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梁惠王下》首章“王变乎色”的现象学考察

孟子见于齐王(齐宣王),问询齐王是否“尝语庄子以好乐”,齐王听闻此语瞬间“变乎色”。这一强烈的身体反应,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现象”。东汉赵岐等认为齐王的“变乎色”是一种“怒”,“愠恚庄子道其好乐也”;南宋朱熹认为是一种“羞惭”,“惭其好之不正也”;元人陈天祥认为惭、怒兼而有之,“惭者,惭己所好之不正而为孟子所知;怒者,怒庄暴不为己隐辄以告孟子也”。从羞怒心理的产生来看,一是缘于齐王有基本的道德心,“好之不正”给他带来了强大的精神压力;二是因为庄暴的告知,使孟子作为“他者”登场,造成齐王在孟子面前产生羞愧心理;三是孟子作为外国嘉宾及贤者身份,使齐王经由“回返自身”而感到羞怒。从“王变乎色”这一现象,既可以看出齐王作为一国之君的政治品性,又可以看出政治生活中公理与私欲之间的张力,还可以看出古典政治观念中的“王道之阶”之所在。“好乐”之“乐”字,宋人陈善、清人阎若璩等读作“悦乐”之“乐”,但孟子所谓“今之乐由古之乐”属于对齐王的开导诱掖,是权变之辞,属“救时之急务”,其根本的政治追求依然是劝导国君与民同乐,推行王道。

论儒者的诗意工夫——以邵雍《击壤集》为例

邵雍击壤体为道学诗之代表。击壤体的诗学价值在于将诗言志的儒家诗学传统,发展为诗意工夫。诗意工夫具体展现为洗心沉吟、寡过自吟、知音和吟三个阶次的工夫操作方式,通过此三阶次的工夫使沉默世界得以语词呈现,经语意澄明而得以语句共振,从而形成以美为中心概念的“美[善(真)]”或“(真)美(善)”合一的清吟雅话。

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

2020年11月5日,贵阳孔学堂通过远程连线方式,邀约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李景林教授、四川大学的舒大刚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程奇立教授、西南交通大学的詹海云教授,就“中华经典及其当代价值”问题,举行了秋季论辩会。对“何为经典”“中华文化的根魂源”“经典与诸子百家的关系”“经典何以是‘不刊之鸿教’”“经典阅读与体系构建”“尊经还是研经”等问题进行了充分辩论,达成了基本共识:“经乃永久不易的常典,经典是中华历史之根、智慧之源、信仰之魂,经典最早产生并对诸子有启迪之功,经典的内容具有永恒性和超时代性,经典体系与时俱迁而‘四书’最宜先读,对待经典应当怀着温情与敬意,尊研结合返本开新。”“两办”下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倡导传承的“主要内容”(核心思想理念、中华传统美德、中华人文精神),主要都记载于儒家经典中,经典明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思过半矣!

陈献章诗文集版本源流考

陈献章诗文集的整理始于陈氏生前,此后明清先后刊刻十余次,各版本间多有补遗修订。陈献章诗文集现存版本可分为五个系统,即罗本、林本、萧本系统;高本、何本、黄本系统;王本系统;何九畴刻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五个版本系统中以王本系统及碧玉楼藏版系统收录最为完备,两版本系统可相互补充。通过对陈献章诗文集版本系统的整理,既可有利于探究陈献章诗文集各版本刊刻的历史背景,又可更清晰地反映当下陈献章诗文集整理,尤其是作为“理学丛书”之一《陈献章集》的不足。

近代广东的书院与学风——以朱次琦早年从学经历为线索

清初广东书院在学风上承续白沙心学和阳明心学余脉影响,康雍年间则转以程朱理学为正统,至阮元督粤,设立学海堂,将汉学学风引入广东,形成汉学强势、宋学转弱的新局面。朱次琦早年就读于广东四大书院中的羊城书院和越华书院,师承程朱学者陈继昌、汉宋学者谢兰生,又曾入选学海堂首届肄业生,接受汉学家阮元、曾钊点拨,其治学兼采汉宋,与其从学经历密切相关,其思想的转折变化,反映了近代学人学风与时代思潮间的复杂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