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G4相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临床和病理特征分析

目的探讨IgG4相关性自身免疫性肝炎(IgG4-AIH)的临床表现、血清学特点和组织病理学特征。方法选取2014年7月至2022年6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延安医院经肝组织病理学检查确诊的38例自身免疫性肝炎(AIH)患者,观察临床表现和血清学特点,收集肝组织标本,行HE染色和IgG4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观察其组织学特征和IgG4阳性浆细胞浸润情况。结果38例AIH患者中,有7例血清IgG4水平明显升高,肝组织IgG4染色阳性,患者归为IgG4-AIH组,另31例归为经典型AIH组。两组患者均以黄疸、乏力、纳差为主要临床表现,肝功能异常以ALT、AST升高为主,两组患者无显著差异。IgG4-AIH组患者ANA阳性为6/7,而经典型AIH组患者ANA阳性率为83.8%(26/31),IgG-AIH组血清IgG水平明显升高为(33.2±7.2),而经典型AIH组IgG水平为(26.5±5.3),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828,P=0.008)。IgG4-AIH组患者肝脏组织学炎症以G3、G4期为主,而经典型AIH以G1、G2为主,两者差异显著,两组患者纤维化水平无明显差异。结论IgG4-AIH患者血清及肝组织IgG4水平显著升高,且肝脏病理检测提示炎症活动更明显,但IgG4-AIH与经典型AIH在临床表现、生化学指标方面无显著差异。

后人口红利时代的财税法制度因应

我国逐渐步入后人口红利时代,这集中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人口总量增速趋缓并将转为负增长,二是人口老龄化态势渐趋明显。此二者将带来财政收入增长乏力、财政支出压力激增等挑战。财税法制度要适时调整、优化自身,回应前述挑战。一方面,财税法要通过制度创新,以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方式扩张财源,其重心在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税负能力,同时在捋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合理确定财政支出的向度和力度;另一方面,财税法不能将视野局限在财政收支层面,而须发挥诱导功能,助力后人口红利时代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

个税汇算清缴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则适用

2018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改革了征税模式,对4项勤劳所得综合计征个税,凸显汇算清缴的重要地位。综合所得纳税义务的发生呈分阶段特质:纳税年度内发生应税收入时预扣预缴债务成立,年度终了时综合所得抽象纳税义务成立并与预扣预缴债务抵销,经历汇算清缴后综合所得具体纳税义务方才发生。因此,汇算清缴是旨在为补税、退税提供依据的行政确认程序。由该定性出发,可指引实践中3个方面争议的解决:补税金额不超过400元无需汇算清缴系为稽征便利而设定灰色区间,其豁免的是申报义务;因扣缴义务人过错导致遗漏申报时,其应承担补偿性与惩罚性责任,纳税人一般仅承担补偿性责任;因纳税人过错导致遗漏申报时,须分情形适用《税收征收管理法》第63条和第64条,不宜一概认定为逃税。

领域法学语境下中国财税法学知识谱系的革新

领域法学已获学界普遍认可,但其尚未成为系统性审视学科知识谱系的基础,作为首倡者的财税法学界有必要反思。部门法学在研究视域上聚焦个别部门法议题,研究思路上注重成果的体系性与理论性,研究方法上以规范分析方法为尊,该范式曾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难以满足新时代的社会需求,而领域法学提倡跨部门法、跨学科视域,重视问题的体系性与现实性,鼓励运用多元方法,故应推动其落地。检视财税法学现有知识谱系,可知其在研究视域上以税法为中心,研究思路上以微观问题为中心,研究方法上以规范分析方法为中心,这与领域法学的要求存在差距。今后的财税法学研究有必要以领域为研究视域,依循分层构造的问题域拓展研究思路,并协调运用多元研究方法。为实现前述图景,应进一步开展艰难的方法论研究。

财政自主与环境善治:环境税法实施中的法域协调

生态文明建设表现为环境善治的塑造过程,离不开政策理性设计和环境合作共治的善政引导。环境税是国家创新环境政策和重构环境伙伴关系的制度产物,其实效效果取决于税制的科学设计、税权的自主实施和税政的环境优化。我国环境税法设计以践行税收法定和地方自主双重原则为出发点,赋予了地方较大的征管自主权和完全的收益自主权,但在后续实施阶段,存在着如何将地方的财政自主权力与环境善治目标严密契合的问题。以地方的现实运作来看,一方面地方在具体税额确定、环保标准设定以及应税污染物项目数增加等方面享有自主决定权,但该项权力行使要么处于静默状态,要么潜藏隐性风险。如在具体税额确定问题上,一些地方根据本地实际要么对特定污染物加以从重征收,要么实行区域内分类、分档征收,要么采取渐进性加重征收的模式,难以规避地方之间的邻避政策效应。另一方面,环境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但大部分省级政府仍保留一定的环境税收入,呈现出倾斜共享、平均分配以及纯地方所有三种收入划分模式,而且现有的环境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模式也存在一定弊端。本文认为,良好的环境税制度应秉承"环境善治"而非"财政增收"的立税初心,遵从环境税的税收机理和税权效能。高效的环境税实施机制应协调好"规制自主"与"财政自主"的功能向度,处理好"地方自主"与"中央集权"的关系,促成自主权能充分的地方与监管协调有力的中央的合作治理。优质的环境税外联环境应明确政府间事权与支出责任,促成整体税制的生态化转型,在法域范围内实现财税体制与生态体制二元改革的协同化和整合性。

税收优惠的正当性基础——以公益捐赠税前扣除为例

清理税收优惠不能“一刀切”地取消了事,应置重心于检视、补足正当性基础。税收优惠承载突出的政策性,当前应着力实现相关事项的“立法授权”,兼顾稳定性和变易性。收益性和公益性从相反向度影响可税性,公益性的程度制约税收优惠的力度。税收优惠还应能通过比例原则检测、尤其是促进之法益要超过牺牲之法益。法定要求塑造税收优惠的形式结构,可税性原理和比例原则指引税收优惠建制透过主体、范围、程度的审慎择定,实现精确调节。

税收筹划权的理论建构及其实现路径

税收筹划即纳税人合理安排经营活动以少缴税款,学理标准和现实背景俱支持其上升为一项纳税人权利。通常习惯于从避税出发反向界定税收筹划的范围,但税收利益、立法目的和商业实质三项标准皆表意模糊,且该进路亦存在逻辑罅漏,易放大或限缩税收筹划权的应有意涵。应改采列举定义法,分析税收筹划的典型情形,藉此可明确税收筹划权的核心是纳税人放弃实施税负较重之交易安排、使行为满足税收优惠构成要件的自由,而当纳税人在多种经济实质相同的交易安排中择税负较轻者为之,却受到反避税调整时,也应享受公正待遇。实体和程序税法应充实或更新相关规则,将税收筹划权确立为实定法上的纳税人权利,达致“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目标。

论环保税专项支出的地方预算法治改进

在实施环境保护税法的过程中,需要施以预算硬约束,以确保支出特定。为此,应当在财税法治这一综合视野下,将环保税收与环境财政统合贯穿于法治逻辑的大框架内,通过各级政府预算的合理安排将环保税收入用于环境专项治理,提升和发挥地方人大的地位与作用,强化预算审批过程的民主参与,建立起环保税收支的绩效预算和参与式预算机制,全面推进政府部门环境预算公开,建立起连贯环保税收支全过程的财政监督机制和财政问责机制。

公权与私权的平衡:论税收征管法的“通三统”

税收征管法的修改是因应我国税制结构历史性变化的必然举措,也是强化税收治理能力从而提升国家财政能力和法治能力的关键一招。公法逻辑、债法思维与人本理念是我国税收征管法先后确立并着意张扬的三种传统,重要性不容质疑,仅关注其中任一方面,都将使征管法修改偏离理想轨道。辨析这三种传统的关系,可知它们既有联系,也内含张力,而且对制度优化方向的指引并不一致。在征管法修改过程中统合这三种传统的要旨在于调和公权和私权,因此本次征管法修改一要兼顾针对税务机关的权力赋予和权力控制,二要在借鉴债法思维时基于公法逻辑加以改造,三要在充实纳税人权利的同时避免将之推向极端。这样的统合可以视作税收征管法的“通三统”,其有助于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推动实现税收领域的治理现代化。

数字服务税开征的正当性及其思路——基于互联网反垄断视角的考察

传统税法适用于互联网行业时,在税收管辖权、征税客体、计税依据等方面呈现低兼容性,税收征管也易遇到技术难题。这使得互联网企业较之实体企业能享受更为有利的税制环境,“头部企业”所获益处更为突出,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互联网行业垄断的形成和发展。对既有企业所得税、增值税规则有针对性地进行修补,能部分缓解前述困境但无法治本,数字服务税因而成为一个可能的选项。针对数字服务征税,具有可税性基础。在具体设计规则时,要将促进三个维度的公平竞争作为重要目标,据此来考量相关制度安排。

税收法定的学理阐释及其进阶路径

税收法定承载着廓清国家与市场/社会的关系、凸显人大主导地位、彰显纳税人同意和促导央地协同善治的四重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进税收法定成效斐然,至2020年将基本实现有法可依和依法治税的目标。但学界过于偏重税收法定之法律保留的意涵,易限缩其作用场域,对制度实践也会产生消极影响。应在明晰税法应然定位的基础上,强化人大的实质性主导地位,充实税法内容并相机清理规范性文件,增强税收立法的开放性与回应性,有序赋予地方某些税收事项决定权,更为有效地推动税收法定进程。

论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的入法途径

诚实推定权由纳税人财产权与人格尊严权衍生而来,在立法中加以确认有助于落实税收法定、践行量能课税和提高纳税人遵从度。诚实推定权借鉴了刑法上的无罪推定和民法上的善意推定,其基本内涵是税务机关认为纳税人有少缴税款嫌疑时,应由该机关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强度应达到优势证据标准。我国应在修改《税收征收管理法》时,明确表达纳税人享有诚实推定权,同时准确界分纳税人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的举证责任,强调逃税行为必须具备主观故意的要件,合理限定税收检查权。诚实推定权入法将对税收征纳实践产生影响,提高现有“计税依据明显偏低”的认定标准,使纳税人的正当理由诉求更有可能被认可,对逃税行为的界定也将更为精确。

国际体育赛事承办的事权划分与府际协调

我国已成为国际体育赛事的承办大国,但相关事权划分仍有不明、不当之处,为更好承办赛事,有必要检视现行事权划分格局并探究优化方向。从事权划分三原则出发,国际体育赛事承办事权应主要被界定为共同事权。梳理北京奥运会、北京-张家口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的赛事筹办情况可知,相关事权配置系以地方为主、中央为辅,存在事权范围模糊、划分格局不稳固、部分事权与支出责任配置不善、协调机制缺乏等问题。就改进思路而言,建议中央政府承担更多事权,且其所承担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可根据各承办地在财力和行政能力方面的差异而有不同。相应地,中央政府应加大对承办地财政拨款的力度,确定拨款金额时须全面考虑各项影响因素并合理赋予权重。若条件允许,主办地也可向协办地提供一定财力补助。

税收法定控权功能的反思及其替代

税收法定自其产生伊始便被赋予控权意涵,其在人类历史上经历了由立足于共同利益的“为民征税”向建基于社会契约论的“由民征税”之理念跃迁,但核心价值均是给征税行为提供正当性基础。当税收和税法承载的治理功能日益凸显,过于机械的税收法定显露出其不合时宜之处,其既不能满足税收调控对时效性、专业性的要求,也可能因陷入形式主义的陷阱而无法真正收到控制行政权力的实效。因应现代社会的治理需求,不妨适当限缩税收法定的覆盖范围,置重心于以组织财政收入为目的的税收规范和税种;而对于主要承载管制诱导功能的税收规范和税种,则相对放宽法定要求。相应的,经由构建以支出为重心的替代性机制,使财政控权的目标依旧得以达致。

“双碳”目标下环境治理事权的府际配置

“双碳”目标的提出,既对传统意义上环境治理事权的府际配置提出更高要求,也充实了各级政府、各个部门所需承担环境治理事权的内容。传统环境治理事权的纵向配置未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核心范畴表述不严谨,以致诱发事权下沉现象,也存在央地政府职责错位和共同事权范围狭窄的弊端;其横向配置则有环保部门责任过重、部分事权缺乏责任主体、部门间协调机制欠缺等不足。在优化传统事权府际配置的同时,要依托事权配置三原则和功能适当原理,在纵横维度妥善配置因“双碳”目标而增设的环境治理事权,以期更好达致“双碳”目标。

计及状态估计与可观性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

当前"泛在电力物联网"的建设加速推进,电力系统在多个层面上展现出电力-信息互联互通、状态全面感知的趋势,给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的建模和分析带来了新的挑战。结合感知终端层的测量信息对电网感知能力的支撑作用,提出一种全面的电力系统可靠性模型,深入研究了广域测量系统、状态估计与电网调度之间的电力-信息交互机理。在电网调度模型中,定量考虑广域测量系统不同程度故障下实际量测信息的变化对可观性的影响;引入状态估计补充缺损量测信息,以改善调度决策、提升电力系统可靠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计及状态估计和可观性影响的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方法。算例验证表明,所提模型和方法可以准确刻画可观性变化及状态估计对电力系统可靠性评估的影响;结合典型故障场景,进一步分析了状态估计对于可靠性提升的有效性和实用性。

基于隧道磁电阻传感器的磁探测技术

针对传统的磁引信系统大多基于金属涡流效应、电磁感应及霍尔效应,在进行目标探测时存在高温环境下效果差,探测灵敏度低以及对目标磁场要求较强等缺点,提出了高灵敏度隧道磁电阻(TMR)传感器移植于制导与引信系统的技术途径,并由此设计了一种基于TMR传感器的微磁物理场探测器。该探测器以TMR传感器为敏感元件并包含了相应的信号处理电路,电路包括差分输入、射频干扰及混叠干扰滤波、敏感信号放大、高阶低通滤波以及电源模块。仿真实验分析表明,该探测器至少能够实现8m以上对坦克、装甲车等铁磁目标的预警,完全能够达到磁引信的需求并较传统磁引信显著提高了探测距离。

不同剂量多排螺旋CT尿路成像技术对尿路病变诊断效能的对比

目的:探讨不同剂量多排螺旋CT尿路成像技术(CTU)对尿路病变的诊断价值。方法:选择2015年1月至2016年12月在我院行CTU检查的尿路病变患者60例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3组:160 mA管电流组(Ⅰ组)、120mA管电流组(Ⅱ组)和80mA管电流组(Ⅲ组)。所有患者均采取对应的管电流CTU检查。对比分析3组患者尿路病变的诊断效能及3组患者CTU成像效果评分、碘对比剂用量及辐射有效剂量。结果:Ⅲ组患者碘对比剂用量、辐射有效剂量较Ⅰ组、Ⅱ组低,且Ⅱ组较Ⅰ组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3组患者CTU成像效果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结论:低剂量(80mA管电流)CTU对尿路病变的诊断效能等同于高剂量CTU,且碘对比剂用量、辐射有效剂量明显降低,值得临床推广。

MSCT在急性阑尾炎中的应用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采用多层螺旋CT(multi-slice spiraCT,MSCT)诊断急性阑尾炎的价值。方法选择南通大学附属医院2019年2月—2021年7月收治手术病理证实的急性阑尾炎者50例,以手术病理检查结果为金标准,对MSCT平扫检查结果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MSCT的应用价值,并分析患者的MSCT表现,并探讨腔内气体、小气泡征对辅助诊断急性阑尾炎的价值。结果MSCT平扫检查检出急性单纯性阑尾炎22例、化脓性阑尾炎20例、坏疽性阑尾炎8例,对急性阑尾炎的检出率为100.00%。分型诊断上MSCT诊断急性阑尾炎准确率为90.00%,单纯性阑尾炎诊断准确率95.00%、化脓性阑尾炎85.71%、坏疽性阑尾炎88.89%,与手术病理结果一致性良好(Kappa=0.84)。该50例患者中腔内积气率为24.00%(12/50),腔内小气泡率为40.00%(21/50)。结论对急性阑尾炎患者采用MSCT平扫检查可有效识别阑尾炎征象,进而可实现对急性阑尾炎的分型诊断,诊断效能高,且通过MSCT平扫检查阑尾气体以及小气泡征象,有利于急性阑尾炎的辅助诊断,值得推广。

多层螺旋CT和高场MRI对女性盆腔囊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分析

目的探讨对女性盆腔囊性病变采用多层螺旋CT和高场磁共振成像(MRI)检查的鉴别诊断价值。方法选取40例盆腔囊性病变患者,均予以多层螺旋CT、高场MRI检查,以手术病理结果为金标准,分析多层螺旋CT和高场MRI对良恶性的诊断效能及对各类囊性病变的鉴别诊断价值,并总结各类盆腔囊性病变的影像学特征。结果多层螺旋CT在良恶性鉴别上诊断准确率87.50%、敏感性93.10%、特异性72.73%,与高场MRI的95.00%、96.55%、90.91%比较无显著差异(χ^(2)=1.333、0.000、0.500,P>0.05)。多层螺旋CT对各类囊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准确率80.00%(32/40),与金标准一致性一般(Kappa=0.730),无显著差异(χ^(2)=2.333,P>0.05)。高场MRI对女性盆腔囊性病变的鉴别诊断准确率92.50%(37/40),与金标准一致性较好(Kappa=0.911),无显著差异(χ^(2)=3.000,P>0.05)。结论多层螺旋CT、高场MRI在女性盆腔囊性疾病诊断上均有较高应用价值,临床应根据需求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