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民间文学:本体研究与跨学科对话

2023年民间文学在承续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其表现出研究话题更为集中,特别是对民间文学口头性、集体性、人民性及体裁、语境的讨论,彰显出民间文学领域进行理论建设的自觉与学术愿景;而在对学科史、学术史的梳理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研究者立足当下面临问题时的思考及结合时代语境对过去学人研究的重新阐释。在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研究中,我们能看到相关研究成果既有对学术传统的延续,也注重结合时代命题,多维度、立体化地进行理论拓展。当然,无论在哪个论域,我们都能看到2023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有待提升之处及未来的新趋向。

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笔谈

2024年1月22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在“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方网站公开发布《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以下简称《要求》),主要目的是“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学位授予单位开展学科专业管理、规范研究生培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制订培养方案、开展学位授予等工作提供参考依据”。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的从业者来说,《要求》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将原有的八个二级学科增加到了十一个:一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分成了“理论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二是新增设“中文创意写作”,三是“民间文学”时隔27年重回二级学科序列。《要求》对于民间文学的具体要求是:“本学科主要对象是指民众以口头方式创作、流播、传承的文学,分支学科包括神话学、故事学、传说学、歌谣学、史诗学等。从学科历史和特性而言,民间文学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学传统中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学科内涵及研究内容跨越了民族和国家,注重人类共同关切、表达人类共同愿望;既是超越中外、全人类共享的文学形态,又是民族核心价值观的优良载体,具有丰富的民族特色,适合国际文化交流,包括‘讲好中国故事’、人类文明交流与互鉴等。本学科兼重文献和田野实践及调研,与中国语言文学其他二级学科充分交叉共通,并能拓展为基层文化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乡土教育、文创产业、旅游开发、社区文化工作等。本学科的方法和理论在通俗文学、戏剧影视和数字时代的网络文学研究等方面已产生广泛影响。”从程序上说,《要求》只是一份提前释放的学科建设“参考依据”,并不是正式官宣的“学科目录”,所以,《要求》特地说明:“本次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为试行版,有关内容将根据各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进程不断调整完善。”尽管只是一份低调官宣的“参考依据”,但也说明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努力和坚守,得到了学科评议组各位老师的充分肯定和支持。过去27年间,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正是在没名没分的学科格局下,依然对民间文学不离不弃,辛勤劳作,默默耕耘,产出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正是因为有我们这样一个坚韧的学科共同体,每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都在用自己的工作为学科正名。尤其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云南大学、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一批著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一直保留着专门的民间文学教学研究机构,坚持不懈地培养中国民间文学硕士、博士研究生,这也为民间文学的回归奠定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为了能更好地贯彻《要求》,我们邀约了不同高校六位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教学一线从业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合法性问题以及民间文学学科建设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展开讨论,提供给学界同人参考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神话的跨界发展——以艺术创编为中心的讨论

在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中,神话资源在从“述”到“作”的演变过程中,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种类繁多的艺术创编对神话的当代重述与资源转化,展现了神话叙事进入日常生活领域的有效路径。不同形态的艺术创编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基础上,还兼顾多种媒介之间的“对话”。面对神话“遗产化”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应该立足本体,关注文化景观、主题街区、主题展览等丰富而多元的艺术形式,真正实现神话跨界发展的开放与主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通俗演绎与运河文化的重构——以刘恩东连环画创作为中心

运河文化在雅俗文野、互融共生的底色上,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统一、开放包容的文化精神。取材于运河文化的通俗文艺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当代价值。刘恩东在《大运河传奇》《降龙伏海》《曹雪芹与张家湾》等连环画作品中实现了多样的艺术性与深刻的社会性的统合,其艺术创作理念凸显了民间特质及民族化追求。

从传统到现代:建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民间文学理论

白话:日常生活的自由权利——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概念的先验逻辑“正位论”吕微我想结合李小玲先生的新著《二十世纪初民间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以胡适民间文学理论为例》~①进入我的讨论。李小玲先生的新著受美国电影评论家汉森(Miriam Bratu Hansen)的启发,用Vernacular这个词翻译胡适的“白话”,并承认汉森等人基于后现代性文化多样性-相对主义立场将Vernacular用作白话现象的直观-描述性概念的正当性。我不知道当年胡适自己是否曾把“白话”译作Vernacular,因此曾就这个问题请教过李小玲先生,李小玲先生回信告诉我:胡适本人好像没有过这样的译法。

做学做人终身求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过去,我们希冀回望过去,追寻真相,真相的"确定性和唯一性"无法实现,历史的脉络不是时间、地点、人物的勾勒,而是蕴涵着丰富情感和生动细节。在对郝苏民先生的访谈中,他说的最多的就是"心向往之",可能现在网络世界的学术从业者已经无法体悟"空间距离感",无法了解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地处西北的青年学子对"全国性学术研究机构"的"向往"。郝苏民先生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总结自己扎根于西北这片多民族文化交融之地,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民间文学研究生涯。

民间文艺如何在融媒体语境下自我重塑

民间文艺在融媒体语境下呈现出融视觉、听觉、触觉为一体的丰富样态,其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场域及审美表征均有所变化。借助媒介话语,民间文艺不再是"遥远的过去",在传播空间、社会价值、话语表达等多重维度的建构中,承继和延续其精神内核与审美理想。面对全球化的时空观转型与象征性边界的形成,民间文艺跨越时空界限,建构了开放、包容、创新、共享的民间文艺话语体系,唤醒了共同的文化记忆,在对文化认同的重新组合和塑造中进一步坚定了文化自信。

文学想象与地域民俗认同的构拟——基于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中国红学文化之乡”构筑的思考

文章通过对张家湾"曹雪芹墓石"发现争论、在地化的红学文化叙事与红学景观塑造、博物馆红学文化展示与传播的论述,阐释《红楼梦》对于张家湾地域叙事与文化景观的建构,以及她作为"社会情境"的参与构拟者,对于张家湾新型社区文化传统、"民俗认同"的模塑。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七十年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到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展、"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再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始终是现代民间文学实践的核心内容,有关它的讨论逐步酝酿并形成1949-1966年民间文学领域独特的理论话语。新时期以来,围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编纂所展开的民间文学普查,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民间文学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进入21世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间文学搜集整理提供了新契机,现代传播媒介则推动了民间文学采录的多元化,这些对民间文艺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民间传说与文化景观的叙事互构——以嫘祖传说为中心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激活了"丝绸之路",赋予这一古老文化带以崭新的时代内涵。中国丝绸对于世界的影响众所周知,而嫘祖传说则是民众对于远古养蚕、缫丝、纺织起源的技术记忆与文化表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头文学相较于其他门类,保护及存续难度更大。民间传说的存续与活化依赖于"文化展示",而其展示大多与景观交融。在我们的认知中,景观是传说的物化显示,往往忽略其作为传说"物"的表述之同时,对传说所进行的反向建构。文章在对嫘祖传说及相关景观的阐述中,呈现了以信仰为支撑的互生共构。

通俗化实践与新中国文艺:《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的评议与对话

解放区所开创的“文学通俗化”道路对新中国文艺有极大影响,赵树理则是通俗化实践的典型个案。《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以赵树理在20世纪30—50年代的文学活动为线索,首先考察了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大批新文学作家与工农读者、民间艺人的文化互动和文学探索;在此基础上主要聚焦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赵树理等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进入城市,在全国各地展开城市通俗文艺改造的活动,在描述北京的通俗文艺改造过程的同时,分析赵树理所创办的全国性通俗文艺杂志《说说唱唱》获得成功的原因,以及最后走向失败的复杂背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复旦大学中文系康凌副研究员负责组织的“对话作者”活动策划了对《赵树理与通俗文艺运动改造(1930—1955)》一书的评议与对话,这既是促动学界的交流,更是对《讲话》精神的致敬。毛巧晖从文艺通俗化实践、杨天舒从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李超宇从民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复杂的文化互动关系等进行了对话,作者张霖则对不同的评述进行了回应。

神话资源现代转换的话语实践——以葛翠琳1949—1966年的儿童文学创作为中心的讨论

自20世纪初期开始,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的现代价值就引起了关注,其经由文学“发酵”,逐渐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文学在“幻想性”与“民间性”的交叠中,成为实现神话等民间文学资源现代转化的关键路径之一。本文通过梳理葛翠琳1949—1966年的儿童文学作品,探讨神话如何在与主流话语的“耦合”中象征性地转换为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及本土现代性的建构力量。另外,这一时期葛翠琳的儿童文学创作不仅体现了对人民文艺精神内核的承继和审美理想的不懈追求,亦彰显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文化展示”中的传承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考

从现代意义的民俗学兴起之时,“俗”的关注超越“民”,即使关注民众亦更多是群体意义而言,并未突出“传承的个体”。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对民间文艺改造中,关注到了“民间艺人”,但其以“革命”为旨归;1949年以后对于民间艺人的重视在80年代民俗学迅猛发展中并未沿承。21世纪初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传承人”研究日渐兴盛。但传承人不再仅仅是学者视阈或地域文化的“自然”传承者,他们需要进入国家认定体系,在“文化展示”中作为文化承载者对其所传承文化进行“阐释”“推广”。文章通过“敛巧饭”这一民俗类非遗项目和布洛陀史诗、盘瓠神话叙事等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类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论述,进一步探索在民俗类非遗项目中传承人的意义与仪式舞台化展演中的文化承载者“他者化”境遇,以及非遗传承人知识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文化多样性”、地方性知识之“情感阐释”等的影响。

“白蛇传”故事讲述中的话语嬗变与文化共生

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在民间故事讲述时都在回应特定的时代命题与群体的生存经验。“白蛇传”故事在不同的语境与地域文化中重述着。古代文献中“白蛇传”故事文本在空间与时间的交织中发展。19世纪初期开始,民族—国家观念、性别意识、革命话语、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不同的时代话语及“雷峰塔”“西湖”等不同空间主导着“白蛇传”讲述、重述、演绎等,同时,故事文本中的历史、记忆、文学表达逐步成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共享与交流的文化资源。“白蛇传”故事的跨时代、跨区域传承传播彰显了其所呈现的文化共享与交融在当下文明互鉴与交流中发挥的独特魅力。

非遗保护视域下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

20世纪上半叶的各种“劝学”“劝捐”“戒缠足”等带有“革命意味”的歌谣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呈现出巨大的生长潜力。随着时代发展,特定文化场域推动了红色歌谣的传承及发展,特别是在非遗话语引入之后,非遗保护视域下的红色歌谣中对革命生活及情感实践的描绘,被广泛运用于非遗叙事及实践活动之中,转化为构建文化认同的有效资源。近年来,红色歌谣中所呈现的民众生产、生活及精神领域的鲜活体验及“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以高度包容性的框架为文化交流提供了更多可能。此外,红色歌谣在“改编”与“重述”中更是逐渐演化为一种“媒介化”及“符号化”的知识表达。从红色歌谣的文化因袭、历史流变、多维阐释及传承路径等不同层面展开论述,探寻对红色歌谣精神内核的承继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路径,这不仅为构建具有国内外影响力、感召力和解释力的红色歌谣保护话语体系奠定基础,还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凝铸提供经验。

2022民间文学研究:回归文学及其当代价值的探求

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有学科建设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不同地域、群体个案鞭辟入里的阐述,尤其是在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讨论、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以及民间文学当代价值的探寻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虽然难以一一铺陈所有的研究成果,但这些领域的研究概貌呈现了本年度民间文学在固守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创新性发展。

地域秩序与社会记忆的表达——以山西运城盐池神话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山西运城盐池神话进行文献梳理与实地调查,总结与归纳了盐池神话中所凸显的部落之争、地域神冲突及与盐资源有关的生产生活智慧。神话叙事的言说与池神信仰的实践共同呈现并建构了运城盐池周围民众以盐为中心的区域社会秩序及社会记忆。

文化的他者:20世纪初至40年代盘瓠神话研究

20世纪初至40年代,盘瓠神话作为文化个案引起中国本土以及西方、日本学者的关注,在他们的研究中,更多将其视为图腾信仰理论之中国个案并纳入全球犬图腾信仰地图中,这也就将盘瓠神话之群体纳入西方从16世纪开始建构的全球文明秩序与文明等级中。盘瓠神话阐释背后的文明/野蛮、进步/落后之文化标准和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在当下依然有留存,企望通过这一学术梳理,进一步反思当下人文社会科学的结构性问题和深层的文化秩序观念。

“他观”与“内视”:文化表述的整体性

19世纪中期开始兴起的民俗学,发展到现在已有一百七十余年的历史,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即民俗学者和民俗,正如印度学者萨迪哈纳•奈沙尼(Sadhana Naithani)在民俗学伦理问题中所言a,一直是中轴与核心。研究者对于民俗从最初像对待文物一样发掘、保存、展示逐步发展到注重对它的认知、体认:前者貌似“客观”,但实际上将民俗置于文明的另一端——“他者”,民俗成为文明进化层级中的前一阶序;后者增加了研究者的理解与阐释,关注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沟通,注重情感、互相理解,成为有温度的“展示”。

董均伦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研究

搜集整理是现代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基本问题之一,其关涉民间文学的理论与实践工作。从北京大学征集歌谣运动开始,有关民间文学的搜集、编选、写定就进入了民间文学研究者视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民间文学在新的文艺思想指导下,表现出新的特质。董均伦对民间文学的搜集、研究从延安时期开始,他遵循“为人民的文艺”的指导思想,注重文艺实践,将民间文艺视为人民生活的同时,注重作家的“加工”,希望这一“加工”能更好地传播民间文艺,同时也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他所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史上的典型个案,通过对他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历程进行还原性的历史分析,有助于推进对民间文学本土话语生成、嬗变的理解。