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起于何时

以往学界只有关于文化起源的论述而缺乏关于文化起点即文化起于何时的研究。既有的十类文化定义中,蕴含了三种潜在的文化起点观,即文化与人同时诞生,文化与生物同时诞生和文化在人之后诞生。前两种观点明显不对,后一种观点基本可以得到肯定,只是也没给出文化起于何时的具体时间。由于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果实,因而人类第一个创造物出现的时间就是文化的起点。人类创造物的种类甚多,出现的时间有先有后,不过最终可将所有的文化之物归为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三大类。通过分别考察可知,最早出现的器物文化之物是300万年前直立人用工具制作的木棍、石斧,最早出现的符号文化之物是30万年前早期智人发明的声音语言,最早出现的组织文化之物是10万—7万年前晚期智人用制度创建的氏族社会。由此可知,器物文化在300万年前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化的起点。

特种设备智慧客户服务平台建设与探索

在国家大力推行“放管服”政策背景下,基于信息化技术提升客户服务能力,实现“让数据多跑路,客户少跑腿”是提升特种设备检验行业客户服务水平的关键。本文深度分析了特种设备检验机构客户的业务需求,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化手段,实现特种设备客户对设备的全生命周期管理,提高特种设备检验机构的客户服务能力水平,进而保障特种设备安全。

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策略研究

在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越来越重视自身的品牌建设,大力推动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战略的实施,尤其注重利用互联网来辅助品牌整合营销传播工作,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效果。基于此,本文对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相关内容展开了探究和分析。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概述,介绍了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含义、主要要素以及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重点。第二部分引进了互联网背景,对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情况展开了分析,概述指出了互联网对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影响、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特点以及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面临的挑战。第三部分明确了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整合营销传播的重要价值。第四部分综合以上内容提出了互联网背景下企业品牌营销传播的具体策略。

论文化工具的选用

文化之物作为满足人的需求的工具,有同类异种的存在意味,我们需要面对文化工具的选用问题。文化工具的选用是一种对象性活动,由文化选用者、选用对象、选用目的、选用手段、选用过程和选用结果这六个要素构成。文化选用者有个人、社会组织和社会之分,三者所涉及的文化工具的选用范围各不相同。文化选用属于价值选择,学界以往鲜有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但现实中的实有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一直存在,共有习俗型、情感型、直觉型和理性型四种选用方式。四种方式各有长短,一般情况下,常用前三种文化工具选用方式,但在特殊情况下,必须用理性选用法。以往学界存在的似乎可用于文化工具选用的理性方法各有缺陷,且都缺乏普遍适用性。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性选用方法是“唯好是用法”。先用使用效果的“有害性标准”剔除同类异种文化工具中的坏文化工具,再用使用效果的质量标准,从留下的好文化工具中,选出最好用的文化工具。

论文化的异化

文化的异化是指人创造的文化之物出现了反人的变化。文化异化的客观存在,不仅不会证伪“文化工具论”,反而会是从另一个方面对它的证实。文化异化属于反常现象,虽然数量不多,但在文化的三大类别即器物文化、符号文化和组织文化中都有某些表现。不论是何种形式的文化异化,在成因上都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不是因为某些人的利己私欲,就是因为人的认知错误。因而,所有的文化异化都不是必然的,都是可以预防和克服的。

论社会性道德评价及其现代效用

社会性道德评价是社会道德建设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对道德评价中的自我性道德评价,社会性道德评价是评价者对自身以外的他人、群体、社会进行的道德评价,因而承担着三个方面的任务。与其他有关人事的社会性评价相比,社会性道德评价具有大众性、随机性、不确定性、无程序性和无责任性的特点。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标准即各种道德规范;社会性道德评价的实有方式主要有暗评和明评两种;社会性道德评价在客观上兼有道德教育和社会赏罚两个方面的功能;社会性道德评价对人的导向效用,取决于三种社会条件,即是否是熟人社会、是否是一元文化和人们是否具有较强的道德感。由于传统社会具备这三种条件,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高。而现代社会由于既不是熟人社会,也不是一元文化,所以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呈下降趋势。不过这个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采取举措就能恢复社会性道德评价的效用。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弊病与诊疗——重置功利论、道义论、德性论及其道德原则

西方规范伦理学的三大理论,即功利论、道义论和德性论,不但互相排斥,而且各有无法自愈的弊病。究其病因,在于三者都是片面的规范伦理学,都藐视既有道德,所主张的道德原则也都不是既能容纳品质规范,也能容纳行为规范的一级道德原则。据此诊断,对三者的疗救方案就是将它们都作为完备性规范伦理学的部分性理论,进行位置和功用的重置。其中,德性论负责研究德性,其德性原则应为“要有德性”。道义论和功利论则是德行论中用于特殊行为选择的方法性理论,前者为是否可以在某些时刻违反道德规范的问题提供指导原则,后者为如何应对道德困境提供指导原则。经此重置,三种规范理论不仅各得其所,相安无事,而且它们原有的弊病亦随之消失。可是,如果世上并没有既能蕴含品质规范也能蕴含行为规范的道德原则,那所谓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就不会存在,对三种规范理论的病因分析和疗救方案也就失去依据。事实是,已有的“人本伦理学”就是一种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它提出的人本道德原则就是这样的道德原则,因为其关于做人和做事的根本要求,就既蕴含品质规范,也蕴含行为规范。不仅如此,它还能同时满足一级道德原则所必备的其他条件,并且其中一条关于至善的规定,也是唯一和至善所应有的四个特征相吻合的至善。所以,人本伦理学及其道德原则是唯一正确的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和一级道德原则。既然完备性规范伦理学及其一级道德原则确实存在,而且是正确的,那前述关于西方三种规范理论的诊疗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绸缪AI时代的失业潮——哲学之维的观照

在AI时代,将出现由AI技术运用引发的失业潮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三个层面的思考,即它会是什么样的失业潮、对之应如何评价和如何应对?由于这些思考既要做事实判断,也要做价值判断,而做价值判断时还会关涉对未来应有社会的设定,这就只能由哲学来予以观照。这里给出的哲学思考是:AI性失业潮是不可逆的绝对失业潮,同时也是我们所期盼的自由王国即将到来的象征,因而对之根本无须惶恐,更不要加以阻止,而应积极推进。只是在推进过程中,也就是从必然王国加速向自由王国驶入的过程中,要通过缩短工作时间、轮换工作和尊严保障金为主的制度安排,来防止社会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分配和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维护社会公正,从而实现向自由王国的平稳过渡。

走出僵局: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

我国学界关于亲亲相隐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很久,却仍未解决。关键在于,对亲亲相隐行为的价值定性要准确。不仅否定派对亲亲相隐是恶的不义行为的论证不能成立,肯定派对亲亲相隐是善的美德行为的论证也不能成立,这就需要另行定性。对行为在价值上的划分,道德不同于制度的两分法,即不当与正当的两分,而是四分法,即不当、守当、欠当和应当。据此分析,在知亲犯事情境中,助亲为虐属于恶的不当行为,大义灭亲属于善的应当行为,亲亲相隐则属于非善非恶的欠当行为。这里的"欠当"不是指行为违反了底线道德,而仅指行为没有响应道德中高线规范的倡导,达到"应当"的美德,因而亲亲相隐也就没有善恶可言。对这种行为,法律上自然不可入罪惩罚,道德上则默许之,既不谴责也不赞扬;对社会而言,亲亲相隐属于可容行为。

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

人类社会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决定论”对此问题给出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回答。这个回答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真相的揭示,认为人类社会的诞生、国家的起源、国家的异化和国家的复归,都是由制度决定的。其二是对人类社会历史真谛的澄明,认为整个社会历史的总规律是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历史,当制度发生变化时,社会历史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由于制度是人的创造物,所以制度决定社会历史的实质乃是人决定。于是,社会历史的性质、主体、动因、动力、目的、过程、宿命、趋势和意义等基本问题亦能随之澄明。或许有人觉得仅凭三个普遍性的事实为前提,就推论出了人类社会历史的真相与逻辑,未免太过简单和轻率。但经说理可知,并不是把社会历史说简单了,而是人类的社会历史本来就不复杂。

论制度决定国家兴衰存亡

一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是由什么决定的?虽然多因素决定论似乎比单因素决定论更有道理,但若最后不能指出多因素中的决定因素是什么,那就还是无济于事。探究这里的决定因素,需先弄清国家兴衰存亡的所指与指标,其后便可较为便利地发现:制度是决定因素。不过这个结论不能以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性解释为前提或基础,因为它不仅只从经济维度界定和分析国家兴衰,经济维度的说理也不透彻。制度决定论主要依据判定国家兴盛的五项指标,即政治是否清廉明智、经济是否长期发展、民生是否安居乐业、文化是否繁荣昌盛、军队是否先进强大,最终得出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兴衰存亡的结论。政治制度最为重要,其反腐败制度可谓国家兴衰存亡的前提性制度,其仁政制度可谓国家兴衰存亡的基础性制度。

亲亲相隐不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吗?--答刘清平教授

刘清平教授对我提出的"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的观点不予认同,且从此观点的理论基础即道德价值四分框架、立论论述和现当代的普遍立法主张等三个方面进行否证。但是,由于他第一方面用于否证的四个理据均不能成立,第二方面用于否证的分析批判是出于误判和误解,第三方面用于否证的论点及论证明显错误,所以整个否证未获成功。由此说明我之前关于"亲亲相隐是非善非恶的可容行为"的立论是有效的。现在还可以再补充一个论证,即知亲犯事情境属于维系亲情与维护社会正义不可兼顾的道德困境,由于此时无论是选择其中的哪一个都属于履行道德义务,所以即便是积极亲亲相隐,也不属于不当的恶行。尽管刘教授的否证未能奏效,但其机智的诘难也显现出我原来的论述中存在一些有待完善的欠缺之处,同时也推进了彻底解决亲亲相隐悬案的进程。

永远不会有主宰人类的智能机器人

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不会主宰人类,甚至淘汰人类?在关于人工智能问题的讨论中,这是一个前提性的问题,或者说前提性问题之一。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将决定我们需要研究哪些具体的人工智能问题。如果是肯定的回答,即未来的智能机器人会主宰人类,那么我们现在最迫切的研究课题就是:我们是否应该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是否需要对智能机器人的技术发展采取限制措施?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限制措施?

老庄哲学的当代阐释

老庄的“道”是现象世界整体及这一变化过程,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阴阳)构成境域,境域是解释万物的所以然(即本体)。本体只是一种假设,需要在修德(即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检验其效用并形成新“德”。而在澄清“道”和“德”涵义的基础上,又可对构成老庄哲学主干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有无相生”“阴阳互根”“析万物之理”“始制有名”“齐物”“物物者非物”“非常道”“辩无胜”“心斋”“坐忘”“逍遥游”等,形成全新的诠释。道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维系万物为一体、让万物自为,也即在一体之中让万物自成境域、互相合作、互相成就,此即“一体多元”的自由。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其中,这也就是古代中国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信仰的存在论基础。

代际公正是个伪议题

代际公正议题中的"代际公正"不应被等同于"代际正义",因为"公正"与"正义"实际上有不同的含义和所指,而且后者是前者的下属概念。代际公正议题的首要问题是该议题能否成立的问题。从以往学界的四种肯定性论证即罗尔斯论证、功利主义论证、道义论论证和共同体论证来看,它们都未获成功。但由于此后可能还会出现新的论证,因而仅从反面反驳还不能彻底解决该议题究竟是否成立的问题,就还需要从正面对问题进行探讨。

论创行尊严保障金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及其重大社会意义

每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都应该创行尊严保障金制度。“尊严保障金”是指用来确保每个国民都活得有尊严的资金,其中,“尊严”是指一般尊严即因属人类而应有的尊严,而“活得有尊严”是指在能过体面的日常生活的同时,还有条件开发自己的天赋才华。创行尊严保障金制度的必要性不仅在于其可以防止让任何个人失去人类尊严,而且还在于此举乃是维护人权、体现“人是目的”“人是元价值”以至“每个人都是国家主人”的必须。“尊严保障金制度”是落实尊严保障金的系列制度安排,其基本规定是政府定期向每个国民发放一定数额的资金,以使他们都能有尊严地活着,而“一定数额”,应为不低于当时最低生活标准的3倍。这种额度的社会保障费用尽管高出以往甚多,但经分析并做相应的配套制度安排,可知会有足够来源且能长久维系,其中唯一会被质疑的最高遗产税制,也可以得到充分辩护。有了尊严保障金制度之后,除了能够实现保障每个国民一般尊严的目的,还具有诸多重大社会意义,这些意义都是以往社会所不具有的,也是西方社会福利改革思潮中最激进的“无条件基本收入方案”所无法媲美的,因此,尊严保障金制度的确是应该被现代社会创行的制度安排。

关于消灭私有制的再思考——三论私有制

在存在私有制的社会尽管实际上也可以消灭一切剥削和剥削阶级,但还是会有贫富差异和贫富阶层。这是否意味着最终还是需要消灭私有制?答案是否定的。一个理由是,消灭了私有制就等于消灭了最基本的按劳分配,于是人们就会因为"懒汉搭便车"的问题而陷入共同贫穷;另一个理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密不可分,要想彻底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得同时消灭生活资料私有制,而这是无法做到的。那么,是不是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了可以按需分配的程度,就可以完全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了?也不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将来无论多么发达,实际上也无法真正做到按需分配。那么,是不是当劳动成为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具有按劳分配功效的私有制就成为了多余?仍不是。因为能成为生活第一需要的劳动只可能是创造性的劳动,而非创造性的劳动如果没有按劳分配的激励,还是不会有人愿意去干,从而会使整个社会生产的运转发生中断。如此一来,假如私有制必须永远保留,岂不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社会了?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值得追求,在于我们认为它是最好的社会。但好社会其实不应该从制度维度确定,而应从价值维度确定。"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未来社会形式的基本原则,正是马克思为好社会预设的终极价值。因此,能否实现没有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其实不要紧,只要人们生活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水平不断被提高的共发主义社会就行。

如何让人愿讲道德?

社会道德滑坡似乎并没有严重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那么,道德还是一个值得我们追求的好东西吗？从道德的本质和功能看,它既有利于个人提升其人生价值,也有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显然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虽然我国在社会道德呈滑坡态势的背景下,社会经济总量确实依然在持续增长,但如果社会道德未滑坡,由于道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那么我国此时的经济状况很可能会比目前已有的状况要好很多,因而道德实际上也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至于现实社会中的人们为何不愿意去讲道德,不重视这个好东西,则是因为我们的止恶制度往往是负效的,不仅未能实际止恶,反而等于在纵容和鼓励作恶。所以要想让人们愿意讲道德,就得设法将各种负效止恶制度一一纠正过来。为此,可充分利用制度安排的后发优势来快速而高效地达到此目的。同时,我们还应再做两项宏观制度安排,一是建构社会征信制度体系,二是实施恰到好处的高福利社会政策。可以说,只要我们如此这般去做,道德蔚然成风之势必成。

必须从严治理大众传媒道德失范--评彭颜红《大众传媒道德失范治理研究》

我们已经进入媒体融合时代,新的信息传播技术更容易在客观上引发传媒道德失范现象。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彭颜红博士的《大众传媒道德失范治理研究》就是专门研究和讨论大众传媒领域道德失范治理问题的著作。全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当代大众传媒的道德失范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大众传媒道德失范的各种表现、危害及其原因,提出了有效治理大众传媒道德失范的对策。该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