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体密度对尾场加速中最优束流负载的影响

探讨了当束团参数固定时,通过改变束团电荷量来改变束流的负载状态以达到最优束流负载条件,以及改变等离子体密度对束流负载特性的影响;通过实验发现,等离子体的入口和出口处均存在逐渐增加或降低的等离子体密度坡,并探究了该密度坡对束团相对能散的影响.利用QuickPIC对粒子的行为及其在等离子体中的演化状态进行了模拟;利用理论分析法对束团状态和相对能散的变化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论证.结果表明:1)在传播方向上局部微调等离子体密度可降低尾随束团的相对能散;2)密度坡的存在会降低相对能散;3)改变等离子体密度,可实现欠负载、过负载,以及最优束流负载之间的切换,最终能散相较最优束流负载状态下的能散更低.

春秋时期的德政论

关于道德与政治关系的德政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较为系统的德政论形成于春秋时期,主要有两大内容。一是关于道德对国家治理意义的理论,以德为国之基为核心理念,将道德视为治理国家最根本的保障。二是德刑论,有两个主要观念:一是承认德、刑各自有作用的范围,包含以德治民、以刑正邪,德柔中国、刑威四夷,德御内宄、刑御外奸三种不同的说法;二是德重于刑的理念,有先德后刑、德胜于刑之说。

春秋时期的礼数论

礼有义、数两个方面,礼数虽然与数字有关,但绝不是简单的数字问题,而是礼的外在形式。礼数讲数量等差的分别,而数量等差是通过依身份而确定的不同威仪来表现的。礼数常常依人的贵贱等差为说,而贵贱等差的确立主要原则有两条,一是尊尊,二是亲亲。亲亲是指依血缘关系的远近而形成的亲疏之别,尊尊是指政治地位高低形成的社会等级之差。汉代有一种通行说法,将亲亲、尊尊分属商周或夏商,其实周代是尊尊与亲亲并重的。

经学分派与分期说评述

经学的分派与分期是经学史的重大问题。四库馆臣最早提出二派六期说,但其分期缺乏理据,分派则有斩头去尾之失。此后出现了十多种不同的分期说,有二期说、三期说、四期说、六期说、七期说、九期说、十期说、十二期说;分派说也有二派、三派、四派诸说。这些分派分期说带有纠正四库馆臣失误的意义,但由于受时代限制与学术派别之见等原因,依然存在不同的理论缺失。这些分派分期说多数没有涉及分派与分期的关系,更没有关注到分派分期的依据这一根本问题。如果不解决分派分期的依据,分派分期就缺乏之所以分的依据,也就无从合理地说明经学分派分期,所以,已有的分派分期说虽然各有所见,但都不能令人信服。

经学的开端

经学的开端一直异说纷纭,但都没有确立经学开端的标准问题。从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出发,五经是经学得以成立的根据,因此,五经的确立就是经学开端的标志。在中国文化史上周公是五经的初创者,孔子是五经的最终删定者,所以,经学开端于孔子的删定五经,而不是长期流行的始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芒芒禹迹画九州

以德、以功、以言,禹皆所谓不朽者也。然围绕禹之一身,有许多自相“矛盾”或“悖反”处,如鲧堙禹导、鲧殛禹用、公天下之禅让与家天下之世继,又如较之于舜之窃负而逃、较之于颜子之居陋巷、较之于尧舜“性之”与汤武“反之”,皆使人觉其理解为难,凡此实又准确把握儒家义理之关键与机会也。孔子曰“吾无间然”,孟子曰“易地皆然”,惟由此,禹之所以为禹者乃可得而见之。

儒学人性论三种基本形态与孟子的性善说

人性论是最能全面说明儒学本质特征的核心理论,儒学的人生观、价值观、人格观、修养观、政治观、法律观等皆以人性论为理论依凭,其中孟子的性善说是儒学人性论中最受推崇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说。从胡适、冯友兰、张岱年等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到侯外庐等开创的中国思想史研究,都有对儒学人性论的讨论。

春秋时期天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

天观念是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观念。在天观念的演变中,春秋时期是一个历史关键点。在春秋以前人们先有天神、地祇、人鬼三位一体的神灵崇拜,而后有上帝决定万事万物的天命观。自春秋开始,天虽然有时也被称为上帝,但不再只是至上神的代名词,同时也是可以为人感知,具有自然属性与人的政治道德乃至情感属性的范畴,人文的因素超越上帝的地位,使至上神的天变为徒有虚名,这就开启了以人为本的天人观理论的大幕,并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经学是以五经为元典阐发常道的学说

五经是经学的元典,经学的其他典籍都是训解或依附五经而成,经学全部的注疏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以五经为根荄;元典为五决定了经学不是一经独尊,而是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学说,经学也因此而能够实现日新不已的自我创新。经学典籍虽众,但核心只有一个,就是围绕人而立论,为人提供人之为人的价值观,这在古人那里称之为常道。所以经学是阐释常道之学说,五经元典具有天经地义的法典性质与地位。中华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古代中华民族精神之魂的铸造,都是经学常道熏陶的结果。

董仲舒人性论新说

在对中国古代哲学家人性论的研究中,异说最多的莫过于董仲舒的人性论。造成此种状况的原因,是他的名性以中说混淆了儒学人性论两种基本理论形态中的性概念,但至今无人揭示这一问题。摆脱这一混淆,就可以发现董仲舒的人性论有先秦儒学性同一说及属于汉唐儒学性品级说的性三品说两大内容。他通过天有阴阳,阳仁阴贪,推论出天生人性皆具善恶二质,完成了对先秦儒学性同一说的理论总结;又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提出了上中下三品的性三品说,为王教与社会等级制提供了人性论的依据,开创了作为汉唐儒学人性论基本理论形态的性品级说。

春秋时期的和同之辩

西周末年的史伯第一次提出的和同之辩,主要是两种政治观,也是两种方法论的异同。春秋时期许多人亦论及和同,但多是分别为说,和、同各有多种义项,在基本义理上是相通的,并不是相对立的。晏子承继并深化了史伯的和同之辩,但晏子重视中的意义,反对过与不济,肯定君臣的独立人格、自主的思想,而远远高于史伯之论。孔子首次提出和而不同,从君子与小人对立的视域,明确讲出和而不同是君子所为,是对晏子和同之辩精神的理论提升。

当代道学文化的重大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复兴,作为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的儒释道,都出现了研究的热潮。而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每一门学科的著作都浩如烟海,道家、道教也是如此,除传统文献外,自20世纪以来相关的研究著作更是数不胜数。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往往成为进一步发展最重要的工作,其中以《提要》的形式来介绍相关著述尤为亟需。

春秋时期重民的社会思潮

春秋时期,由周公的保民观念,发展出重民的社会思潮。春秋时期的民虽然还是“民主”所“主”之民,不能说有什么民本主义,但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重民的社会思潮。这主要体现在民神论与君民论上,民神论言神必及民,民先神后,成为民神并提的普遍现象,并涌现出史嚚的神依于人,晏子的神不敌民与季梁的民为神主的民重于神三说。君民论是春秋时期政治讨论的热点,天立君以为民,君为民之父母,君主的政治成败取决于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构成君民论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