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初学者: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社会科学研究是近期社会科学研究者们共同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需求出发,通过具体的实例考察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偏误三个方面的具体表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总结和复现现有资料具有很大的优势,以其强大算力来预处理海量在线资料,可以帮助研究者节省信息搜索的时间成本和精力成本。但是,生成式人工智能难以对既有理论进行“阅读”后的“理解”,同时亦不擅长进行方法层面的优劣对比和新分析工具的开发。此外,在生成内容上也表现出明显的偏见或者误差。背靠人类既有资料积累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谓站在巨人肩膀上,但由于其本身缺乏成熟的能动创新能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学术研究的意义上仍然是一位“初学者”。如何引导和培养这位“初学者”,是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思考和完成的任务。

社会团结的传统文化基础

社会团结代表了一个社会的成员对他人的情感联结和关切,其与社会长期存在的传统文化息息相关。本文辨析了传统文化提升社会团结度的多重机制:(1)传统文化能够为人际交往提供共享性的基本道德资源,使得人际在保持彼此独有特征的同时,在是非判断等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2)传统文化有助于构建一种面向全社会成员的共享性身份建构,以此勾连社会上的不同个体,让“内群体偏好”得以拓展到整个社会;(3)传统文化可以通过类比的方式帮助行动者完成惯习的跨场域迁移,以其他场域所培育的行为模式、价值标准和态度倾向来达成维持社会团结的目的;(4)传统文化可以形塑个体日常生活中所采用的认知框架,从而通过注意力分配等机制让社会成员在交往过程中做到“求同存异”;(5)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提升社会团结,而传统文化会影响集体记忆的内容并调节个体内化集体记忆的具体过程,以此作用于社会团结。

民间宗教与一般信任:基于抽样数据的分析

信任对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的信任研究中对信任影响因素的探讨虽然关注到了宗教变量,但大多考察的是制度性宗教,而忽视了像民间宗教这样的非制度化的宗教表达。据此,本文试图使用2007年中国居民精神生活调查的数据,分析中国居民的民间宗教对其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以求将非制度化宗教引入宗教信仰与信任关系的研究中。结果表明,地方神灵崇拜的民间宗教实践能够显著提升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而实践祖先崇拜的居民对一般化他人的信任程度较低。巫术行为、风水实践、财神崇拜、算命行为和辟邪行为等个体性的民间宗教实践则与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没有显著关系。另外,民间宗教实践对居民一般信任水平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分析了相关经验发现对宗教信仰与信任研究的启示,同时探讨了中国民间宗教在现代社会中的功能。

CT图像分辨率对人工智能肺结节辅助诊断系统诊断准确性的影响

目的探讨肺部CT图像分辨率对人工智能(AI)辅助诊断软件肺结节诊断准确性的影响。方法前瞻性收集2019年9月~10月来我院行胸部CT平扫检查的患者35例。每位患者的肺部图像均使用两种不同分辨率进行重建,使用常规高分辨率512×512矩阵重建的为A组图像,使用超高分辨率1024×1024矩阵重建的为B组图像。使用AI辅助诊断软件分别对A、B两组图像进行肺结节分析,记录结节的密度类型、体积和最大径。同时由2名胸部影像诊断医师在AI辅助诊断的基础上,对B组图像进行肺结节分析,以2位医师的一致性意见作为该患者肺结节诊断的金标准。将肺结节按最大径>4mm和最大径≤4mm进行分类分析比较,不同分辨率组间AI辅助诊断结果的敏感性比较采用McNemar检验,P<0.05认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结果对于最大径>4mm和最大径≤4mm的结节,AI辅助诊断系统在超高分辨率(B组)图像的诊断敏感性均显著高于常规高分辨率(A组)图像(97.1%vs 75.4%、96.9%vs 74.8%),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χ^2=111.76、74.33,P均<0.01)。对于全部结节,B组的敏感性高于A组(97.0%vs 75.0%),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χ^2=83.83,P<0.01)。A、B两组AI诊断结果的全部结节的假阳性检出率(FPDR)分别为17.6%和21.1%。结论使用超高分辨率肺部CT图像进行AI辅助肺结节诊断,无论结节大小,诊断的敏感性明显高于常规高分辨率图像。对于最大径>4mm的结节,FPDR没有明显变化。对于所有结节,FPDR则略有升高,可以提高肺结节诊断的准确性。

站立位全脊柱正位X线摄影的质量控制

目的探讨影响站立位全脊柱正位X线摄影质量的因素,提高图像质量。方法对77疑似脊柱侧弯畸形患者进行负重站立位全脊柱正位摄影,通过分次快速曝光获得图像后拼接成全脊柱正位图像。对图像质量进行评分,将图像分为“1-2”分和“3”分两组,统计两组患者的年龄、分段图像的mAs、曝光指数(EI)、感兴趣区(ROI)平均面积、平均标准偏差(SD)值、下肢长度百分比和空气面积百分比等并进行统计学分析。结果77例患者均进行了全脊柱正位三段摄影,并拼接成功。对所得拼接图像进行质量评分:评为“1”分的22例,约占28.57%;评为“2”分的14例,约占18.18%;评为“3”分的41例,约占53.25%。下段图像平均SD值的Welch和Brown-Forsythe检验的统计量都是48.721,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下段图像的mAs、EI、下肢长度百分比和空气面积百分比等统计量的F值分别为:37.320、69.199、100.461和19.451,P<0.001,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上段和中段图像的mAs、EI、平均ROI面积及平均SD值等统计量的P均>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线性回归方程如下:下段图像平均SD值=49.361(下肢长度百分比)+31.407(空气面积百分比)(P<0.01)。Durbin-Watson值为1.696,查询Durbin Watson表发现其在无自相关的值域之中,认定残差独立,通过检验。结论使用电离室进行全脊柱正位摄影中,精准定位,避免下肢包含过多,从而避免下段图像曝光不足,可以明显改善全脊柱正位图像的质量。

文化资本研究:中国语境下的再思考

文化资本在阶层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分层学者高度重视的议题。在中国社会的语境下,文化资本研究的三个理论命题需得到学界重视。首先,中国社会结构与教育制度变迁如何逐渐凸显出文化资本在教育分层过程中的重要性。其次,文化资本与教育成就之间可能的认知性和非认知性连接机制,尤其是文化资本的教育分层效应中人力资本因素的作用。第三,文化资本理论如何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学业表现分层研究,扩展至对诸如性别分层机制等议题的讨论。

统计模型的“不确定性”问题与倾向值方法

量化社会学研究往往基于特定的统计模型展开。近十几年来日益流行的倾向值方法也不例外,其在实施过程中需要同时拟合估计倾向值得分的"倾向值模型"与估计因果关系的"结果模型"。然而,无论是其模型形式还是系数估计,统计模型本身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不确定性"问题。本研究在倾向值分析方法的框架下,系统梳理和阐释了模型形式不确定性与模型系数不确定性的内涵及其处理方法。通过分析"蒙特卡洛模拟"数据与经验调查数据,本文展示了在使用倾向值方法进行因果估计的过程中,研究者如何通过"贝叶斯平均法"进行多个备选倾向值模型的选择,以及如何通过联合估计解决倾向值模型与估计模型中的系数不确定性问题。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在考虑倾向值估计过程的不确定性之后,结果模型中对于因果关系的估计呈现更小的置信区间和更高的统计效率。

全智能精确胸部解剖定位CT检查安全性和辐射剂量的研究

目的探讨全智能精确胸部解剖定位CT检查用于筛查发热门诊时,相对常规胸部CT是否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更低的辐射剂量。方法选取我院发热门诊227例行胸部CT检查患者的临床和图像资料。其中,80例患者采用常规手动胸部定位扫描,为手动组(A组);147例患者采用全智能精确胸部解剖定位扫描,随机分为半自动组(B组)83例和全自动组(C组)64例。比较各组检查流程的不同。记录患者年龄、性别和身体质量指数(BMI),并观察图像是否符合临床诊断要求。测量扫描视野(FOV)边缘距离肺组织上、下、左、右的最短径(L上、L下、L左、L右)。记录剂量报表中容积CT剂量指数(CTDIvol)和剂量长度乘积(DLP),计算扫描长度(Ls)和有效剂量(E)值。测量乳头平面前后径(AP)和左右径(LR),计算有效直径(ED)和转换因子(fsize),并计算体型特异性剂量估算(SSDE)和体型特异性有效剂量(ESSDE)值。比较患者L上、L下、L左、L右、Ls、E、ED、fsize、ESSDE的组间差异。结果B组和C组检查流程实现医患零接触。A、B和C三组患者年龄、性别、BMI、ED和fsize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临床扫描要求符合率均为100%。从A组至C组,L上、L左、L右、Ls、E和ESSDE均呈逐渐减小趋势(P<0.05)。多重比较结果显示L上、E和ESSDE在3组间两两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L左、L右和Ls仅在A组与另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结论全智能精确胸部解剖定位CT在筛查发热门诊可能特殊感染患者时,避免了医患接触,并且胸部解剖定位更精确,辐射剂量更低。

论传统文化之“不证自明性”

“不证自明性”强调了个体以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接纳意义系统所设定的主张和价值,以此构建生活世界的真实。从“不证自明性”的角度理解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这一分析进路超越了现有研究对于传统文化具体“内容”的分析,从“传统文化可以提供意义”这一基本论断,转而讨论“传统文化提供什么样的意义”或者“传统文化是否能够以一种‘理所当然’的方式赋予社会成员以意义”这一更具理论信息量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分为作为叙事体系的传统文化和作为实践惯习的传统文化;前者与制度化的大传统相对应,通过内化的方式实现“不证自明性”,后者则与弥散化的小传统相对应,通过习惯化的方式呈现“不证自明性”。在现代社会,个体处于一种意义选择的阈限状态。传统文化意义在个体情景化信息缺失或信息过载时均有可能被调用,从而体现其“不证自明性”。

从定量社会学到计算社会学:传统进路与新兴议题

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是社会学的重要学科特征之一,社会学研究从来不是一个单一范式的过程。总结了传统定量社会学的研究逻辑,将传统定量社会学研究的思维进路归纳为过程思维进路、结构思维进路、反事实思维进路与前景思维进路四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新数据、新方法以及新的因果识别策略三个角度对新兴的计算社会学进行了讨论和辨析,既展示了相较于“传统”的定量社会学研究,计算社会学的独特之处,又梳理了社会学研究在范式选择上的开放性以及在计算社会科学时代下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多种可能性。最后,从社会学学科的独特性、人机互动以及计算社会学的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计算社会学未来发展需要把握的几个方向。

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从内容分析到算法模型

文章系统讨论了社会科学研究中以文本为基础的多种方法论,将其分类为以传统内容分析为代表的诠释导向的文本探索方法,以语义网分析和量化叙事分析为代表的诠释与结构并重的文本探索方法以及以主题模型和词嵌入模型为代表的结构导向的文本探索方法。这些方法提出的历史时间点各不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先后次序性,因此通过对比不同类型的方法分析策略,文章展示了以文本为基础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变迁图景。这一图景在研究目标上,从诠释逐渐转向因果和预测;在研究手段上,从人工为主导逐渐转向机器为主导;在研究对象上,从对意义的寻求逐渐转向对结构的探究。围绕着日渐兴起的以算法为导向的社会科学文本分析技术,文章从数据清洗、数据过拟合和结果验证三个方面讨论了其潜在的局限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迈向一种动态的中国宗教观——基于彼得·伯格The Many Altars of Modernity一书的启示

基于彼得·伯格The Many Altars of Modernity一书的主要思想,本文指出,如果说中国无宗教或者中国宗教呈现混杂的状态是一种“静态”的评判的话,那么彼得·伯格对于宗教与世俗在生活经验中基于情境进行转换的论述却将我们引向一种“动态”的分析视角。这一动态分析视角要求我们超越对一时一地的宗教参与人数的片面关注,通过历时性资料来展示宗教性的整体涨落。此外,外在的行为表现与个体内在的宗教认同也需要分开考虑。一种动态的宗教观念也对宗教社会学者的研究方法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将个体所经历的典型事件作为分析单位。最后,本文指出,一种动态的宗教观虽然和文化的工具箱理论有很多契合之处,但动态的宗教观应当避免文化工具箱理论的缺陷,亦即,虽然将文化看成是情景化的工具箱突破了传统韦伯意义上对文化作为意义网络的宏大和决定论式的界定,但过分情景化的文化叙事则有可能让文化缺乏对社会现象的解释力。

能谱CT在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的临床应用研究

目的探究能谱CT单能量成像联合去金属伪影(Metal Artifacts Reduction,MAR)技术在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的临床应用。方法选取2021年2—5月于我院行能谱CT检查的44例心脏起搏器植入患者,将原始数据作为非MAR组,MAR重建作为MAR组,扫描后处理得到混合能量及70~140 keV单能量的图像。在金属伪影覆盖面积最大的层面,高、低密度伪影区的胸大肌、胸小肌及对侧的背侧脂肪组织划取感兴趣区(Region of Interest,ROI),测量CT值、标准差,计算伪影指数(Artifact Index,AI)及对比噪声比(Contrast to Noise Ratio,CNR),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及单因素方差统计分析。两名医师按照图像伪影、组织对比及综合评分对图像进行主观评分,并采用Kappa值检验评分一致性。结果随着keV增长,AI值及CNR值均逐渐降低;相同keV时,MAR组的AI值、CNR值均显著低于非MAR组(P<0.05)。两名医师评分一致性较好(Kappa值为0.873),110 keV综合评分最高。结论能谱CT高keV单能量成像联合MAR技术可以去除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CT扫描过程中产生的金属伪影,并且100~120 keV是观察周围软组织的最佳单能量范围。

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的影像学表现及病理对照

目的:探讨脾脏硬化性血管瘤样结节性转化(sclerosing angiomatoid nodular transformation,SANT)的影像学表现。方法:回顾性分析2015年1月—2020年6月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就诊的、经手术病理证实的6例SANT患者的资料,总结SANT的影像学表现,并与病理结果对照。结果:6例患者均为单发的类圆形肿块。CT平扫6例均表现为低密度,1例病灶中心出现点状钙化;1例边界欠清、5例边界清楚;CT增强扫描均呈渐近性、向心性、结节样强化。MR平扫表现为T2WI及DWI不均匀等信号或低信号,强化方式与CT类似。4例见"辐轮征"、4例见假包膜、5例见"星芒征"。结论:渐进性、向心性、结节样强化及"辐轮征"、"星芒征"为SANT的特征性影像学表现,尤其以假包膜和T2WI低信号高度提示SANT的诊断。

毕业论文匿名评审制度中的“误判”问题

尽管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用了毕业论文校外专家匿名评审制度,但对此制度的实践过程尚缺少系统的反思。基于贝叶斯定理,利用基础的数据模拟方法,该研究试图说明即使外审专家具有比较高的论文鉴别能力,完全基于外审专家意见来判断毕业论文质量仍会存在相当大的“错判”风险。毕业生总体论文质量越高,外审意见为不合格的论文中高质量的论文比例亦越高。随着外审专家论文鉴别能力的下降,此类错判风险的概率也随之升高。基于基本统计模拟,研究讨论了多人评判(一票否决以及少数服从多数两种情况)、多轮评判以及多类别评判结论等更为复杂的情况。由于毕业论文评判直接关乎学生是否能顺利毕业以及未来的发展,如何控制错判风险应当得到学校管理方的高度重视。

三种不同重建算法对胃周CT动脉成像质量的影响

目的研究CT增强扫描后三种重建算法滤波反投影(Filtered Back Projection,FBP)、混合迭代重建(iDose^4)和基于模型的迭代重建(Iterative Model Reconstruction,IMR)对胃部血管成像质量的影响。方法前瞻性收集胃肿瘤患者共21例,CT动脉期图像分别用FBP、iDose^4和IMR方法重建,测量胃周各血管(腹主动脉、腹腔干动脉起始段、肝总动脉、脾动脉、胃左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和胃网膜右动脉)的CT值、信噪比(SNR)和对比噪声比(CNR),采用配对t检验对比FBP、iDose^4和IMR之间的SNR及CNR差异。结果采用FBP、iDose^4及IMR重建算法的腹主动脉、腹腔干动脉起始段、肝总动脉、脾动脉、胃左动脉、肠系膜上动脉、胃十二指肠动脉和胃网膜右动脉SNR值范围分别是12.201～15.838、16.696～22.381、38.327～46.018;CNR值的范围分别是9.549～13.186、12.952～18.637、38.307～30.616,这三种重建算法的图像SNR及CNR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MR图像的SNR和CNR值均显著大于iDose^4和FBP(P<0.001)。结论在相同扫描条件情况下,使用IMR技术相比于iDose^4和FBP更能够降低胃周血管的图像噪声,提高图像质量。

共同富裕愿景下的幸福感提升:双重公平论的视角

共同富裕无悖于微观正义,才能激发效率,使个体获得符合微观正义原则的应得预期进而提升幸福感;共同富裕体现宏观正义,才能保障普惠福祉,在宏观层次上降低生活不确定性感知进而提升幸福感。本研究通过分析CGSS2010资料发现,微观公平感与微观正义原则认知显著相关,但与最小化收入差距规则认知无关;宏观公平感与最小化收入差距规则认知显著相关,却与微观正义原则认知无关。宏观公平感和微观公平感均与平均主义原则认知负相关,二者能独立提升幸福感且效应可加。

再议传统文化观念与显式规则认可度之间的张力——基于全国性调查资料的分析

置辩现代化理论预设的传统文化观念与显式规则认可度之间的张力,并试图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探究二者之间潜在的正向关联。本文指出,持有传统文化观念的个体在个人社会交往过程中更加容易形成“内外有别”的强差序模式,更加倾向于区分“一般人际交往规则”和“自己人交往规则”,进而体现出较强的显式规则认可度。此外,隐式规则和显式规则在满足个体对确定性的需求方面存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因此,传统文化观念可以通过提升对诸如风俗习惯等隐式规则的认可度来间接提高显式规则认可度。通过分析传统文化与认知模式调查数据,上述理论论辩得到经验支持。

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

文化现实效应的既有分析重在勾画文化与其他待解释社会现象之间的相关性,以经验相关来指代因果。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的前提,是识别文化的因果效应。将文化的多层本体论建构置于“科尔曼之船”的结构个人主义分析框架之上,可以得出识别文化因果效应的关键四点:其一,如果宏观层次的文化是微观层次个体文化的集合性建构,那么识别集合文化因果效应的前提是控制其内部构成因素的个体文化。其二,如果集合文化可以直接作用于个体层面的外在行动或者偏好,那么识别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需要对集合文化进行控制。其三,无论是集合文化还是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工具变量法都可以用来克服潜在的混淆偏误。其四,如果在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之间增加中观层次的制度因素,那么在特定的研究场景下,集合文化和个体文化的因果效应都难以准确识别。当下,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具体研究,需要在概念界定上进一步厘清文化和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在理论论辩过程中审慎考察是否能够精确把握文化经验的现实效力。

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机器学习方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处理效应异质性是定量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本文以因果随机森林与贝叶斯叠加回归树为例,指出以算法为导向的新兴分析手段可以克服模型形式和变量选择的限制,并考虑变量间各种交互关系。因果随机森林与贝叶斯叠加回归树分别体现了"匹配"和"模拟"的分析逻辑,以帮助研究者勾勒出异质性处理效应的经验分布并探索该异质性的决定因素。然而,参数设定差异和算法差异都会损害处理效应异质性分析结果的稳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