家公园具有较合适的叶附生苔类植物生长环境,这可能与该地区长期有效的保护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