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性别失衡转变与家庭发展:基于人口普查与公开数据的发现

中国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持续40余年,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正在由个体扩散至家庭层面,对家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但现有研究缺乏基于宏观数据对二者变化态势的基本认识。使用2000—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基于人口和家庭转型背景,从家庭结构-功能构建家庭发展指数,实证分析最近20年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时空变化情况,探讨性别失衡转变和家庭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中国性别失衡正在进入出生性别比持续下降、后果开始显现的转变阶段,省际因人口、经济、社会等发展差异呈现不同阶段特征;中国家庭发展整体水平较低,当面临性别失衡转变时,存在结构功能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和总体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建议继续加强引导出生性别比回归正常以减少各年龄段性别结构失衡累积,积极探索面向家庭的性别失衡后果治理,充分考虑家庭发展的地区差异和所处阶段,兼顾家庭结构和功能协调发展,促进人口长期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老龄社会健康风险与韧性治理

随着中国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增速快、水平高、差异大和结构稳的显著特点。老年群体健康问题凸显,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成为亟待关注的重要治理议题,传统治理模式效果欠佳,需要引入韧性治理以快速、积极和高效地应对风险冲击和挑战。中国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是在人口老龄化迅速加深和老年群体健康问题显现双重叠加下产生的,以老年人健康问题为核心,给人口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高度不确定性、损失性和复杂性的多维风险,具有基础性、系统性和全人群全周期性等特点。为此,老龄社会健康风险的韧性治理需要以老年群体韧性实现的动态过程为核心,以全人群全周期、动态调适和分类管理为原则性理念,以过程管理为主要手段,以多元主体协同为基本结构,以预防、减轻和化解健康风险及其后果为根本目标,化危为机。未来,中国在老龄社会健康风险治理上还需要坚持全球视野和跨学科视角,为健康老龄化的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经验。

中国城市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

基于人口流动情境下城市劳动者户籍身份多元化的现实背景,通过对比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分为城—城流动人口、乡城流动人口),考察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三个群体的心理健康均具有一致的促进作用,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作用存在差异:传统的"SES-健康梯度效应"仅适用于城—城流动人口,而对户籍人口、乡城流动人口的解释力有限。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是解释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中介变量,该中介效应在户籍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中呈现出各自的群体特征。

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来自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的证据

该研究将社会-生态系统的恢复力理论延伸到农户生计系统的研究中,利用在陕西易地扶贫搬迁地区获得的900多个调研样本,借助系统工程学中的空间向量法从普遍恢复力、特定恢复力两个维度对农户生计系统的恢复力进行量化分析。采用A-F方法从教育、健康以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测度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在此基础上应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农户生计恢复力对多维贫困的影响路径。结果显示:①搬迁户的生计恢复力(0.2075)显著低于本地户(0.2559),处于生计重建过程中的搬迁户存在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②提升生计多样化程度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抵御风险的重要策略,但同时伴随有生计转型风险。③生计恢复力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但其边际效用会随着生计恢复力跨越阈值而进入“瓶颈期”。普遍恢复力的减贫弹性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减的趋势,而特定恢复力在跨越阈值前会削弱普遍恢复力的减贫效用,对多维贫困呈现出正向影响。需要通过正向干预手段避免农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④尽管易地扶贫搬迁的帮扶措施在生计恢复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搬迁户陷入多维贫困陷阱的门槛值(0.2476)较本地户(0.3215)低。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建议:充分认识贫困的内涵和外延,在消灭社会环境不公、完善社会保障、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不足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创造多元就业机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破除农户生计内卷化的“魔咒”,从根本上增强贫困人口抵御风险的能力。

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

在管理学、经济学、生态学等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的指导下,结合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中国农村老年家庭养老风险与老年福祉动态演进的跨学科分析框架。框架以农村老年家庭为分析对象,从个体、家庭、社区多尺度视角出发,将养老风险拓展为涵盖风险、脆弱性和恢复应对策略三位一体的广义风险概念。继而将广义养老风险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结合,形成以养老风险为核心的影响机制链条,分析“养老资本→养老风险→老年福祉”的动态演进机制,探索创新降低养老风险、提升老年福祉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

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分析

利用2016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采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从家庭整体视角对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类型及其城乡差异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家庭整体视角下三种代际关系类型(紧密型、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共同特点是子女均为父母提供了高频的经济与情感支持,代际空间距离的扩大是形成赡养有间型和疏离型的重要因素。代际关系类型具有显著的城乡差异,城市占主导是紧密型,农村占主导是赡养有间型。代际关系类型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显示,无论城乡,高龄老人与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紧密型,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与子女成为赡养有间型,失能以及丧偶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与子女成为疏离型,儿子与女儿数目的增多显著降低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此外,结果还显示老年人独立住房的拥有增加了城市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但是降低了农村家庭成为紧密型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口性别失衡治理的成就与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性别失衡问题开始显现并愈渐严重,近十年才逐步缓解。为应对性别失衡问题,中国在过去40年间依托"关爱女孩行动"构建了多层次性别失衡治理框架,并在社会发展制度、公共政策制定等相关方面均取得长足进展。随着治理工作的推进,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态势得以遏制,但性别失衡长期累积的后果随着风险人群的出现逐渐凸显、扩散,中国正在步入性别失衡社会。在当前社会发展转型的重要时期,性别失衡问题进一步与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流动人口等社会问题相互交织,形势愈发严峻复杂。长远来看,性别失衡不仅是中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须面对的重要考验,作为一个全球化问题,同时也是全人类必须面对的共同挑战。因此,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完善性别失衡的社会治理体系与国际合作体系,在解决中国性别失衡问题的同时交流治理经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前展现中国担当。

人类发展重大问题的跨学科探索与实践

人类发展面临诸如老龄与健康、气候变迁与生态环境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具有高度的交融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当代科学研究已经进入一个学科交叉与融合的新的发展时期,跨学科已经成为重要的研究范式,即以发展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借助不同学科的理论、视野与方法,深入探究问题本质,推动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团队寻求跨学科合作,成立跨学科平台,以重大问题为起点、以重大项目为依托、并以创新为知识生产方式,通过全球治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由于结构体制障碍和学科壁垒的存在,跨学科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科技与人文的合作与交融,促进人类福祉。

新时代在华国际移民的融合、发展与治理

国际移民的融合、发展与治理是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治理的重要环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阐释了在华国际移民的特征及流动趋势,融合与发展现状;新时代中国作为新兴的国际移民目的国,在国际移民治理发展中面临亟需解决的问题与挑战,如多元协同治理的系统性、移民永居和归化法律制度建设、政府职能的转变改革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应构建国际移民治理框架、考量国际移民生命周期、提高多元化移民治理系统性,进而强化全球移民治理参与度、建立健全国际移民政策体系、提升政府移民管理与服务水平、优化营商环境、营造共建自由开放的移民生态环境等,以此推动在华国际移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

参照群体、社会地位与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基于广州调查的实证分析

当农民工因流动导致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他们会接触不同地理范围和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使得他们在评价自己社会地位时的参照群体发生变化。因此,研究农民工在流动的过程中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群体以及这一选择标准是否会发生变化,可为研究人员分析人们社会地位评价标准的变化提供新的视角。文章立足国际移民参照群体选择的已有文献,借鉴国际移民参照群体选择的理论依据和检验方法,利用广州数据检验我国农民工的参照群体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相关关系,考察我国农民工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群体以及参照群体的选择是否会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而发生变化。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以城市居民为参照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以老家村民为参照群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农民工同时选择城市居民和老家村民作为自己的参照群体,验证了跨国主义理论提出的双参照群体对我国农民工参照群体选择的适用性。此外,随着农民工在城市居住时间的增加,农民工与两类参照群体相比的相对社会地位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因此,由强调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绝对作用转向相对作用,引导农民工积极地感知社会地位,对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具有一定的意义。

易地搬迁政策何以影响农村妇女脱贫与发展——基于可行能力视角的调研与分析

在脱贫攻坚目标顺利完成的背景下,亟待超越减贫的视角,从全面发展的层面科学地分析和评价易地搬迁政策对妇女群体的影响。以往与易地搬迁相关的研究更多采用定量方法分析政策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较少从定性分析出发。基于此,基于对陕西、贵州等省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的实地调研与访谈,从以往研究较少涉及的可行能力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易地搬迁政策影响农村妇女脱贫与发现的路径与机理,以期厘清政策对妇女群体的作用逻辑。研究发现,易地搬迁后妇女能够实现脱贫与发展主要是家庭生计压力下妇女主动参与和后续帮扶措施所形成的“拉力”,与男性外出务工后妇女被动成为家庭与社区建设主体所形成的“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易地搬迁政策对妇女脱贫与发展的作用路径包括外在条件与内在潜质两条路径,其中外在条件包括功能保障和发展赋权两个维度,内在潜质包括能力建设和意识塑造两个维度;在易地搬迁政策作用下会对妇女个体和家庭产生双重影响。此结论可对公共政策与妇女发展研究进行补充。

椭圆规挑膜捡拾机构的设计与参数优化

针对残膜回收作业中回收率低,含杂率高等问题设计一种挑膜分杂式残膜回收机,并设计一种可完成在入土前工作行程挑起较多的残膜,后工作行程分离秸秆等杂质的新型椭圆规式挑膜捡拾机构。通过理论分析和建立机构数学以及运动模型,调用Matlab遗传算法优化工具箱确定机构几何参数,运用Adams建立该几何参数下的机构模型并对回收作业进行仿真分析,得到较优的工作曲线;仿真表明,各项参数均满足残膜回收要求,当机具的前进速度为3.6 km/h,挑膜机构的旋转角速度为6.28 rad/s时,在圆周运动周期内的弧长值为2.308 45 m,增长率为12.27%,挑膜区域面积为2.04×10~6 mm^2,有效区域增长为33.34%;入土轨迹斜率偏差降低34.68%,出土轨迹斜率偏差降低4.09%,残膜回收率为90.3%。

呼吸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和肺功能及误吸程度的影响

目的探讨呼吸康复训练对脑卒中患者吞咽功能和肺功能及误吸程度的影响。方法选取2017年4月至2020年5月大连立光康复医院康复病区收治的60例脑卒中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每组30例。对照组接受常规吞咽训练,观察组接受呼吸康复训练,比较两组肺功能指标、标准吞咽功能评估量表(SSA)评分、吞咽障碍特异性生命质量量表(SWAL-QOL)评分、Rosenbek误吸程度评分。结果观察组最长呼气时间长于对照组,呼吸频率慢于对照组,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用力肺活量(FVC)均大于对照组,最大吸气压(PImax)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SSA评分低于对照组,SWAL-QOL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观察组Rosenbek误吸程度评分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脑卒中患者应用呼吸康复训练可有效延长最长呼气时间,改善肺功能及吞咽功能,降低患者误吸程度,提高其生命质量。

农村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的多层影响因素——基于安徽农村老年人追踪调查的分析

多重慢性病是全球公共卫生问题。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反映了老年人患有多种慢性病时维持健康生活的内在能力,研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实现健康老龄化。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开展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的第七期(2018年)和第八期(2021年)数据探索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及其变化的多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四成以上农村老年人患有多重慢性病;年龄较轻和子女数量较多的老年人的韧性水平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宗教信仰、锻炼频率、健康自评、社区养老机构和生态环境无论在截面还是纵向变化中均对多重慢性病老年人韧性产生影响;社区公共体育服务的增加能提高老年人韧性上升的可能性。鉴于此,需要以预防代替预后,以主观推动客观,提高适老化建设和老年服务水平,以提高老年人晚年健康水平和幸福感。

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估——基于安徽农村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15年"安徽省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基于IPCC"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分析框架和综合指数评估模型,构建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估模型,分别从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敏感性和适应能力出发,探讨不同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指数及其维度的差异。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养老脆弱性保持在较高水平,高、中等养老脆弱性家庭所占比例为51.81%。高养老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具有高龄、低教育水平、低生活自理能力、低收入的特征,而中等脆弱性农村老年人家庭的各项特征均与高脆弱性家庭相差甚微,并且丧偶、子女中只有女儿或不与子女、孙子女同住的农村老年人家庭暴露水平与敏感性较高。

贫困、婚姻与养老——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的风险与治理

在男多女少的性别失衡社会,随着性别失衡后果的累积和蔓延,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规模日益庞大,其所在的家庭由于难以实现家庭功能和满足家庭需求而面临家庭发展的风险。有关性别失衡的实证研究和田野调查表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在个体生命历程、家庭生命周期以及家庭代际层面上往往面临多重贫困叠加影响,主要表现在贫困、婚姻与养老三大场域的风险,不仅制约整个生命周期的家庭发展,也是社会转型发展中的一个潜在重大风险。针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的风险与治理,应以家庭发展的风险化解与能力构建为目标,协同政府、社会、市场以及家庭等多元治理主体,通过政府支持与自身能力建设,以正式社会支持与非正式社会支持为工具,实现对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家庭发展的增能赋权,保障其可持续发展。

公共政策视角下的保护、发展与福祉问题——一个跨学科研究框架的提出与应用

解决我国可持续发展进程中遇到的保护、发展与福祉目标难以协调的问题,通常需要一定的政策工具创新,追求多维目标的实现。但现有围绕该问题的研究多从单一学科视角出发,难以对政策作用的机制和效果作出全面科学的评价。本研究基于新的研究理念与思路试图提出一个跨学科、多层次、多尺度的研究框架,建立政策分析、学术研究与治理干预之间互动融合的过程,并以一个研究案例为例介绍研究框架的具体应用过程。本研究所提出的研究框架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分析保护政策对不同时空尺度内的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机制,科学评估政策实施的预期经济成本与生态效益,强调学术研究的问题来源于政策分析的需要,并提倡将研究结果应用到政策实践过程之中,推动现实问题的解决。

性别失衡后果的社会风险及其社区和家庭扩散研究

中国的性别失衡正在影响社会结构、普通社区和居民家庭,性别失衡后果的社会风险及其社区和家庭影响正在形成。针对男多女少现象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及其向社区和家庭的扩散,基于社会风险及其扩散理论,提出性别失衡后果的风险理论框架,通过性别失衡省份的农村居民风险感知调查,验证性别失衡后果的社会风险及其社区和家庭扩散趋势,并分析社区风险和家庭风险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社区和家庭层面的风险应对策略。

社会可持续发展下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

随着人口结构显著变化,中国社会发展呈现复杂多样的特点,性别失衡后果和风险在不同人群中累积与扩散,需要进行针对性研究与治理。中国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是由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衍生出的多维风险,具有普遍损失性、系统性等显著特点,并且在整个社会的不同人群、场域和层面均有体现。加强新时代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工作,需要增强机遇和风险意识,转型治理理念,开发多种政策工具,并从建立健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的政策体系、探索基层治理模式、营造健康有序的婚姻市场等方面入手推动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未来中国在全球性别失衡治理中需要坚持“本土化—国际化—全球化”相结合的路径,以“中国之治”推进全球性别平等事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