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创造性转化”与“转换性创造”——以林毓生与李泽厚中国式现代化为考察中心

林毓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李泽厚的“转换性创造”,提供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不同导向性方案,同时也是儒家得以“创化”与“转创”的现实路径。“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儒家的现代性转型,林毓生所要“转化”的乃是儒家人文主义,李泽厚所要“转换”的则是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以西方自由思想为比照,林毓生将“仁”从“礼”中剥离出来,而且把“仁”置于“礼”之先,再与“天赋人权”观念接通起来,从而试图在“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文主义”之间实现新的整合。李泽厚描述出“仁”本生于“礼”而后主宰“礼”的历史转变,又在公德与私德区分的现代意义上,主张“礼”“仁”分疏以区别于二者合一抑或对抗。据此,李泽厚以“西体中用”的方式,力求探索出“儒家宗教性道德”与“现代社会性道德”之间新的融合。当代儒家所在寻找的恰是“儒家性的现代化”之路与“现代性的儒家化”之道,“中国式现代化”要实现对传统的从“创造性转化”到“转换性创造”之转变。

一种旧建筑表皮保护修复的新复合材料制备及应用效果

为保护和更新旧工业建筑,试验以糯米石灰浆为基础,并加入偏高岭土、纤维素纤维,制备一种建筑灰浆表皮材料,并对其性能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质量分数5%糯米灰浆的掺入,可以明显增强材料的强度性能、耐水性和耐硫酸盐腐蚀性能,试验确定最佳旧工业建筑灰浆配比为质量分数5%糯米灰浆、20%偏高岭土、2%纤维素纤维;养护28、90 d抗压强度分别达到2.1、7.0 MPa,养护28、180 d抗折强度分别达到0.79、1.87 MPa;材料在去离子水环境和硫酸盐环境下的软化系数分别为0.86、0.82,抗硫酸盐冻融循环次数为26次。

作为“心之大端”的好恶本情——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情感禀赋论

好恶乃是人类的“本情”,作为“心之大端”,它们构成了儒家“情本哲学”的基本道德禀赋。好恶在基本定位上,既非“好恶之欲”也非“好恶之性”,而应归之于“好恶之情”与“好恶之心”。“好”为积极情感取向而“恶”乃消极情感取向,但作为“本情”之好恶却不能被推为心性化的“本心”。从横向结构看,好恶介于“心物”之间:一方面,好恶与物构成了“物化”的关联,好恶乃是感于物而“动”;另一方面,好恶与心构成了“心化”的关联,好恶形成了心之“大端”。从纵向结构看,好恶作为最基本的情感而存在,但是此“情”一方面以“欲”作为根基,另一方面又为“性”所提升,但好恶终为人类的“心-情”,这才构成了中国儒家“情感哲学”之基本架构。

从“美是生活”到“生活美学”:当代中国美学发展的一条主流线索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的真正历史起点,并非20世纪50、60年代那场著名的“美学大讨论”,而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的主流命题。中国美学工作者们对“美是生活”命题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造,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的“自然性”倾向,另一方面显现了其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性”思想的关联,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建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从而形成了三种对于“美是生活”的中国化阐释。然而,必须认识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美学具有某种不彻底性,他虽然在本质观上存有回到现实生活的取向,然而在具体问题上却仍未走出传统,这样就既没有也不可能一以贯之地解决美和生活的关系的美学难题,这与21世纪初叶方兴的“生活美学本体论”是迥然不同的。进入21世纪之后,当代中国“美学本体论”的发展正实现着一场创新。当前中国学界的新兴学者们,试图要超出实践美学及其各种后学的思维范式,再次回归现实的“生活世界”来重构美学,并将之视作中国美学未来发展的一条可行之路。

反思“五四”:中西古今关系再平衡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如何把握中西古今关系这一命题贯穿了百年中国现代史,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本期推出的这组笔谈,从政治学、哲学、文学、历史等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任剑涛先生认为,风雷激荡的“五四”彻底终结了帝制复辟图谋,从根本上拯救了现代共和,并宣告了共和才是中国现代建国的政治理想与现实路径;陈卫平先生辨析了“五四”与全盘反传统、建设中国文化新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民主主义革命四个方面的关系,以期在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中重建“五四”叙事;谭好哲先生提出,五四“文学革命”确立了具有现代意识的“人生论”文学观,奠定了中国现代性新文学直面现实人生,注重人生改造、人性解放、精神启蒙的优秀传统,反思和总结中国文学的百年历程,必须重视“人生论”文学观及其人道主义思想内核的精神启蒙价值和文学范式意义;方朝晖先生将中国文化心理特征概括为此岸取向、关系本位、团体主义,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迄今仍没找到自己的恰当定位,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这一深层心理结构了解不够深刻;魏建先生以 女神 为例,通过这部最能体现“五四”抒情文学创作实绩之代表作的研究,总结了“五四”文学研究的历史教训;刘悦笛先生从世界文明的大脉络当中重新审视“五四”,认为20世纪以来的“中国启蒙”,在结合本土传统后,可以为世界文明提供一种新的发展范式.六篇笔谈从各自不同的视角,为肯定“五四”的价值,提供了新的向度与新的思考,对于相关研究将有启发和推动作用.

“屈骚传统”的巫本源与情本体——论中国思想与文化的“第四大传统”

屈骚传统作为中国思想和文化的主流之一,理应被视为儒家、道家与佛家三大传统之外的"第四大传统"。屈骚传统所彰显的是中国人由巫化情、巫始情终的"情本体"传统,恰与"离巫拒情"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主流传统迥异。如果说,孔门儒家的特质在于"建构情理,释礼归仁"的话,那么,屈骚传统的特质在于"诉诸感性,化巫入情"。屈骚传统所延续的是"巫本源",既化巫为情又显情为美。其中,巫传统和情传统皆被转化为"美巫"和"美情",指向一种"美人"与"美政"的结合。屈骚传统结合了迷狂与崇神的"巫本源"、激情与想象的"情本体"与瑰丽与尚奇的"美本色",并由这三者形成了独特的"屈骚架构"。屈原同时倡导一种"得中正"的理性,而非儒家中庸的实用理性,实现了一种中国式的偏重于情之维的"情理结构"。

如何认识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全球意义

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世界价值,它始把这世界上约占五分之一的四亿中国人带到了启蒙之境,且将人类启蒙拓展到了"大启蒙"的阶段。在这场关乎启蒙的"理性与情感"之辩中,我们需要廓清"大五四"与"小五四",以及"大启蒙"与"小启蒙"这些容易混淆的概念,进而以世界眼光看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全球意义,明白"输入学理"与"整理国故"皆为了"再造文明",中华文明走的是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延续了传统的"大启蒙"新路;中国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的"三次启蒙","中国启蒙"仍要走在富强、民主、自由和科学之路上,这是五四百年为今人积淀下来的宏大历史经验,不能须臾加以摒弃。今天,我们要从理性内部与外部拓展启蒙的"大理性",从"大启蒙"返观《敬告青年》的价值,未来仍在青年。

孔子“欲仁”、孟子“欲善”与荀子“欲情”--从当今西方伦理学“欲望论”观儒家“欲”论分殊

按照西方欲望所分,孔子论欲有主观欲望内涵,但是“从心所欲”却走向了客观欲望意蕴,细究起来,其欲论形成了“欲仁得仁”之混整结构,孔子没有那么明确的善恶抉择意味。重“尽心”“知性”的孟子,其论欲更倾向于客观的意蕴,因为良知良能诉诸“欲善”的道德意志。重“礼化”“化性”的荀子,其论欲基本上就是主观的内涵,人类共通之欲与恶相通,但通过外在礼的教化和认知心的向善功能而加以濡化。大致说来,孟子所论之欲乃是激发性欲望,因为这种客观欲望的确要为道德行动向善提供理由。荀子所论之欲乃是非激发性欲望,此类主观欲望导致了道德行动向恶而发,所以才是跟从理由的。孔子介于二者之间,或者说,孔子之欲,虽未超出无善无恶,但并没有明确善恶指向,这一多元可能性引发出孟、荀善与恶欲论的两种趋向:孟子是心善—性善—情善的“自上而下模式”,荀子则是情恶—性恶—心善的“自下而上”的模式。中国原典儒学的欲论,揭示出本土“情理结构”的智慧范式,它既超出了主客欲的二分法,又让情感主义与理性主义这对矛盾得以化解,从而为人类欲望此类根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种返本开新的综合思路。

良知与认知的中国之辩——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观之

利用比较哲学的方法,从"知什么"(knowing that)和"知如何"(knowing how)的区分出发,以陆象山和王阳明思想为考察中心,重思知与德之辩。从孟子的良知到王阳明的致良知,从四端始发的小良知到涵盖宇宙的大良知,其中的中介环节就是陆象山的"吾心"。王阳明的良知既非"知什么",也非"知如何",而是一种良觉,即对至善的一种道德直觉。既然致知非知,那就揭示出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的张力。关键问题在于,从陆象山到王阳明恰恰割裂了德性之"尊"与问学之"道",并试图用前者去涵盖与包纳后者。尽管从陆王心学开端就已割裂德与知,如今恰恰要找回认知与良知的本然关联,这也是中国哲学可以贡献给世界的独特之处。从人类的真善关联来看,"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恰为真善关联的两个基本维度,中国古典哲学尽管更倾向于在"以真导善"上逡巡反思,但也在"以善启真"上给当代发展以诸多启示。

从“启蒙的理性”到“大启蒙的理性”——由“理性的启蒙”突围的人类理性结构

由康德阐发启蒙而来的理性是“启蒙的理性”,而18世纪至今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则是“理性的启蒙”,前者是“为了启蒙的理性”,后者则是“由理性所塑造的启蒙”。从“启蒙的理性”到“理性的启蒙”,这种偏颇的历史转化,既有理性后来发展的原因,也有理性自身规定的理由。然而,如今的启蒙拓展到大启蒙之后,需要塑造一种“大启蒙的理性”,伽达默尔确立了大启蒙理性的四个基本要点:第一,敢于应用理性,掌握理性;第二,认识到理性的界限;第三,批判地使用理性;第四,理性要终成为一种判断力。但这只是从理性内部来扩展理性结构,中国思想的世界价值则可以从理性外部来拓展理性,亦即以“情理合一”平衡人类理性之偏。

“东方生活美学”复兴与时尚返本开新

当今中国社会的东方生活美学复兴,折射出民众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国的主流美学传统就是生活的美学传统。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应该包括两个维度:一个就是“好生活”,另一个则是“美生活”。好的生活是美的生活的现实基础,美的生活则为好的生活的理想升华。好的生活无疑就是有“质量”的生活,而美的生活则有更高的标准,因为它是有“品质”的生活。生活美学就是要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以有品质的生活来升华有质量的生活,由此时尚便与生活美学紧密结合了起来,并以返本开新的方式参与到当代生活美学复兴的大潮之中。

良知与良觉,性觉与心觉——兼论王阳明思想的儒佛之辨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重议“再中国性”与中国墨道鼎新——以真图水墨及其呈现的宇宙精神为例

笔者曾提出当代中国艺术—从“去中国性”到“再中国性”—的发展历程,并在批判与继承当代美学家阿瑟·丹托的艺术极简定义的基础上,以“新的中国性”来予当代中国艺术以新的标准之后,大卫·布鲁贝克以此为架构来阐发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发展,并以姬子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的个案研究来加以阐明,彰显出当代中国水墨的可能全球化路径。然而,其将荆浩的画论与姬子水墨勾连起来的方式,更要探究荆浩之“气质”论与墨道“真”精神之间的真正深层关联。姬子具有“真图风格”的水墨所呈现的那种宇宙精神,乃是一种本土化的“墨道美学”的显现,这其实是一种追求“天地人化一、道物我通悟”的中国美学。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传统美学研究

四十年来,中国美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国美学通史研究最为可观,形成了美学思想史、审美范畴史、审美文化史、审美意识史等不同的写作范式。中国审美范畴研究最能体现中国美学的独特性,众多成果对于意境、意象等范畴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并以此建构中国美学的体系。中国美学史的资料整理亦取得了重要的成就,若干大部头的美学史资料面世,还有学者提出了美学文献学的主张。近十几年来,新的研究范式浮出地表,生活美学尤其令人瞩目,出现了大量相关成果。此外,天下美学和政治美学也为中国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可能。国内学者的问题意识日益增强,中国美学的纵深研究值得期待。

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

究竟如何统合孟荀呢?我认为,要兼祧孟荀,既不能以孟统荀,也不能以荀统孟,而是还要有内通的继承,这就需第三种立场.所以,本文提出以“心统情性”而非“心统性情”来兼祧孟荀,以期寻求到使孟荀得以统合起来的一种整体论思路,从“心”“性”“情”“天”的一系列环节来兼祧孟荀。

The Global Value ofMencius＇s Ideas on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Reinterpreting the Feeling of Compas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mid the recent global upsurge of studies on the philosophy of emotio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raditional Confucian philosophy, especially Mencius＇s ideas on the siduan （Four Original Sources） of morality, may shed new light on the subject in comparative philosophy. This paper probes the structure of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described by Mencius＇s from five perspectives： （1） In view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eling and reason, is it better to use the expression ＂siduan＂ or the expression ＂sixin （Four Heart-minds）＂？ （2） In view of dispositional feeling, what are the four original sources？ （3） In view of moral feeling, what are the structural order of the four sourc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procedure of reasoning of four heart-minds of Humanity？ （4） In view of positive feeling, how does moral feeling grow out of the goodness of human nature？ （5） What is the global value of Mencius＇s ideas on human moral feeling？ The author concludes that Mencius＇s thought on moral feeing has a global value and cross-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that Chinese wisdom is more than regional but universally applicable. The structure of moral feeling and reason that Mencius identified i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zhiliang （grasping the two poles of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yongzhong （emloying the middle）. The principles ofzhiliang and yongzhong are true universal wisdoms of Confucianism, which should be rekindled today. From a practical point of view, ＂the Way begins from moral feelings,＂ and Confucius and Yah Hui＇s seeking the simple, virtuous life is an ideal model of emotional well-being.

微聊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

前几天,沉寂数日的微信学术群又突然一阵热闹,几位友人“闪谈”了朱光潜先生的美学观。遗憾的是,由于中美两地远隔大洋,昼夜时差大,也有友人未能跟进参与。不过在此群中,虽常态为群起而争,但有时也出现四五霸叫阵,三足鼎立,或一一单挑,甚或自说自话的“讨论”。此次小对谈虽简短,意见还未达成熟完整,仅为临时起意的切磋,但颇有启迪。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遵循了“君子和而不同”的古训。

云杉育苗技术与病虫害防治探讨

云杉是林业工程建设的主要树种之一,同时还在城市园林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文章简述了云杉的生长特性,对云杉的种植技术进行了探究,主要病虫害发生原因与防治策略进行了探讨,以期为林业相关工作人员提供参考。

胡杨林的生长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胡杨林作为沙漠之星,以及沙漠绿洲的创造者,对我国许多地区的生态环境均产生积极影响。然而,近年的极端天气多增、气候变化显著,使得人们越发关注气候与生态之间的关系。文章分析了胡杨生长的特点及其对气候的要求,结合相关气候与胡杨生长数据进行了胡杨林生长适应性探究,反映了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规律。

走他自己的路--世界与中国的李泽厚

李泽厚是一位“走自己的路”的哲学思想家。纪念李泽厚先生,重要意义在于“思想启蒙”与“文化守创”的双重开启。李泽厚于大学时代开始研究谭嗣同、康有为思想,20世纪50年代初参与“美学大讨论”,1979年出版康德哲学新诠《批判哲学的批判》,然后是《美的历程》风靡一时,近代、古代与现代三大“思想史论”的完工,以及“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步步为营的建构,进而是“情本体”的哲学新构,最后到晚年对“伦理学”研究的聚焦,由李泽厚整个思想发展历程来看,他思想的流变,始终都是与这个时代变化同步的,也因此,他成为一位知行合一的哲学家、体用不二的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